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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依照爵位及官位高低，顺序向前，向刘邦敬礼。气氛庄重肃穆，一个个心颤胆惊、紧张恐惧。朝拜礼毕，摆下向刘邦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弯腰低头，不敢仰视，仍依照爵位跟官位高低，起身给刘邦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皇家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御史）提出弹劾，指控若干举动不合规定的官员，立即逐出金殿。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粗鲁。于是刘邦乐不可支，拍着大腿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可真他妈的过瘾！”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部长（奉常），赏赐黄金500斤。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3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20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雎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11世纪，司马光先生编撰《资治通鉴》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先生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地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秦王朝统一全国，综合六个王国的礼仪，选择其中使君王尊贵、使臣属卑下的部分，特别保存。叔孙通制定朝仪，大体上承袭秦王朝的规矩，上自皇帝绰号，下至官位名称、宫殿名称，都没有什么更改。后来所制定的礼仪规章，跟法律书籍，合并装订，由司法机关保管，法官们又不肯外传，其他官员跟平民，遂不知道它的内容。
司马光曰：“礼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个人上：无论动态的或静态的，都有一定法则，可以遵循；所有行为，都可达到尽善尽美之境。用到家族上：能够分别内外，敦睦九族。用到地方上：长幼的辈分，划分清楚，风俗习惯，都会由丑变美。用到国家上：君王和臣属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顺利推动行政，治理人民。用到天下：则封国顺服，纪律严明；岂只使桌面上和门户内的小动作，不陷于混乱而已。以刘邦的聪明通达，听到陆贾的建议，立即接纳（陆贾著《新语》，指出穷兵黩武一定灭亡，崇尚礼教一定兴盛。每呈阅一篇，刘邦都要夸奖一次。参考前196年）；看到叔孙通的礼仪，叹息欣赏。然而，刘邦却不能跟三代君王并列（三代君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由于他学问贫乏。当开国之初，如果能得到儒家学派巨子（大儒）作为助理，他的勋业就不仅仅到此为止。可惜，叔孙通的抱负太小，只偷窃了一点礼教的渣滓，为了因应世俗的要求，谋求君王的恩宠，遂使先王（姒、子、姬）的礼教，永远沉沦，不能复兴；直到今天，使人痛心。所以扬雄讥讽叔孙通说：从前，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有位大臣，史书上不记载他的姓名。有人问：怎么才算是‘大’？回答说：叔孙通准备制定政府礼仪，到鲁国去请教师，只有两位请不到。那人说：孔丘周游列国的本意在此，难道不是？回答说：孔丘周游列国，是传授他的学问，贡献社会。如果放弃自己的立场，去屈从别人，随俗邀宠，怎能跟孔丘相比？即令有礼教、有法则，怎能使用？扬雄的话中肯扼要。儒家学派巨子，岂肯摧毁礼教法则，而只追求一时的表现？”
