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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日人经营南满，遂与俄分为主人。今中国若能急造恰克图铁路，则由柏林至北京只须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进步。从此以后，中国与俄分作欧亚交通之主人，而南满、东清皆成冷落，日本经营朝鲜、满洲之势力必将倒退十年。此乃中国自强千载一时之机遇也，愿摄政王勿失机会。”
郑孝胥还对摄政王说，变法之本，总括为四个字“借债造路”。他看见摄政王频频点头，脸色甚悦。
这场奏对持续了二十分钟。
据郑孝胥日记说，没几天，《北京日报》就刊布了他入宫与摄政王的对话，但全系捏造，其他华文大小报纸也纷纷附和，指责郑孝胥为政府收买利用——在之前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是坚定的立宪派，舆论不免认为，在欺世盗名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郑居然坦然接受湘藩的任命，并力主铁路国有，借债造路，不啻是一种背叛。为此郑孝胥将与几位湖南京官的对话记入日记，以明心迹：
“仆未尝为实缺官。今入官场，殆如生番不可以法律拘束者，不知闹何笑柄。然决不能合格，明矣。”又曰：“天下明白人居多数乎？少数乎？”曰：“少数耳。”“然而则作事宜求谅于少数之明白人，抑将求谅于不明白之多数乎？”
为了辨明舆论对自己的误会，郑孝胥在日记中大段摘抄外报如《太晤士报》对自己的评价：“新任湘藩郑苏戡，其奏对之辞……大抵审度时势既极精当，复极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国能简拔如是之人才十数辈或数十辈，列诸西津，畀以政权，则中国之应付时局，其和平坚卓自应远过于今日也。”
他甚至在日记里大放豪语，如“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
写下这番话时，郑藩台已经离京，往长沙赴任的途中，绕道苏州，拜会了江苏巡抚程德全。郑孝胥当然不会想到，他称为“雪帅”的程抚台，距离摇身一变为独立江苏的程都督，只有不到五个月了。
【秋凉】
10月10日那天，恽毓鼎访友，收信，晚上赴一个饭局。在饭局上他听说七天前四川的嘉定府、雅州府相继失守。恽毓鼎很相信谶讳之学，他觉得今日午前“无云而雷，兵象也”，只不过，他以为这天象应在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四川。
恽毓鼎对于朝廷处置四川事变的举措一直颇为不满，9月18日，他在日记里数落朝廷张皇失措的表现：“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督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朝廷把能调的人都调了个遍，还是找不到稳妥的解决方案，恽毓鼎认为是“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
吴宓已经融入了清华的“洋学堂”气氛之中。他参加了英文演说会，10月10日这天正好有活动，他讲的题目是“How to Make Our Future Life”（如何创造我们未来之生活），会后投票，吴宓竟以十一票居首，少年心性，不免得意。
郑孝胥从湖南布政使任上，被湖广总督瑞澂派入京师参与厘定省制行政，已经有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一路向西的钦差大臣端方，不断直接或通过盛宣怀向郑孝胥致意，希望他能入蜀帮助平靖川事，一会儿说“艰难险阻，谅所不辞。缓急扶持，交情乃见”，一会说“在宜昌专候”。郑孝胥颇有些不胜其烦，有几封端方来电，干脆不译，他是决不肯去蹚四川这道浑水的。
10月10日，郑孝胥去前门西站送他的随员李宣龚回湖北。之后仍是一连串的访友。最近上海各报对郑孝胥意见很大，不断攻击他为政府收买，从立宪派变成清廷的能吏，而上海那边的商务印书馆、大豆公司也牵扯着他的精力。
此次入京参与讨论的政制大纲，进展颇为缓慢，但主旨很明显：分权。各省督抚由内阁任命，督抚对内阁负责，督抚拥有对地方官吏的任命、监督权力，可以节制巡防队，而且兼理司法行政。裁汰冗员，道这一级官制基本取消。关、盐、粮、河这些独立的官制系统，不得兼管地方行政。
