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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毅是最幸运的，他没有死于刑场，而骑劫的溃败，证明乐毅三年不对即墨采取猛攻的策略正确。问题是，假如骑劫不是一头猪，而是一条龙，竟然夺取了即墨，甚至更进一步夺取了莒城（山东省莒县），乐毅恐怕无法为他的缓攻辩解。他之不敢回燕王国，而径行逃往赵王国，可能由于这个原因。骑劫惨败，使乐毅更增光采。陷害他的人，反而成全他。人生命运，有时如此。
纪元前273年，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联合攻击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包围华阳（河南省新郑县北）。韩王国派国际闻名的元老陈筮前往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求救，秦王国宰相魏冉说：“局势一定火急，所以连你也亲自出马。”陈筮说：“局势并不紧急。”魏冉怒火冲天，说：“你们还不紧急？”陈筮说：“如果真的紧急，韩王国早就投降了。正因为还没有十分紧急，才再派我来。”魏冉跳起来说：“我们立即发兵。”率大军赴援，急行军八天，即到战场。就在华阳大败魏军，击败芒卯，俘虏三员大将，杀13万人。白起继续攻击赵军统帅贾偃所部，把赵军2万人驱入黄河。
魏王国大臣段干子请割让南阳（指河南省修武县以西的黄河以北及太行山以南之间，非今河南省南阳市，今河南省南阳市，明年【前272年】，秦王国才设郡）给秦王国求和。苏代反对，告诉魏国王魏圉说：“想得到官印的是段干子，想得到土地的是秦王国。如果使想得到土地的人控制想得到官印的人，想得到官印的人却控制土地，魏王国的土地就会被割让精光。用割让土地的手段讨好秦王国，好像抱着木柴救火，木柴不烧光，火不熄灭。”魏圉说：“你说得对。然而，事情已经决定，无法变更。”苏代叹息说：“这就好像玩扑克牌，大家所以都重视‘艾司’（Ａ），因为形势允许时，他是老大。形势不允许时，他是老幺。大王用头脑，还没有用‘艾司’（Ａ）灵光。”魏圉仍不接受，终于割让南阳求和。
苏代的真知灼见，千古犹新，没有人可以反驳。然而，形势比人强，谁愿投降？绳子拴到脖子上，不得不降。谁愿割地？战火烧到首都，不得不割。魏王国如果拒绝割让南阳，大梁可能会被连根拔除。当有实力做后盾时，苏代的意见是一种当头棒喝，当没有实力做后盾时，任何意气轩昂的陈词，都足以坏事。事到如今，拒绝割让比承诺割让的伤害更大。应该忍耐的时候，必须忍耐，才是负责态度。苏代才华如昔，只是国际形势已不如昔。
然而，魏王国国家领导人的愚蠢，使人捶胸，自己已不堪一击，却先出拳击人、横挑强邻，灾祸都是自找。一场侵略战争，落得灰头土脸，13万人的生命，作为愚蠢的代价。魏王国能有多少13万人，经得起如此消耗？
前273年，韩、魏既然屈服，沦为秦王国的尾巴国，秦王（三任昭襄王）嬴稷，准备派白起率韩、魏两国军队，攻击楚王国（首都陈丘【河南省淮阳县】），还没有出发，楚王国的使节黄歇恰巧抵达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听到消息，向嬴稷呈递一份条陈，建议与楚结盟，改而攻击韩王国，当可势如破竹，统一东方。嬴稷立刻转变立场，全部接受。
战国时代末期，各国成了一群羔羊，面对着巨狼秦王国张大的血口，每天颤抖，君王和官员们从没有人想到改革内政、培养战力。只想到能过一天舒服日子，就过一天舒服日子。他们借着互相出卖的卑鄙行为，利用国际关系的矛盾，尽量拖延自己被吞食的时间，典型的“等我死了再天塌地陷”世界末日的思想，连上帝都无法拯救。
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农业部（田部）职员（吏）赵奢，征收租税，平原君赵胜家拒绝缴纳，赵奢依照法律规定，诛杀赵胜家的管事九人。赵胜怒不可遏，反过来要斩赵奢。赵奢说：“你是赵王国尊贵的贵族，如果任凭你家逃税玩法，法律力量必然削弱，法律力量削弱，则国家力量会跟着削弱。国家力量削弱，则各国大军压境。到那时候，赵王国就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富贵？以你崇高的地位，如果奉公守法，上下才能一片祥和，上下一片祥和，国家才能强大，国家强大，政权才能稳固。你身为国王的弟弟，难道有人敢轻视你？
