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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茶社老板，当先一骑，煞是古怪，从头顶到脚踝，都用白色洋绉缠满，只露着一张面孔，不认得。前导两名卫队，举着两面大旗，一写“还我山河”，一写“光复大汉”。
见他们了，道旁人众轰然叫好，说“革命军光复扬州了”！
扬州此时也是“无王管”状态。武昌事变近一月来，扬州一直很平静，只有一些在外读书的学生，因为时局不靖，纷纷回乡。他们倒是打算响应革命，保卫桑梓，发动组织了“旅外学生队”，苦于没有武器。两淮师范倒是有学生操练用的步枪，但校方不借。后来答应借了，枪刚到手，听说扬州已经光复。
直到11月7日，镇江林述庆宣布光复，扬州一水之隔，这才惊慌起来。扬州绅商为首的，一是取中过解元的盐商方尔咸，一是商会会长周谷人，迅即召开各界会议，议定组织自卫团，全城发动，每家出一至二人，自备红字灯笼，分区编队，担任夜晚巡逻。事到临头，效率甚高，当天便编成二十四队，一万五六千人。
然后方尔咸、周谷人联袂去见扬州知府和盐运使，劝他们离开扬州。因为这两位是旗人，留任的话，可能给革命党人以进犯扬州的口实。
知府嵩峋不肯走，反而说：“我只希望革命党不伤害百姓。如果还需要问事，我愿意继续维持下去，如果用不着我，我就走。”真跟这位大爷说不通，各地光复，用旧官吏的很多，你几曾听说过用旗人来维持的？
盐运使增厚倒还好，经过反复劝说，他带着家眷和印信，于11月7日下午五点越墙逃走。
咦，为什么要越墙？因为已经有人来报，南门外定字营一群士兵，荷枪实弹，冲进城内，直奔盐运使署，声称是索饷。这下不但盐运使大人要急急逃离，连来劝说的绅商代表，也慌忙作鸟兽散。
定字营冲进运署，将运库洗劫一空。这天傍晚，扬州街道突然多了许多独轮车，每个独轮车上都坐着两个定字营士兵。这很古怪，扬州从来也没有用独轮车运人的习惯呀？后来才知道，兵大爷抢的元宝太多，沉甸甸的，路都走不动，只得抓了一帮运盐的苦力，用独轮车把他们运回兵营去。
当晚，乱兵散后，自卫队出来巡逻。九点，突然呼喊声响彻夜空，江都、甘泉两县监狱大门打开，囚犯们一冲而出，大喊大叫，铐镣声“震动全城”，军警根本不见踪影，自卫队不敢也无法制止，只好逐段卡死道路，持枪而备，驱送他们出城。
后来才听说，乱兵冲击运署，两县大狱放囚，都是孙天生在背后的鼓动所致。这两件事震动人心，但并未扰民，市民并不恨孙天生，但组织自卫队的绅商心里的惶恐忐忑，可想而知。
11月7日的扬州，是多么的忙乱啊，组织自卫队，劝说知府与盐运使离开，乱兵抢劫运署，自卫队巡逻，两县监狱报破，孙天生进城……真称得上一日数惊。
孙天生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问方尔咸周谷人：运司的库房里，盐课（贩盐交的税）还存着多少银子？方尔咸忙说：“今岁盐课已多数解往南京，剩下的也被定字营抢得差不多啦。”孙天生大失所望：“我还指望拿库里的银子发军饷哩！”
运署自然就成了新的都督府，孙天生骑马走到衙门门口，突然停下马，看看围观的民众，道：“署内的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下民众一拥而入，将运署物件抢个精光，连木地板也被人撬走了。随行士绅哭笑不得，只好从别处找来床椅桌凳，不然新都督睡哪里呢？
当夜也没有别的事，只是吩咐全城悬挂白旗。这本是各地光复都有的举动，但扬州独立来得太迅急，各家来不及准备，一时找不到白布的，有用白纸糊的，有用毛巾代替的，总之，闹到半夜，扬州总算光复成功啦。
当合城民众终于在惴惴不安中渐次睡去时，方尔咸、周谷人派出的使者已经渡过了长江，去迎接徐宝山。
迎徐是早定下的方略。徐宝山，人称“徐老虎”，本是扬州盐枭，江南一直流传着他与“白寡妇”的故事（看过高阳小说、李翰祥电影的举手），早几年被刘坤一、张謇收伏，反过来巡防江淮，为朝廷效力。他与扬州盐商，亦敌亦友，曾多次到方、周等人府上做客。此时徐宝山已向镇军都督林述庆投诚，变成了光复军。把扬州交给他，当然比交给那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行径乖张的孙天生要放心得多。