最早知晓武昌事变的，当然还是离权力核心最近的郑孝胥。10月11日，他就从不同的渠道闻知武昌起事的消息。要知道湖北湖南同气连枝，他身为湖南布政使，家眷还留在长沙，武昌一乱，难保不波及湖南，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12日中午，盛宣怀电邀郑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载泽府第吃饭。载泽表示，盛宣怀今早已入宫应对，明早自己也要被“叫起”，希望郑孝胥能帮他参酌应对之策。郑孝胥提了四点：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
13日，郑孝胥登门求见盛宣怀，府里说盛大人一早入宫，还未出来。郑孝胥在盛府等到中午，仍未等到，只好出门找别人打听消息。外间纷纷传言“长沙有变”，有人还说得绘声绘色：同事里有湖南人，已得到家里电报，说省城被革命党攻陷，家里人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说的人多了，郑孝胥“虽不遽信，亦颇震动”。这一天，还有人传说南京两江总督衙门被焚，芜湖也发生事变，等等。
郑孝胥跑到前门西站，大概想从来往旅客那里打听一些消息。不料车站寂无一人，只有二十余辆军用专列开拔。另外，就是两队禁卫军开入正阳门。夜里连月色都没了，北京气氛一变为肃杀惊怖。加上前几天天气骤凉，棉袍也穿得住了，人心也和天气一样冰凉。
好在夜里得到长沙来电，称湖南尚算平靖。湖南巡抚余诚格也有电报来，表示已派遣防营往武昌，防止革党入湘。告诉郑孝胥这件事的，是外务部副大臣曹汝霖。
恽毓鼎10月11日午后赴天津办事。晚上住进旅馆后看报纸，还只知道四川叙州府（乐山）失守的消息。他内心替朝廷着急：川事糜烂至此，为什么还不肯罢斥赵尔丰？难道四川就不要了么？想起在火车上看见“月出时其色如血”，益发觉得那是刀兵之象。
第二天早起，接到儿子快信，才知道这刀兵之象应在武昌。而且旨意已下，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军赴援。他儿子宝惠正是在荫昌手下当差，少不得随同出征。这一下，武昌事变也就与恽毓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3日，恽毓鼎回到北京，见到即将出征的儿子宝惠，“意气甚壮，心为宽慰”。从宝惠那里他听到更多的武昌消息：汉阳失守，铁厂、枪炮厂都已落入革命党手中。在恽毓鼎看来，最可恨的无疑是湖广总督瑞澂，听说他半个月前就已经将眷属全部送回京师，还运载了多年受贿所得，分明已经打算好了要逃离武昌这个是非之地。八月十三（10月4日）听说有革党起事的消息，立刻把铺盖搬到楚豫号兵轮上，白天在总督署办公，晚上住在兵轮上。10月10日一听到枪炮声，瑞澂立即逃上楚豫号，属员们自然作鸟兽散，让革命党毫不费事就占领了武昌。恽毓鼎恨恨地写道：“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吴宓10月12日晚上看报才知道武昌事变。前两天他一直在抱怨清华学堂选拔留美学生不公，选择班长舍长不公，管理学生亦不公，这时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了清华园外的中国：“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
13日，报纸腾传郑州北黄河铁桥已被割断，郑孝胥去火车站，发现车票确实只卖到黄河以北，而且南北通信已断。
14日，北京的大恐慌终于爆发了。政府下令各报，禁止刊载各省乱事，这反而为谣言拓展了无限的空间。远在清华园的吴宓，都能感受到“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谣传长沙、广州、南京均已失陷，四川乱氛愈炽，连江西、安徽也不安靖。清华学堂原拟本月二十五日（8月16日）举行秋季开校仪式，如今学部通知延期，可见情势紧急。
恐慌其实是从官场开始的，官吏们的信息渠道最多，谣言也传得最多。京师的管理者也变得张皇失措，如外城突然勒令所有戏园子停止唱戏，并让巡警在各路口稽查行人，一副革命党已大举入京的征象。大批京官携亲带眷，涌往前门车站，想逃往天津租界，邮传部为防止出事，声称要停开京津火车，这一来恐慌更甚。逃不走的市民，则围堵大清银行与各银号，挤兑现银，银行银号经受不起，只得关门。银行关门，引发恶性循环，所有商铺拒收银行钞票，只收现银。接着便是米价飞涨，恽毓鼎称，每石银要卖十二两（郑孝胥记载是二十元，即十六两）。幸好新政办巡警还算得力，不然庚子年的惨象又将重现北京。