”赵胜大为惭愧，认为赵奢是一位了不起的奇才，向国王（二任惠文王）赵何推荐，赵何任命赵奢负责整理全国赋税，建立公正常规。赵王国人民开始富足，国库也跟着充实。
赵奢指出：“法律力量削弱，国家力量也跟着削弱。”这话说于纪元前3世纪。想不到纪元后20世纪，还有些当权人士，咬定法律并不重要，官僚和政府的面子才重要，不惜破坏法律，去维护面子。
赵奢固是奇才，既有见识又有胆量。但赵胜的反应，更使人起敬，他不但没有暴怒不息，反而提拔冒犯他的人升迁。不要以为高位的人都头脑清晰，会向理性低头。事实上，高位的人往往昏庸得可观。换了另外一人，赵王国亡了没有关系，我的财富要紧；何况我不缴那几个钱，赵王国并亡不了！
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人范雎（音jū【居】），随从中级国务官（中大夫）须贾，出使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齐国王（四任襄王）田法章因范雎口才敏捷，十分欣赏，赠送他一些贵重礼物，包括黄金和饮食。须贾认为一定是范雎泄露了国家机密。回国之后，禀告宰相魏齐，魏齐发现用别人的痛苦表现自己忠贞的机会已到，于是大宴宾客，把范雎摔倒在地，乱棍捶打，任何呼冤辩解，都不置理。范雎肋骨被打断，牙齿被打脱落，奄奄一息。被用竹席包起来，像丢死狗一样丢到粪坑旁边。魏齐为了展示爱国的愤怒情操，还叫宾客们轮流往他身上撒尿，范雎受尿素刺激，悠悠苏醒，魏齐已喝得大醉，命抬到野外。魏齐不久酒醒，下令通缉。
魏王国小市民郑安平窝藏范雎，范睢更改姓名叫张禄。这时，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礼宾官（谒者）王稽，正在魏王国，范雎趁夜晋见王稽，王稽惊为奇才，把他秘密载回秦王国，推荐给国王（三任昭襄王）嬴稷，嬴稷在行宫中接见，大喜，任命范雎当外籍顾问官（客卿），磋商军务。
范雎一席谈话，为秦王国制定“远交近攻”的全方位外交政策，直到今天，仍是所有侵略者奉行唯谨、誓守不渝的神圣经典。秦王国自崛起以来，东征西讨，收获有限，在于全凭蛮力，与全世界为敌。远交近攻大战略确定之后，兵力所及，就成了摧枯拉朽之势，无人可当。
范雎是被魏王国逼反的最后一个人才。我们不能想像：如果公孙鞅、张仪和范雎，在魏王国得到重用，历史会演变成什么模样。魏王国当权人物化友为敌、化忠为叛的手段，实在高竿。一个有趣的课题是，魏王国政府中每人都能言善道，要计划有计划，要方案有方案，要爱国情操，如魏齐、须贾之辈，更比驴毛都多，哪个不是人才？至于公孙鞅不过一个想升官想疯了的小职员，张仪不过一个不切实际的贫寒书生，范雎不过一个油腔滑舌、大言不惭、里通外国的卖国贼。他们既没有参加某一派，又没有被接纳为某一帮，能逃一死，已是皇恩浩荡。在鲨鱼的血口之下，人才不是被吞噬，便是变成敌人，强烈反弹。政权盛衰和国家兴亡，轨迹十分明显。
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派须贾出使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范雎穿着破旧的衣服，到宾馆拜访。须贾既惊讶他竟然没有死，又怜悯他落魄异域，忍不住说：“范叔，分手后你还好吧？”（“叔”的意义不明，可能是须贾陷害范雎前，二人尚是好友时的昵称“老三”，也可能是战国时代人们互相招呼时的一种普通称谓：“范老弟”。）留范雎坐下进餐饮酒，发现范雎身上寒冷，又送给他一件丝袍。范雎遂充当他的车夫，同到宰相府，对须贾说：“我先进去找我的朋友，请他引见你晋谒宰相。”须贾等了又等，不见范雎出来，到门房询问，侍卫说：“什么范雎？我不认识他。刚才进来身穿破衣服、手拿丝袍的，是我们宰相，他叫张禄。”须贾一听，好像巨雷击中他的头顶，轰然一声，几乎昏倒，他知道堕入陷阱，已在监视之下，跑绝跑不掉。于是，双膝下跪，用膝盖匍匐爬行而进，请求宽恕。范雎也大宴宾客，对须贾出卖朋友的不义行为，痛加责备，最后告诉他：“你今天之所以还能保全性命，只因你送给我这一件丝袍，多少还有一点老友的旧情。”请宾客们上座，叫须贾坐在下方，把一盘供给马吃的饲料——碎草拌黑豆，放到须贾面前，叫他吞下去。范雎命他带给魏王魏圉一项警告：“把魏齐的人头砍下送来，如果你拒绝，我们攻下大梁（魏首都？河南省开封市），可要屠城。”须贾回国后，告诉魏齐。魏齐吓得魂不附体，宰相也不干了，逃到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投靠赵胜（平原君）。