司马光的评论，把人引到五里雾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更不知道旨在何方。他责备叔孙通的话，尤其使人眼如铜铃。司马光说，当时如果有“大儒”就好了，就可帮助刘邦建立万世不朽的勋业。咦，三王（姒、子、姬）时代，“大儒”如云，万世勋业何在？即以政权存在长短而论，夏王朝440年，还包括被后羿、寒浞所谓“篡夺”的67年。商王朝662年，首都不断迁移，好像难民营。周王朝879年，最后两三百年，连封国都不如。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加上后来延续的东汉王朝，虽没有“大儒”，也有411年，不比“三王”逊色。在儒家系统看来，“大儒”真是活宝，只要他出现，准益寿延年。
事实上“大儒”不在人间，而只在儒家的书本之上。看情形备受扬雄赞扬的那两位不肯同行的家伙，恐怕就非是“大儒”不可。果真如此，“大儒”的形象实在使人作呕。他们认为，音乐礼教，必须高贵品德累积百年，然后才可制定。礼教既如此重要，这百年之间，岂不成了真空？没有礼教，如何能有高贵品德？如果说没有礼教，照样可以培养高贵品德，那礼教岂不是聋子的耳朵，成了多余之物，还要它干什么？
叔孙通曾批评那两个家伙：“腐儒，不知道时代不断在变！”司马光和扬雄在听了这两句话之后，仍要对号入座，为什么如此冥顽不灵，难以理解。
白登解围后，刘邦回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萧何兴建的未央宫落成（未央宫在长乐宫之西，相距半公里，方圆四公里），壮丽豪华。刘邦大发脾气，对萧何说：“天下纷扰，还没有平定，我东征西讨这么多年，仍不知道结局是成是败，你却盖这么奢侈的宫殿？”（刘邦一直没有安全感，正是谋杀功臣的心理状态。）萧何说：“当天下还没有平定时，宫殿简陋一点，还可将就。现在，天子以四海为家，假如不够壮丽豪华，便不能显示威严。另外有层意思，就是使后世感到不必再有什么增加，也可节省民力。”刘邦才转为高兴。
司马光曰：“圣贤君王，仁义就是华丽，道德就是威严，从来没有听说靠雄伟宫殿来镇服天下的。天下仍没有平定，更应当特别节约，用以解救人民的急困，却第一个先盖宫殿，岂知道先后轻重？从前姒文命（禹）住处简单，而姒履癸（桀）却兴建寝宫。祖先创业时，励行节俭，用以教训子孙，到了后来，子孙还流于奢侈淫靡，何况一开始就过分奢侈？而竟然说，使后世无法再去增添，可谓荒唐。于是，到了刘彻（七任武帝），终于因大兴宫殿而使人民疲惫，未必不是由于萧何这个开端！”
大乱之后，立即为君王修建豪华宫殿，使人扼腕。然而，一个普通平民，生活稍微过得去，还要买栋新屋，布置新房。皇帝大权在握，扩张住处，正是人之常情。传统知识分子对皇帝兴筑宫殿，十分敏感，史书上频频记载反对的言论，目的虽然是盼望减轻人民的负担，但也显示它太不切实际。太不切实际的理念，没有价值。
不知道什么原因，儒家学派总反对“住”的追求。认为稍图舒适，便成罪过。历代君王自己虽不听这一套，拼命照盖；但对别人却会板起面孔，于是，限制高度、限制间数，规定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砖瓦，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椽柱，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颜色，平民只好永住陋室。结果简单阴暗的建筑物，直到今天仍挤满每个角落。
娄敬的远见