吴宓听人说，这次的银行挤兑风潮是政府诸大老挑起的，总理大臣庆王奕劻率先向大清银行提取金币三十万两，转存入外国银行，大小官员纷纷效尤，才导致没有任何真实威胁的情形下，市面大乱。
郑孝胥身边的同乡好友，如林琴南，也都在忙着送眷属去天津租界避祸，郑孝胥的家眷在湖南，倒省了这份心。15日一早就被盛宣怀叫去，要他拟一个电报给湖北，悬赏十万元，希望能收买已反正的四十一标，并要求保全兵工厂与铁厂。盛宣怀还告诉郑孝胥：不管鄂事如何，这次不会再放你回湖南了。从盛府回来，郑孝胥拟了一个条陈，希望朝廷明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俟其抗拒乃击之。权力中枢希望湖北之乱早日平息，不要引致各省的连锁反应。
陆陆续续有人从武汉归来，但传说的消息很不一致。吴宓听到的说法是“革党此次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扰害”，而恽毓鼎则亲耳听闻，革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并请过江到武昌晤商。只有美国领事因为省城教堂、侨民众多，过江去查看，“匪党排队鼓乐迎入，美领睹死尸遍街巷（皆旗兵之被杀者），怫然曰：‘公辈自命文明，乃残杀无辜若此，岂文明举动乎？’”于是认定革党为“草寇”。恽毓鼎无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说法，自洪杨之变以来，叛乱者每因得不到洋人的支持而失败，清廷当然希望此次亦能如此。加上10月19日，听说清军前队马继增、王占元部在刘家庙击败革党，黎元洪、汤化龙均已遁逃，恽毓鼎不免推测革党“大约溃散在即矣”。
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牵挂家眷安危。10月19日，清军小胜，20日，郑孝胥便收到内阁交片一件，其文曰“交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即请训，迅速回任。钦此。此交，八月二十九日。”公文随便写在一张白竹纸上，相当草率，但这毕竟是公文。郑孝胥不敢不从，当日即往琉璃厂花八钱银子买了一挂朝珠，备请训之用。
10月21日，郑孝胥连续拜访朝中显贵，也许是想就鄂事商讨一二对策，并取得王公大臣们的支持，毕竟他马上就要面对湖北乱党。谁知访盛宣怀，不在，拜谒庆王，称病请回，再去找内阁协理大臣那桐，那桐根本不见。最后终于见到了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谈了良久。
10月23日，郑孝胥请训，召见。这都是过场，这日见到了庆王，也没什么话，只说自己带病坚持办公，最后去辞别盛宣怀。这位不可一世的重臣也“意绪颇仓皇”，他告诉郑孝胥，长沙消息很不好，连电报局都已被乱党占据。
10月25日下午四点，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他在旅途上盘算万端，仍然认为中国今日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清廷未到覆灭之时。如今朝廷谕袁世凯总督湖广，“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郑孝胥认为到那一步，获渔人之利者将是日本，但日本国力还不足以吞并中国，则中国必将瓜分豆剖，为列强分据，列强再以华人攻华人，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
念及此，郑孝胥不禁哀叹：“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他有些后悔接受湖南布政使的任命，弄得现在与所爱者天各一方，音讯断绝，无由拯救。轮船停在烟台，悲痛伤心之下，他笔端变得凄厉：“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举远镜，见玉皇顶峰峦千迭，皆积恨耳。”
29日，船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