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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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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5月,秋瑾在绍兴召集“浙东光复军”,推在安徽的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王金发任光复八军中的一军“分统”,主要负责家乡嵊县的会党联络。秋瑾的计划,是先在金华、处州发动起义,待杭州清兵出援这两处,再以嵊县光复军急袭杭州,一举奏功。故此嵊县军是浙东光复军的精锐,人数也超过四分之一。起义日期先是订于阴历五月廿六,徐锡麟将于同日在安庆发动。后来因为准备未妥,金华等地又有泄密迹象,秋瑾将日期改在六月初十。

五月廿六,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死难。王金发在嵊县,看到上海报纸消息,立即率三十多人,于廿九日夜赶到绍兴。按王金发的想法,大通学堂立即起事,先杀绍兴知府贵福,再谋攻杭。秋瑾则坚持等到六月初十——我猜秋瑾听到徐锡麟死事的消息,已觉事无可为,无意让大通学堂学生冒险。

知府贵福肯定比秋瑾更紧张,他与大通学堂的关系颇深,秋瑾还在他家里当过家庭教师,认过太夫人做干娘。早前有人在绍兴大街小巷张贴揭帖,称大通学堂为“匪窠”,他也没有过问太多。因此所谓胡道南等绅士告密,其实多半是借口,这场起义根本没有太多秘密。贵福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连夜赶往杭州,请来新军弹压事变。

浙江巡抚张曾敭派出三四百人马前来,六月初四进入绍兴。王金发又劝秋瑾固守抵抗,秋瑾却只是催学生及办事人员从速走避。王金发当然不肯走,秋瑾“促之再四,声色俱厉”。此时清兵已临校门,大通学堂并无边门后门,学生只好从大门往外涌,结果两名专修科学生中弹。“不多时,李益智的部队把大通围得铁桶一般,阖城大小文武官员都到了。什么名册呀,文件呀,书籍呀,老毛瑟枪呀,夹壁里的一箱一箱子弹呀,凡是可疑的东西和人们,都捆载的捆载,逮捕的逮捕了”。

王金发就在这个时候逾墙渡江而去。他深夜返家别母,再仓卒出奔。其母逃走,其妻沈雄卿被捕。沈氏学了《水浒》里宋江的手段,在公堂上撒屎拉尿,胡言乱语,地方官拿她也没办法,只得骂几句“土匪婆”后收监。

六月六日,秋瑾就义于古轩亭口。在王金发从事革命的岁月里,称得上他导师的,大约便是徐锡麟与秋瑾二人。两位导师,不到十日内,皆死于清廷之手,对廿四岁的王金发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打击?

【“今之聂政”】

在1908年陈其美派人找到他之前,王金发在嵊县当强盗头子,这便是鲁迅所说“绿林大学”的由来,嵊县人称他为“金发强盗”,并且这个名字也迅速具备了吓阻小儿夜哭的功效。王金发还做了一件事:他潜回绍兴,杀掉了据说向贵福告发秋瑾谋反的绅士胡道南。后来绍兴同乡蔡元培有文为胡乡绅辩冤,但王金发不会放过任何为秋瑾报仇的机会。陈其美称王金发为“今之聂政”,除去称道他的暗杀技术高明之外,“有仇必报”的性格特点也在其中。

浙江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秋瑾案中扮演什么角色,谁也说不清。反正王金发相信,浙江巡抚张曾敭曾就“是否拿捕秋瑾”征询过汤寿潜的意见——清末的地方大吏,大多并不愿意与革命党结下死仇,善耆可以放过汪精卫,端方可以放过孙毓筠,传说铁良为了把自己从革命党的暗杀名单上抹去,还出资赞助已经财政窘困的《民报》。安庆案发,徐锡麟被捕,藩台冯煦再三为他开脱,徐死后还撰联自忏“英灵不昧,鉴兹謇謇匪躬愚”。张曾敭为何不能放过绍兴一名尚无革命实据的女人?