匈奴汗国（王庭设于蒙古哈尔和林市）单于（二任）栾提冒顿，不断攻击中国北方边境，刘邦十分忧虑，征求娄敬的意见。娄敬说：“天下刚刚安定，无论人民和战士，都筋疲力尽，所以必须放弃用武力对付他们的念头。栾提冒顿杀死老爹，把一群庶母当做妻子，这种人，用仁义说服他也不可能，我们唯一的方法，是把眼光放到未来，使栾提冒顿的子孙，向中国屈服。可是，恐怕陛下办不到。”刘邦说：“说出来听听。”娄敬说：“假使陛下能把嫡长公主（鲁元公主，当时正是赵王张敖的妻子）嫁给栾提冒顿当老婆，送上一份丰富豪华的嫁妆，栾提冒顿这家伙眼皮薄，嫡长公主既是中国皇帝之女，有一个大富大贵的娘家，保证一定立她当皇后（阏氏）。好啦，她生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陛下每年过节，把中国过剩而匈奴所缺少的东西，派使节送去，馈赠问安，乘势命一些能言善道有教养的人，常去教导或暗示一些女婿对岳父的礼节。栾提冒顿活着的时候，他是女婿，一旦死亡，陛下的外孙继任单于（君王），谁听说过外孙敢跟外祖父对抗？这样做，可以不必经过战争，就使匈奴汗国顺服。可是，我必须警告，要嫁就得嫁嫡长公主。假如胡乱找一位普通的皇族女儿，或者在皇宫里随便物色一个女孩冒充，栾提冒顿一旦发觉，认为关系仍隔着一层，那可没有用处。”刘邦说：“好计谋。”就要下令送鲁元公主和亲。皇后吕雉得到消息，肝肠寸断，日夜哭泣，哀求说：“我只生一个女儿（鲁元公主）跟一个儿子（太子刘盈），你却狠心把她投到匈奴蛮荒！”刘邦的政治手段敌不过被激起的父女之情，竟作为罢论。
娄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建议定都长安，使国家的根本稳固。而创议和亲政策，更锐利地观察到十年百年之后的外交形势。“和亲”——中国皇女下嫁给外国君王，这一次虽然没有实施，但稍后却终于实施，为国家带来海洋般的利益。
“和亲”是一种能力，西汉王朝开始尝到和亲的美妙滋味，唐王朝简直几乎全靠和亲，才使边疆蛮族顺服。到了清王朝，和亲更成为一种秘密武器，使内外蒙古心甘情愿、俯首帖耳地作中国藩属。满洲人完全执行娄敬的策略，把大批皇女嫁给蒙古王子，生下的儿子，从小就随母亲住在皇宫，不但生活习惯几乎全部中华化，而且跟外祖父（现在皇帝）、舅父（下任皇帝或亲王）、表哥表弟（再下任皇帝或亲王），玩耍在一起、读书在一起，那种浓厚的感情，使他在成年回到蒙古当权之后，跟中国关系更加密切。“和亲政策”像《西游记》盘丝洞的网，密不可破，在蒙古境内，自己、儿子、兄弟、侄儿，所拥有的家庭主妇，都是清王朝的皇女。日累月积，要想特立独行，连找个人商量都找不到。
只有宋王朝和明王朝在儒家僵固头脑压力之下，丧失了和亲能力，认为把皇女嫁给蛮族，是一项侮辱。文既不肯和亲，武又怎么打都打不过，结局大家共知：国土日缩，人民日苦，而终于覆灭沦亡，皇女成了婢女，不得不给蛮族当奴，备受凌虐。
刘邦于击破韩王（首府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信后，准备继续北进，一举消灭匈奴。北方正逢隆冬，天气酷寒，可是，身在温暖如春的晋阳宫的刘邦，却轻视这项灾难。他得到情报，匈奴汗国单于（二任）栾提冒顿正驻扎代谷（河北省蔚县）。遂决定发动一项大规模攻势，于是派出特使侦察。栾提冒顿知道西汉政府特使所负的任务，早就把精锐部队，以及肥壮的牛马，全部藏匿，使西汉政府特使只看到老弱残兵跟瘠瘦的牲畜。刘邦派出十次特使，十次特使都把所见到的据实呈报，并判断匈奴汗国不堪一击。刘邦仍不放心，再派娄敬前往，作最后观察。娄敬还没有回报，刘邦认为良机绝不可失，迫不及待地下令所有的兵力，32万人的庞大军团，向北推进。前锋刚越过句注（山西省代县西北25公里），娄敬回来，警告刘邦说：“我跟前面十位特使的看法，恰恰相反。两个国家一旦决裂，敌国一定会夸张他的强大，展示他的优点。可是，我在匈奴那里看到的，却全是老弱残兵，用意十分明显，他们要引诱我们攻击，然后伏兵四起。我认为：对匈奴汗国，绝对不可采取军事行动。”这时大军正向前挺进，不能停止。刘邦眼冒火星，咆哮说：“他妈的，你这个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死囚，靠着两片嘴皮，当上高官（娄敬建议定都长安，参考前202年），今天又站在这里胡说八道，打击士气，扰乱军心，散布失败思想，容你不得！”下令把娄敬囚禁广武（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监狱，加上全副脚镣手铐。
刘邦先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