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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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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金发没有力量、也无意改变绍兴的社会形构。他来绍兴,主要是想利用绍兴盛产锡箔与老酒的富庶,练军北伐。此计划深受孙中山的欣赏,称王为“东南一英杰”。问题是,练兵要钱,王金发不逼迫老百姓,只管追比绅商,甚至提前征收下年田赋,弄得绍兴豪绅骂他是“历朝以来最坏的官府,是蛮不讲理的都督”。王金发讨厌士绅,不允派兵镇压抗租佃农,但他也不阻止地主下乡硬收田租,农民当然也不满意这位都督。而且他那些平粜施赈之类的新政只到出告示为止,根本无法推行,民间歌谣唱道:“同胞,同胞,何时吃饱?都督告示多,日子过不了!”又有民谣骂王金发及属下“吃的油,穿的绸,早晚要杀头!”上下交讦,“金发祸绍”之名传遍江南。

只有南京的孙中山深知王金发的苦衷,特地通电杭州,为王金发及其手下“辨诬”,要求查问“绍兴公民孙杰等”“捏词诬控,系何人指使?按律严究,以销隐匿而雪冤诬”。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孙中山还让黄兴任命王金发为南京留守府顾问官,前大总统给王金发的定评是“正直清亮,节镇越东,未允物情。旦夕将别有处分”。邵力子告诉王金发,这是张居正勉励部下的话,张的部下也是有能力,但舆情不洽,张居正认为调动一下为好,中山先生是借此言勉励你啊。

王金发治绍八月,被迫离开,他不肯便宜后任,况且还想着北伐,在任所得军费一概带走,一清点,发现尚余四十多万。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祸绍”的名声何来。王金发走后,浙江革命党势力便日渐消减了。

王金发死于1915年6月2日,33岁。离他敬爱的秋瑾蒙难,将及八年。这八年中,秋瑾墓六次迁移,从绍兴城郊迁至城门外,又再迁至西湖西泠桥侧,被平毁,再迁回绍兴严家潭,1909年迁往湖南湘潭与其夫合葬,长沙光复后迁往岳麓山,1913年又迁回杭州西泠桥。

有意思的是,浙江督军朱瑞照章介眉所请降低了秋墓的规格,却又“假惺惺地为之撰文,刻碑,立于墓前”,这一行径后来被解读为“慕取虚名”。王金发被枪决前住在杭州一个月,朱瑞派人陪同,日日纵酒西湖,时时能看到秋瑾女士的坟墓。这,大概是他临终岁月中的最大安慰了。

休言女子非英物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秋瑾《鹧鸪天》〗

【秋瑾的弟子】

据说,杀害秋瑾的主事者、绍兴知府贵福,死于两双少女之手。

“据知府衙内传出:在贵福被杀前两个月,有一少女到贵福家去当丫环,侍奉夫人。贵福死后,这个伶俐的丫环突然失踪。还有传说:贵福猝死当夜,有人看到两条身轻如燕的黑影,翻墙进入府内。在贵福妻子惊醒后的刹那间,她似乎看到有两个身材苗条的影子在床前一闪而过,还听到一个女声向同伴低唤:‘快走!’顿时像仙女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沈寂《盖世奇女尹氏姊妹》)

杀贵福这事,比较像传奇。要知道这一年尹氏姊妹姐姐十七岁,妹妹十二岁……关键是她们的家人后人都没提起过这件事。

尹氏姊妹是浙江嵊县人,王金发的同乡。她们一共三姐妹,父亲叫尹阿小,大姐叫尹金仙,家里是最普通的浙东县民。尹锐志与尹维峻可能是加入光复会后,师友帮她们改的名字。

二姐尹锐志能在十三岁加入光复会,据说是因为她识出了省里派来嵊县破坏光复会的密探,及时报讯,让王金发等人可以避开,同时也帮助嵊县同志清除了内奸。这是1903年的事。

转过年的年底,嵊县迎来了一位惊世骇俗的人物。这位人称“鉴湖女侠”,自称为“竞雄”的男装女士,其实也刚刚加入光复会不久。她从日本回国,由陶成章写信认识蔡元培与徐锡麟,就此成为一名光复会员。

但她立刻便成为光复会最好的宣传员与召集人,回乡未久即连续在浙东一带活动、演讲。她在这里遇见了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尹锐志,尹小姑娘后面还跟着一个更小的姑娘。尹维峻当时才九岁,后来尹锐志回忆秋瑾与妹妹有一段对话:

秋瑾:“满清政府好不好?”