据说汤寿潜极力怂恿张曾敭“杀一儆百”,才有漏夜派兵往绍兴之举。无论是否真事,王金发曾誓言要诛杀汤寿潜,并屡次向陈其美提及,陈其美则竭力劝阻,称汤寿潜“人望所归”,将来浙江光复还要借他的助力。王金发虽然是光复会出身,对引领自己复归革命之路的陈其美倒很服气,虽然从此不提刺汤,但要他甘心奉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那是万万不能。

杭州光复,王金发是敢死队长。浙江自从徐锡麟、秋瑾先后蒙难,光复会众星散,人心颇显萧散,以至于光复前夕,新军、宪兵、谘议局,商量不出一个都督人选来,在上海代表的反复催促下,才决定独立“越快越好”,但又以浙军只有正规枪炮,不利机动为由,要求由上海方面派遣敢死队,自备炸弹手枪。于是王金发率众回杭,九月十五日(11月5日)一战,敢死队冲锋在前,其中不少是徐、秋当年的学生。

王金发的敢死队,光复后就住在藩台衙门。他听说推举出的都督是汤寿潜,拒绝浙军政府的财政官员进入藩库查点。最后军政府派来了一个与王金发私交甚好的嵊县同乡,才能单身进入藩库检视,发现里面只有制钱,没有元宝。

王金发到上海告状不果,回浙后不理浙军政府,带上敢死队里的嵊县人,直赴绍兴。金发强盗的号召力也真大,散处全浙的嵊县光复会员,听到消息也纷纷来投奔。王金发入绍兴时,只是几十人枪,很快扩充成一个团,跟着又扩为一个旅,甚至有计划成立一个师或军。

王金发来之前,绍兴听说杭州光复,马上也宣布了独立。这就是鲁迅在《范爱农》里说的“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绍兴分府的府长是前知府程赞清,职官以旧乡绅为主,还则罢了,治安科长章介眉,那是王金发的眼中刺肉中钉。

【捉放章介眉】

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折奏师爷”,这是很重要的职位,因为圣眷若何,称职与否,往往取决于奏折的巧拙。当年左宗棠就是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当折奏师爷,声誉鹊起。绍兴是师爷之乡,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乡,势力可想而知。

让人奇怪的是,章介眉与秋瑾,或绍兴革命党人,究竟有什么三江四海之仇?按当时传说与史书记载,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贵福杀秋瑾,是他极力怂恿“先斩后奏”,还代拟了给朝廷的奏折,徐自华、吴芝瑛为秋瑾在西湖边建墓后,又是他出主意,让浙江巡抚增韫平毁了秋墓——章介眉这样做,所为何来?没有人知道。秋瑾胞弟所著笔记《六六私乘》里只有八个字:“事无佐证,章固弗承。”

然而时人都相信章介眉是秋案的主要凶手。大家何等熟悉鲁迅日后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这段话:“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全集》的注释说“告密者”是胡道南,然而这段话指的当然是章介眉。“告密”实在是很奇怪的罪名,秋瑾与徐锡麟的关系,尽人皆知,大通学堂也由徐手创,徐锡麟在安庆犯下泼天大案,浙江方面岂有不对付大通学堂之理?再说不管胡道南还是章介眉,都不是革党中人,他们有何密可告?无非是所谓“出首”,给地方官的捕杀行径提供一个由头而已。

杭州光复消息传出,绍兴立刻成立了军分府,宣布独立。这至少说明从知府程赞清,到乡绅章介眉,决非大清朝的死忠顽臣。既然三年后见风转舵,何必三年前赶尽杀绝?他们难道不能像俞明震办《苏报》案,能放的全都放走,只剩下不肯走没走成的章太炎与邹容?此案殊多不可解。

且不论事实如何,王金发怀着深仇大恨,却终于没能砍下章介眉项上人头,是因为章介眉与山阳县令姚荣泽一样,并非一名地方过气官吏那么简单,背后也有着庞大的绅商势力。不妨说,这二人是江南士绅的代表符号。在革命之前,江浙绅商,从来是近于“官”而非近于“匪”者。助官剿匪,本是士绅尽力桑梓的一种表现。光复之后,能不能以支持、配合革命的表现,赎去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愆,关系着绅商集团人心是否安妥,也关系地方局势能否平定,进一步说,关系着江南能否成为革命稳固的后方,以支持革命党人的北伐大计。无疑,北京的袁世凯非常愿意看到江南的革命党人与绅商集团内讧不断,自相残杀。