第二日起身，听说知府嵩峋终于不敢再留，逃到天宁禅寺去躲起来，临走时把知府大印扔进了瘦西湖，总算他尽了守土之责。再看满城的白旗，都写上了字，写的是“大汉黄帝纪元元年”，这未免有些启人疑窦，有那从外府来的，或是喜欢看报纸的，都说别处光复，没有“大汉”的国号，而且黄帝纪年今年也不是元年啊？一问才知道是孙都督下的令。莫非传令错误？
于是又上街去看都督府告示，落款写的是“大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年数倒对，“大汉”总是怪异。再仔细一看，更不对了，都督府的印信居然是“扬州都督孙天生之印”，把自己名字刻到印章里，莫非他日换个都督，大印又要重刻？这，这不是儿戏吗？
正在疑虑不安，议论纷纷，孙天生颁出了两条命令：（一）扬州百姓三年不完粮，捐粮全免；（二）严禁奸商哄抬物价，限定大米每石不得超过三元（时价已超过七元），猪肉每斤不得超过二百文。孙天生还传见了商会会长周谷人，要求他约束全城商贾一律遵奉。
这些措施无疑坚定了扬州绅商迎徐代孙的决心。但扬州市民很欢迎这个皮五辣子（扬州评话《清风闸》主角，喜欢以无赖方式劫富济贫）式的都督，短短一天，孙天生周围就集合了一批市民与游民，姓名可考的有：
〖袁德彪（甘泉县公差）、刘癞子（教场口卖拳的）、夏菩萨（小东门做泥菩萨的）、曹小癞子（东关居民）、谢大花（东关削筷子的）、陈长林（教场口做厨子的）、夏恩培（教场口卖膏药的）、尹祺祥（运署附近卖古董的）、黄石岩（警局文牍）、姜善放（城营西门汛官）〗
显然，孙天生在扬州建立了一个“流氓无产者乌托邦”。绅士和商人都认为他是假革命党，而不少市民直到五十年后，仍坚持说孙天生是“革命党的坐探”。
乌托邦好景不长。11月9日上午，徐宝山进入扬州，绅商们赶紧在校场口设筵相迎。还未敬酒，孙天生突然带领一小队定字营士兵出现，破口大骂徐宝山贼骨头，祸害扬州。这正触了徐宝山的忌讳，马上下令麾下士兵放枪，孙天生身手敏捷，杂在人群中，倏忽不见。徐宝山命令举城大索。
抓到孙天生是在11月10日。徐宝山要他带路去起回埋藏的运库银两（大人们都相信抢劫运库是他的指使），徐军士兵押着孙天生走过扬州街市，只听他沿途大叫：“扬州同胞们，要学我孙天生的为人，我在扬州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
这个人从此没了下落。听说徐宝山怕在扬州城内杀孙天生激起民变，借口押他去泰州收集定字营流散的枪械，路上悄悄把他做了。
孙天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众说不一。他一口本地口音，肯定不是外乡人，有人说他在扬州妓院当过龟公，也有人说他是工匠出身，失业后跑到上海，起事前从上海潜回。相信他是革命党暗探的人，说他还有一方印布，是上海革命党发的，被捕后交出证明身份。李涵秋写《广陵潮》，说此人本姓黄，西郊廿四桥人。但也有人说他姓巴，是小牛肉巷人，光复时听见有人叫他“小巴”，祖上在甘泉县钱粮房当过公差。甚至有人说，孙天生在清江浦十三协办的学校里读过书，所以能跟定字营的士兵勾连。
五十年后，还有许多扬州人记得这首歌谣：
“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
这些扬州人记得孙天生的乌托邦，又模糊听说被杀的是个冒充的，他们以为孙天生是真的革命党，但是他没有来扬州，来的这个是假的，所以叫他“冒充孙天生”。（《孙天生起义调查记》）
孙天生从校场口逃跑后，躲在多宝巷一家花烟灯上（就是妓院，或许这就是“龟公”说法的来源？），有人向徐宝山告密，遂被捕。告密的人叫王德林，在得胜桥开一家剪刀店，扬州老人说，当皇帝的那三天，王德林“是孙天生一起的”。
为秋瑾报仇
【浙江老乡发飙】
