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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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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资阳模范小学念书的罗任一也回忆说,这种“水电报”被老师比作“檄”,“见方约七寸上下,厚约四分,有的两面写字,有的写一面。木牌上写的全是口号式的文字,反对铁路国有,争回川路自办以及铲除卖国贼等等”。模范小学的蔡老师带着学生去江边拾水电报,“捡回后照制木牌,刨光,写字,加油漆,再放到江里让它顺流漂去”。在这样的复制与传递中,水电报的讯息才能数日之内,传遍川南。

七月廿八日(9月20日),传来消息,朝廷命岑春煊来川“助理剿抚”,而且朝廷对川汉铁路的意见也很不统一。盛宣怀仍是秉持此前不准邮电互通保路消息的政策,认为隔绝舆论,有助于平息风潮。不过邮传部管不着报馆,他求助朝廷,希望民政部能出面,“严禁各报登路事”。然而民政部大臣桂春持反对意见,认为只要保证报纸报道“不得故作危词”、“不得附和乱党语气”,亦不必“过分束缚”。

这一来明显看出,朝廷也在剿抚之间因循,而且“抚”的意见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又过两天,岑春煊《告蜀中父老子弟书》的电文也传到了四川。这位前任四川总督的文告写得很动感情:

“春煊与吾蜀中父老子弟一别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否?春煊则固未曾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丁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唏嘘之苦,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父老子弟苟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面后已……父老子弟果幸听吾言,春煊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

而且他还向外界表示,平息四川乱事,有三条对策:(一)发还商股;(二)释放蒲殿俊等;(三)请朝廷下诏罪己以收人心。

这些对策完全与赵尔丰的举措相反,赵当然深感不安,作为因应,他一面致电朝廷,力阻岑春煊来川,并有“岑不来犹可若,岑前来恐终无宁日”之语,另一面,也向川内表示和解的意向。

9月23日,同志军自动解成都之围,四乡的米炭蔬菜得以进城,成都人的便溺垃圾也可以运出去,这座古城忍受了一个月的罢市,半个月的围困,终于回复了生活的正常。

武昌起义爆发,赵尔丰再也打不起精神来“平乱”了。眼瞅着全川有数十州县已经声称独立,川边平藏的部队被同志军挡着回不了省城,重庆听说革命党活动频繁,还有那个端方端老四,呆在资州,似乎随时来取己而代之,赵尔丰无复往日威风,也默许手下跟谘议局那帮立宪派你来我往地商量,尤其是听得传言说“宣统爷从北京跑了”,吓得赵总督一身冷汗:大清朝……怕是要完。

磨来磨去,总督衙门提出了一个“官定独立条件”,主要强调“不排满人”、“安置旗民生计”、“不论本省人与外省人视同一样”、“不准有仇官言动”,这些是赵尔丰为自己与下属、旗人提出来的条件,其余如保护外国人、保护商界、不准仇杀抢劫、维持藏边防务,倒是跟绅方提出的独立条件一致。

条件谈定,11月26日上午,赵尔丰将关防大印移交给新成立的军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宣告成立,赵尔丰发表《宣布四川自治文》,蒲殿俊发布《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独立书》。

像是为了呼应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凌晨,湖北来的新军冲进资州行辕端方的卧室,杀掉了这个清末最出色的旗人大员。四川人从保路到反清的斗争,到此有了一个转折点,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的乱局,这才刚开了个头。

袍哥革命

【舵把子们】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谘议局的立宪党人,但保路运动能够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运动久无结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领袖在资州聚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一字之易,与朝廷对抗之意明显了太多。成都的议员们未必喜欢这种做法,不过他们也莫得办法。

保路同志军的发起者叫张达三,是个武秀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张捷先,是个小学校长,同时也是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

同盟会派去的王蕴滋是在鸦片烟铺里找到张达三的,他就这样站在烟榻前公开说明来意,并称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张达三当即慷慨表态:“郫(县)、崇(义)、灌(县)一带算我的!”——书中暗表,带张达三出道的大哥贺均山,本身就是反清老手,参加过洪杨起义,或许就是石达开的余部。