王金发虽被人称为“莽男儿”,但并非真的有勇无谋。他以“有要事商量”为由,将章介眉诱至知府衙门逮捕——这也说明章介眉有所恃仗,并不认为王金发一定会杀他。就在王金发派兵封锁章宅,调齐章介眉与秋案相关的全部案卷,所有人都认为章介眉死到临头之时,他终于还是放过了这个为秋瑾报仇的大好机会。

黄兴从南京派人来为章介眉说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出王金发受到的压力有多大。王金发治绍期间,处决了五十多名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无人敢管,浙江都督汤寿潜还赞其为“英雄”,但为了章介眉,想必江南整个绅商集团都在向新政权施加压力,不然何至于惊动远在南京的黄兴?王金发若杀章介眉,不仅是与绍兴一城的士绅作对,更有可能导致江浙革命党与绅商集团的大内讧。此非危言耸听,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后,旗营参领贵林父子被人告发私藏军火,阴谋反叛,总司令部下令处死两人。浙江都督汤寿潜因为此事未得他同意,大闹意见,力求辞职,终于闹出一场小小兵变,军队回浙后都督之位被朱瑞夺得,浙江亦于民元后被纳入袁世凯的势力范围。

章介眉虽像姚荣泽那样死里逃生,但吃的苦头也不少。在候审的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王金发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为了赎罪,章介眉捐出了家产的一半(三千亩田产,现洋五万元)给绍兴军政分府。据说章介眉住在乡下的儿媳在王金发来后被乱兵强奸,恨他的人会说这是“报应”,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当上了袁世凯的高等顾问,而王金发二次革命失败,赋闲杭州,你说章介眉会不会报复?

据秋瑾家人说,二次革命后,新的秋瑾墓尚未建成,章介眉从北京“派大员一名来杭,指令将秋瑾的坟改低三尺,铜像取消,三杰所作墓碑不用”——所谓“三杰所作墓碑”,指的是秋瑾墓初建时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杭州名金石家孙菊令篆刻的《墓志铭》。

【“大做王都督”】

王金发释放章介眉,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周树人极不以为然。周树人与学校学监范爱农一样,对于革命后的世界,有着纯粹化的想象,周树人后来一直在著作里讽刺“咸与维新”这一策略性的统战口号。他们对老同学、老朋友王金发来治绍,肯定寄予厚望,认为在他治理下,绍兴能够面目一新,实现徐锡麟、秋瑾等烈士的革命理想。

然而王金发颇令他们失望,尽管有些雷厉风行的手段,如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平粜施赈等,但他与绅商妥协(如释放章介眉)、任用私人(尤其是嵊县同乡)、生活奢靡(用洋油箱挑着银元回嵊县还债),这些风习,当然很惹理想主义者的不快。因此鲁迅在《范爱农》里揶揄道:“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了,天气还并不冷。”

单看这样的记载,似乎王金发已经变了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其实王金发至少对老朋友还不算坏。第一次在光复后的绍兴见面,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有趣,毫不客气地上前摸了摸,说:

“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

官名“王逸”的王金发都督肯定有些发窘,但也无可如何,接着便委派范爱农做了师范学校学监。据他的手下回忆,王金发在绍期间,一直保持着“欺上而不傲下”的风格:“对于绍兴的地主绅士,发现错误狠狠批评,不留情面。对老百姓总是笑嘻嘻,态度很和气。所以许多绍兴老百姓见了他,都叫他‘金发哥’。”一万多人的部队,滋扰百姓的事情很少发生,连他部下的一个连长,都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绍兴旧绅士的乌烟瘴气,我们很看不惯,都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对象”。(龙恭《在王金发的部队里》)

然而王金发没有力量、也无意改变绍兴的社会形构。他来绍兴,主要是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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