沪军都督府收掌科长应梦卿，正在办公室里检查昨夜收到的公文信函。号房走了进来：“应科长，有两个人要见都督。”
应梦卿刚要起身去看看来者何人，两个人已经走进来了。头前一人廿七八岁年纪，个子不高，宽颊大鼻，一脸悍勇之气，府绸长衫里的身躯似乎随时会爆发。后一人年轻些，长相英俊。兩人一进门，一团激愤之气扑面而来。
两个人都是熟人，而且是浙江同乡。“老应，陈都督在吗？”“在楼上。”
不等通报邀请，两人径直往楼上走，应梦卿吓了一跳，忙跟在后面。
沪军都督陈其美正在跟参谋长黄郛谈话，头一人昂然走进都督办公室，招呼也不打，喊道：
“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我们革命党为什么要推他出来当都督？”
后一人更踏前一步，大声说：“你们怕死，我来死给你们看！”居然从身上掏出一把手枪，往自己胸口拄。
都督府的三个人都吓坏了。陈其美与黄郛立即站了起来。应梦卿离得最近，一伸手，握住持枪的手，一夺，也就夺了下来，他一手拉着年轻人，一手将枪急忙交给黄参谋长。
黄郛拉开书桌抽屉，把手枪塞到最里面，一边说：“自己弟兄，有事好商量！”陈其美也走上来握住头一人的手，道：“我们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们马上要北伐，光复全国，我们都要到中央去做事，何必计较地方一个都督呢？”
他转头对年轻人说：“介石，你就做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给膺白做副手去。”黄郛当时兼任沪军第一师师长。
又对头一人说：“季高如果要回浙江，就做建设部部长。”
年轻人被应梦卿与黄郛拉住，不说话了。头一人还是气冲冲地，嚷道：“不要做什么建设部长！我要回到浙江绍兴去反对汤寿潜！”
陈其美摇头道：“浙江事刚弄好，你这样一来，岂不是又把大事弄坏了吗？”他见那人不理他，只好说：“你们刚来，还没吃饭吧？老应准备些饭菜去！”
应梦卿应了一声，转身下楼。却听那人说：“我不要吃！”黄郛熟悉他的脾气，便说：“那么我们出去吃，出去吃。”于是让应梦卿去叫两部马车。一会儿，四个人下楼，马车也来了。
应梦卿望着马车远去，好像发了一场白日梦。他跟马车上的四位都是老相识，能感觉出年轻人蒋志清多少有些虚张声势，他与都督、参谋长是换帖兄弟，岂能说翻脸就翻脸？不过头前那一人就不好说了，他的脾气……
下午三四点钟，护兵回来了。应梦卿问他们都督哪里去了，“护兵说他们到一品香吃大菜，吃了大菜就到清和坊堂子里（妓院）打麻将去了”。第二天，应梦卿听说，那人独自离开了上海。
浙江，绍兴，那个叫王金发的人回来了。
【痛失导师】
王金发与汤寿潜的仇怨，还是起自秋瑾之死。
王金发是徐锡麟在浙东游说革命时结识的，算是他的弟子。1906年暑期，王金发自日本归国，凭借大森体育学校优等生的资历，到徐锡麟创设的绍兴大通学堂当体操教员。这年冬天，秋瑾从上海回到绍兴。自此，秋瑾便是王金发的同事、战友。据当时大通学堂学生朱赞卿回忆，秋瑾的形象是这样的：
“秋瑾是每天来校的，朝来晚归。她坐一只中号花浪船，两名船夫把她接来送去。她一上岸，一直踱进校长室或者教员室。她并不兼课。她的身体不高大，高鼻梁，时常梳一条辫子，着一件鱼肚白竹布长衫。脚虽缠过，但着一双黑色皮鞋。”（《大通师范学堂》）
秋瑾不太与学生打交道，但王金发与之交往颇密，而且很崇拜这位巾帼英豪。有一次王金发带老师徐锡麟的密信去给秋瑾，回来后写了两句诗：“莫道男儿尽豪侠，英雄还让女儿占。”他后来流亡上海，开办了一所学校，作为反袁基地，名字即叫“竞雄女校”，以纪念号为“竞雄女士”的秋瑾。
1907年5月，秋瑾在绍兴召集“浙东光复军”，推在安徽的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王金发任光复八军中的一军“分统”，主要负责家乡嵊县的会党联络。秋瑾的计划，是先在金华、处州发动起义，待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