张达三如此,张捷先自不必说。他们又联手找了灌县舵把子姚宝珊,这个人在松潘、理番、茂县、汶川一带甚有威望,万一造反不成,还可以退守川西北。

9月7日蒲殿俊、罗纶等被捕。早有准备的川西南同志军立即行动,9月9日,温江舵把子孙泽沛率领的同志军便已抵达成都南门外红牌楼,另一支同志军则由张达三带领,在犀浦一带与赵尔丰的巡防军主力对峙。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围。

同志军气势很盛,口号是“打倒满清,打倒赵尔丰,打倒周驼子(劝业道周孝怀),打上成都!”他们人数很多,火力太差,几乎没有他们称为“硬火”的后膛枪,大都是土抬炮、鸟枪、大刀、矛子、梭标。

之所以能一路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一是新军根本不奉赵尔丰号令,不肯跟同志军作战;二是同志军不扰民,如有违反军令者,必须按照袍哥规矩,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谓“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也不需要扰民,同志军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码头酒饭招待,还会放钱到各军首领房中。兄弟伙需要用钱,只要说一声,就可以到房中自取,拿多少也有规矩等级,从两百个铜钱到两千个不等。这就叫“望屋吃饭”,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应。

成都独立之后,各方势力交错,赵尔丰兵权未释,新军各怀心事,立宪党争权夺利。川籍军官代表、军政部长尹昌衡则一手拉拢本地军人,一手加紧联络袍哥。

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部队借名索饷,发动哗变。成都全城枪声四起,火光烛天,新军、巡防军散往各街,大肆抢劫,成都人称为“打起发”,不同队伍的士兵碰面,就大喊“不照不照”,意思是各干各的。整整闹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各乡同志军赶进城来,才平息骚乱。藩库八百万两生银被洗劫一空,商民损失不计其数。

这场兵变,帮助了尹昌衡上台,当了军政府都督。参与兵变的各营,只是回营了事。转过年,发了洋财的兵丁纷纷拿出钱来娶妻成家,人称“起发太太”,赶上成都旗人生计无着,抛售房地,有钱的丘八更是乘机购房置地,面团团当起富家翁来。成都人无可奈何,只能唱民谣道:“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个大老少”,以纪念这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革命。

尹昌衡当了都督,身兼军政职务,但他更在意的明显是另一个身份。他挂出了“大汉公”的香堂招牌,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都督要操袍哥,哪个敢不帮到扎起?尹都督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访,各公口码头都为他“挂红进酒”。尹都督一天进出都督府十几次,每一次出去都是长袍马褂,回来披一身的红绸红布,堆在床上,立刻又出去。都督府公事堆积如山,但显然尹都督认为酬酢袍哥更重要。

上行下效,继任的军政部长周骏也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其他部处也纷纷效仿,一座都督府几乎成了袍哥集中营。而哥老会提出“恢复汉族衣冠”,这帮哥子弟娃儿又不晓得啥子是汉族衣冠,个个头扎英雄结,身穿英雄靠或者蟒袍,腰佩宝剑,脚蹬花靴,满街招摇。成都几乎又成了一个大戏台。

而尹都督操袍哥亦不是全无用处。前清川督赵尔丰在独立之后,依然保有卫队,而且听说宣统未死,北京未陷,便有复辟之心,不断唆使亲信傅华封从川边率军反扑成都,并派人挑拨巡防军哗变。重庆蜀军政府听闻赵尔丰尚在,已派兵西来讨伐。尹昌衡于是决定杀赵。赵尔丰一死,傅华封投降,重庆军也回师了。杀赵不难,不起战端而杀赵,尹昌衡靠的就是袍哥内部的关系,先行诱降赵尔丰的卫队,再没收了少城旗人的武器。成都回复了暂时的平静。

这就是四川特色的袍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各地均借助会党之力,但是在四川,立宪派不过充当旗号,同盟会更是敲敲边鼓。如何革命,其实是由袍哥社会的法则决定的。

【端方之死】

民初社会传闻:端方花了四十万两白银买得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一职。这未免太小看端方的智商了。端方因两宫葬礼时派人摄影被罢斥后,急谋起复是事实,但他难道不知道,各地保路风潮如火如荼,此时督办路事,是一块烫手山芋?