须贾虽然是一位大使，地位很高，其实也不过官场中一个混混。他出卖范雎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疑心范雎泄露国家机密，而是他对范雎妒火中烧。身为大使的都没有得到国王的礼遇，而一个随员却获得荣耀，不仅使自己没面子，而且范雎经此锦上添花，势将危及自己的前途。这才暗下毒手，诬以谋反。一则拔除潜在的政敌，二则加强忠贞的厚度，可以说一举两得。再见范雎时，那一星点未泯的天良救了他。以秦王国之强之蛮，诛杀一个外国使节，不会眨眼。
纪元前265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皇太后（宣太后）芈八子逝世。九月，芈八子的弟弟魏冉被解除所有政府职务，返回他的封地陶邑（山西省永济县北）。
司马光曰：“魏冉倾全力拥立嬴稷，诛杀所有政敌，推荐白起当大将，向南攻取鄢城（湖北省宜城县南）、郢城（湖北省江陵县。参考前279年、前278年），向东跟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和解，使列国君王屈膝归附。秦王国所以更为强大，都是魏冉的功劳。虽然他专权横行、骄傲贪暴，足以使他招来大祸，但也并不像范雎所形容的那样恶劣。范雎这个人，可不是真正地效忠秦王国，为秦王国利益打算，不过要夺取魏冉的高位而已，所以一有机会扼住对方咽喉，就不放手。结果使嬴稷断绝了母子之情，也断绝了舅父跟外甥间的恩义。总而言之，范雎是一个危险人物。”
我们同意范雎是一位危险人物的看法，问题是，在专制政体下参与政治斗争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不是危险人物。范睢必须夺取魏冉的高位，才能实施他的外交政策。犹如司马光必须夺取王安石的高位，才能废除新法一样。魏冉对秦王国开疆拓土，诚然有很大贡献，然而，再大的贡献都不能允许他“专权横行，骄傲贪暴”。司马光却认为只要看他拥立国王和煊赫功业的份上，他的官位就应该是铁铸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我们认为，一位女大亨加上四位男大亨，当权42年之久，也应该欠起屁股了。司马光所以有如此想法，只因为“专权横行，骄傲贪暴”的直接受害人，都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平民，而当权派竟被一个小人物赶下台，打破“贵者恒贵，贱者恒贱”铁律，司马光就忍不住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即以纯私情而言，嬴稷并没有杀了亲娘，不过请她老人家不再干涉政治，也没有杀了老舅，不过请他老人家退休，这就叫“断母子之情、断舅甥之恩”？难道眼睁睁看着他继续“专权横行，骄傲贪暴”，不闻不问，才合乎礼教纲常？如果这就是礼教纲常，礼教纲常可是毒药，平民可不希望永远被踩在皇亲国戚的御脚之下。
诚如司马光所言，唯有官位和权力，不可以随便给人，也不应是私人报恩或复仇的工具。事实上，嬴稷请老舅掌握了42年的权柄，酬庸不可谓薄。如果把国家断送，司马光又要责备他乱把官位和权力给人了。司马光在评论田文时，曾说：“只要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即令本意奸诈，都应该采纳。”（参考前321年）。然而面对嬴稷的改革，却忘了这段自己的话。范雎对一女四男的抨击，是不是公正？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嬴稷采纳，便应赞扬。如果他信口雌黄，嬴稷采纳，才应谴责。而司马光也承认一女四男“专权横行，骄傲贪暴”，那么，为什么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去探讨他“奸诈”的动机？
司马光总是忘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