尹维峻:“我们中华儿女为什么要受异族统治?政府又那么腐败,当然不好!”

秋瑾:“满清政府既然不好,应不应该推翻它?”

尹维峻:“应该推翻。”

秋瑾:“推翻满清政府,需要采取武装革命。”她告诉尹小妹,武装革命就是要将中华儿女组织起来,用武力推翻满清政府,由我们中华儿女自己来掌权。“这样就需要一个革命组织,叫光复会。你愿不愿意参加?参加革命组织有被人捉去杀头的危险,你怕不怕?”

尹维峻(坚定地):“我愿意参加光复会(边说边点头),我不怕杀头(边说边摇头)。”

就这样,秋瑾用一种小学老师的方式,将小学三年级年龄的尹小妹招进了光复会。

老师很快又回了日本。尹氏姊妹继续在嵊县的新学堂念书。一年后,老师返回绍兴,任教明道女学堂。尹氏姊妹也跟着进了这个学堂。

1906年,秋瑾将两姊妹召唤到上海。秋瑾显然非常钟爱这对小弟子,以她们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立了“锐峻学社”,作为光复会在上海的总联络点。因为旁人不解其意,这个名称常常被传成“锐进学社”。尹锐进与陈伯平等人一道,联络江苏、浙江的会党。尹维峻帮着老师办《中国女报》,负责发行。

就在这一年,有个十七岁的嵊县青年在杭州考入弁目学堂,同时也加入了光复会。他叫周亚卫,也是在秋瑾介绍下加入的。秋瑾来杭州发展会员,成果不小,后来的浙江都督朱瑞也是在此时,与一批第二标军官一起加入了光复会。周亚卫的同乡、同学中,一道入会的还有一个叫裘绍的。弁目学堂入会的学生很多,秋瑾当然猜不到,这两个青皮后生,将来会成为自己疼爱的尹氏姐妹的夫婿。

周亚卫多年后还清楚记得秋瑾当日的样貌:“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绉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秋瑾三十二岁,光复会青年会员都称她为“秋先生”。

他甚至记得秋瑾在杭州住处的详情。抚台衙门前过军桥南首路西一家叫“荣庆堂”的小客栈,“走进客栈门,过一个约两公尺宽的狭长天井,踏上檐阶,有一条小弄,左首的房间就是秋瑾的住室,窗户临天井,室内明亮,来人晤谈,就在这里。斜对过,小弄的右首,比较隐蔽的一间,是新会员填写志愿书、秋瑾和新会员谈话的地方。”

交往短暂的周亚卫尚且印象如此深刻,一直追随秋先生的尹氏姊妹更是刻骨铭心。在秋瑾身边的一年多时间,是从小热爱自由与新知的尹氏姊妹生命中的黄金时光。她们跟着老师来了上海,又返回绍兴,结识了许多同志,日夜为革命奔忙。丁未年(1907)五月,她们被派回嵊县,准备浙东起义,攻打杭州。

很巧的是,杭州弁目学堂的周亚卫,此时已经考上了第一营正目,被派回大通学堂担任联络工作。他来绍兴时尹氏姊妹已经离去。不过,他是嵊县人,秋瑾派他回家乡协助竺绍康组织队伍。仍然不巧,周亚卫被派往嵊县南乡乌岩镇,不在县城,再次与尹氏姊妹擦肩而过。

刚到乌岩镇,嵊县来了个人,告诉周亚卫徐锡麟蒙难、秋瑾被捕的消息。周亚卫跑回嵊县一看,机关所在地门户大开,空无一人。杭州发往嵊县的通缉名单里,有王金发、竺绍康,也有尹锐志、尹维峻,还有他的同学裘绍,但是没有周亚卫。被通缉的人都逃到上海租界去了,周亚卫倒可以安然回杭州,继续当他的第一营正目。陆军小学堂成立,他又被派去当副学长。在那里,他跟一位来自安徽的地理历史教员陈仲甫混得很熟。

【黎元洪躲到我床下】

丁未之役后流亡上海的光复会员,无不以为徐、秋报仇为己任。然而群龙无首,联络诸同志的任务,居然落到了十七岁的尹维峻、十二岁的尹锐志身上。

尹氏姊妹在上海街头,当了两名报贩,每天收入所得,除了维持生活,还周济周围挨饿的同志。实在挺不下去时,也接受王金发母亲寄来的小笔款子。小妹尹维峻发誓要为秋瑾报仇,自学了制造炸弹技术,就在上海就地制造炸弹。