端方在京未发时,自5月起,就一再上奏,希望朝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又恳电沿各督抚,请“务须和平,勿专制强硬,以致激变”。

6月29日,拖延已久的端大臣队伍终于离开北京。因为怀着极大的疑惧之情,端方走走停停,还跑去彰德洹上跟袁世凯“商榷要政”,而且他还对记者说,此去“如无妥善办法,即拟辞职”——跟四川袍哥一样,端方也在铺后路。

本来自北京到武汉的火车只需一日,端方生生拖到7月4日才到武汉。据《申报》报道,湖北各官员从端方上月中旬放风说要出京,就屡屡相约往大智门车站迎接,结果屡屡扑空,大概一共白跑了十来次,人人把端方恨得要死。

在武汉的两个月,端方确实竭尽所能,希望在“朝廷国有”的定策与“铁路商办”的民意之间寻找一条折衷之路。比如他曾派夏寿田返京与邮传部商议,是否将川汉铁路四川段宜昌经万县、重庆至成都的原有路线,改为由潼关经川北保宁府达成都,宁愿从陕西境内绕一下,这样可以朝廷、绅民分别筑路,既满足民意,又不失政府尊严。

但是内阁与邮传部拒绝了他的建议,路线已经与四国银行团签定协议,改路?那不知又要多费多少口舌工夫?

好吧,端方于是守在汉阳,只是修修督办大臣公所,找人来绘制路线图,招聘铁路人才。比起其势汹汹的四川绅民,湖北各界对他的态度要好得多,而武汉三镇比起已全面罢市的成都,也要平静很多。

而且,他的儿女亲家袁世凯早有信来,要端方在路潮平息之前“宜先驻汉阳,分投委员勘查,步步为营”。后世史家说,如果端方按此行事,纵然在武汉碰上了辛亥首义,多半也不会身首异处。毕竟,瑞澂、张彪,诸多湖北大员一个都没有死。

然而赵尔丰搞出了成都血案,朝廷严令端方入川查办,端方回奏力辞,朝廷再严令,怕川人武力暴动?给你兵队,而且派楚同号军舰护送入川。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端方几乎每停一处地方,都要向内阁或盛宣怀发电,叹苦经,找后路,巴不得停在宜昌,停在夔州,停在万县,停在重庆,等路潮出个结果再说。

然而朝廷并没有放过他,不仅连番催促,甚至在武昌事变之后,于11月6日谕令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将整个四川的重担都压在了他身上。不过,由于武昌事变后电报不通,端方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又当了一回制台大人。

有史料显示,在知道武昌事变、湖北独立的消息,又有流言传说北京失陷、宣统逃亡之后,端方确曾认真考虑过自己在大变动的四川中的位置。他认为赵尔丰已经失去民心,朝廷又无力控制西陲,按照武昌推举黎元洪的前例,他是否也可以被推举为四川总督,甚至四川独立后的军政府首脑?

他曾派刘师培等人潜入成都探听消息,但回音很不乐观,据说赵尔丰已经做好准备,端方一到成都,就会被软禁起来,连地方都预备好了。

端方更不肯往前走了。而且,入川以来,沿路补给相当困难。端方家丁日后回忆说:“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于是,命运将端方送到了资州,也留在了资州。

资州离重庆六百多里,距成都四百里,可进可退,而且地面安靖,似乎没有自立军活动,比一路上的滋扰不宁好得多。端方就此住了下来。

他一路走来,每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派六弟端锦前往演说,表示对所有“匪徒”均不带兵剿赶,愿自行解散者,发与盘费,优给奖励。尔等川人,也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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