传闻在1909年,尹氏姊妹带了十多位同志,携着自制的炸弹远赴北京,计划刺杀满廷要人,在北京等了将近一年,人地生疏,朝廷防范周密,难以动手,只得返回上海。

然而这几年中,上海光复会的势力确实一天大似一天,尤其1910年陶成章从南洋归来,在法租界平济利路重设光复会总机关,名称仍然叫“锐峻学社”,由此也可见尹氏姊妹在上海光复会中的地位。

光复会的眼光不只放在下江地区。1911年9月,尹锐志到了武昌,与第八镇新军联络,希望湖北、上海、江苏、浙江数省同时举义,长江中下游一动,清廷天下即失其半。

尹锐志在武昌,住在一位嵊县同乡家。嵊县地属绍兴府,这位同乡在外游幕,也算是“绍兴师爷”。

武昌事变,尹锐志听到消息,马上去找往常联络的新军弟兄。当日武昌官吏四散,革命军主事的是第八镇工程第八队队官吴兆麟。吴兆麟觉得自己这批人的威望声名,近不足以联络汉口西人,远不足以号召各省军民,因此他建议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众人亦不反对,可是黎元洪不在府内,武昌城内遍寻不着。咋办?

只有尹锐志知道。她的那位同乡,正是黎元洪的幕宾,黎元洪不愿出来承事,从家中逃出来,藏在幕宾家,却没想到这位绍兴师爷府上,还寄居着一位光复会的女首领。

尹锐志当然不会替黎协统隐瞒,于是吴兆麟等一群军官拥入幕友家——此处的记载又开始出现大分歧。

被找到之后怎么样,黎协统自己语焉不详,只说10月10日晚他被参谋、副官“力劝暂避”,于是先到一位参谋家换衣服,再躲到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天明时,各军代表寻至谢家,将他拥至楚望台,再到谘议局,就任都督。

可是外间都传说黎元洪是被新军军官(吴兆麟或张振武)从床下拖出来的。最早也最生动的叙述,来自民初《震旦民报》上的《新空城计传奇》,作者蔡寄鸥:

“众兵径直赶至内室搜查,到处没发现黎的踪迹,在内房里搜查的士兵,只听得木床在不断地抖动。他们在床架子上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床底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他们就吓唬着吆喝道:‘什么人,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连忙说;‘快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带兵时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黎还是不肯出来。众兵只好掀的掀床,拉的拉人,将黎从床底拖了出来。”

据说黎元洪的下属曾拿这份报纸给他看,建议他抓人封报。黎菩萨表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是抓人封报,反而授人口实,遂置不问。不过这个传说越来越盛,192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革命史》,1938年邹鲁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皆以“黎匿床下”为定论。虽然因为派系问题,国民党方面“唱衰”黎元洪是情理中事,不过诸书言之凿凿,虽然为黎辨诬者也不乏其人,总归是一桩疑案。

尹锐志的小叔子周进三回忆称,大嫂亲口告诉他,黎元洪就是在嵊县老乡家被找到的,而且黎吓得躲到其中的那张床,也并非主人卧室的什么宁式大床,就是“客堂间临时所搭床铺下”——说到此,尹锐志想必自觉十分好笑,因为黎藏匿的这张临时床铺,正是这位廿一岁上海女客的眠榻。

【敢死队长】

武昌起义定局后,尹锐志迅即赶回上海,筹备上海光复。这几年光复会已经与沪军、吴淞海军、陆军都建立了联系。“光复军”总司令虽是陶成章从南洋派回的李燮和,锐峻学社的中心作用却日益凸现,光复军的总司令部即设于此。

上海光复前夕,几个人经常通宵不眠地抓紧赶工,制造炸弹——不只是上海光复用得着,杭州方面还要求支援炸弹手枪。制造地点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一说霞飞路)维昌洋行三楼,直到11月2日。

尹锐志已经工作了一夜,将近天明,助手杨哲商与平智础力劝她休息一会儿,由他们两人代为操作。尹锐志刚刚入睡,正在制造的炸弹爆炸了。

事故是不是因为操作失误已不可知。整个三楼的屋顶都被掀翻。离炸药最近的是杨哲商,他被炸得全身粉碎,只剩下一个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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