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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从来没有取得领土的欲望，我们觉得有些丢人。但是通过这次旅行，才认识到未必如此。我曾看过一个美国人写的世界文明史，他写到中华文明的起点时有这么一段话，大意说，中华文明非常奇怪，它比埃及两河文明的出现来得晚，并且是在印度河文明开始衰落后才露出曙光的。它是早期登上人类的文明舞台最晚的一个，但是，它和其他文明不同的是，它登上了，就不再退场了。这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这个文明从未发动过一场远征。他的基本逻辑是，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包括胜利者。譬如亚历山大的远征，把希腊文明推向全世界，但是，谁都知道，希腊文明衰落的关键地方，就在于当它用战争的工具推向另一种文明的时候（即普遍推广的时候），它的文明本身就产生了质变。没有一种东西是没有边界的，就像人类不可以没有皮肤一样，当文明没有边界的时候，它这个文明就衰败了。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中华文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远征力量，所以它保存得比较完整。这样思考，不是刻意找出一个坐标来诠释，而是实际上确实如此。我们这次走过的十个国家，当它们尚在遥远的古代的时候，已打得昏天黑地。希腊已经打到了印度，在巴基斯坦附近我们可以不断看到亚历山大的遗迹；波斯不仅打希腊，也打印度。两河文明打得就更厉害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中国。比较起来，在古代，中国是最安分守己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第一图像长城，它是要守，而不是要攻。这让我们能够解读中华文明内在的智慧。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思索中华文明的本质（2）
另外，走了那么多地方，我们感到，其他文明的破败，在于严重的社会失序。这个严重的程度完全超过我们的想像。像我们这一代人，想得更多的是，到底要老秩序还是新秩序，但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秩序是什么。我们这些人，比较多的是，为呼唤一种新秩序而努力，要和老秩序战斗，要找出它的毛病来。我前面描述过，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几十年没有扫的街道，堆积如山的垃圾上站满了赤脚的小孩，还有不同年龄的人，在路边闲站着。好像要站一辈子，谁也不去耕种背后的土地。这是严重的社会失序，完全没有管理。那里也没有交通规则，车子可以堆到六七米高，最高一层站满了人，没有栏杆。车子没有反光镜，即使有也很小，并且折起来。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那些官员在干什么。
我记得在印度佛教诞生的地方，就是释迦牟尼修行的山洞，我和主持人李辉爬到那个山洞的时候，发现下面有很多蠕动的东西，仔细一看，全是乞丐，而且全部是麻风病人乞丐——密密层层。你会感觉到真的进了地狱，太恐怖了。进入山洞，里面的喇嘛又说，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有持枪匪徒。我下山时就在想，这离释迦牟尼看到人间之苦创立佛教的时候，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几千年过去了，这种社会的失序状态，似乎仍没有任何解决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文明要保存非常非常难。密集的人口，失序的文明，它所呼唤的，一定不是高尚的、精雅的东西。比如在印度这个在我看来是严重失序的社会中，佛教就存在不住。
佛教是印度最高的文明，13世纪就灭亡了，后来重新从斯里兰卡输入了一点点，倒是唐僧取来在中国发扬光大。由此可以证明一点，战争可以埋葬文明，社会的失序也可以埋葬文明。在中国，不管哪个朝代，多数皇帝还比较负责。还有一点，也是我多年来研究的课题，就是中国发明了以科举考试为基础的文官制度。理论上说，全国任何男子，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有可能成为管理人员。这些人，没有经过官场训练，但是经过儒家的文化道德训练，他也没有经过司法训练，但是可以运用他的文化道德训练的判断，来处理每天遇到的麻烦。结果，每一个角落，每一根神经，都能管理得比较有序。当然也有局部失序，但整体上比较有序。
这两点是外部原因。当然还有内部原因，比如中国没有陷入到宗教迷狂，中国也没有像埃及文明一样因为自傲而走向彻底保守。中华文明也比较保守，但是“和而不同”的哲学使它比较宽容，比较平衡，所以它不可能保守到极端。所以说，在中国，革新者比较苦恼，保守者也比较苦恼，因为它要求平衡。这个文明，如何使自己避免发动远征，避免失序，如何使自己避免自我迷狂，又如何避免一种脆弱的保守……关于这些问题，我以前隐隐约约有些感觉，但很少从整体上去理解。这次走了这么一大圈后，在对比中重新认识中华文明。我想我和千禧之旅的队员会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并不是说在现在世界大转移的情景下，中华文化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它是唯一存活的，所以它的老年病也是唯一存在的，这是高龄所必然产生的毛病，因为高龄，它的各种毛病的积累也特别多，有时几乎到了触目惊心、积重难返的地步。
这种比较是有意义的。如果仅仅从比较文学的意义上来了解中华文明，我们在二十年前就可以讨论了。事实上，这种比较一定要和实地考察联系在一起。在现代交通发达的时代，这种较原始的实地考察的必要性在于，一切文化的本质集中存在于它的发生阶段和发生地，所以必须通过考察古代文明，来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本质，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更自觉的文化人，完成一个实证意义上的比较，而不是书面意义上的比较。我希望千禧之旅能够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研究带来一些启发，以后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这样的行走路途，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提供一个更完整的坐标。谢谢大家。
本文由张咏录音整理，并经余秋雨教授审阅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我的中学老师们（1）
我的中学老师们
从小学到大学，我有好几所母校，中学就有三所，正巧今年都遇校庆，我轮着走了一遭，感慨很多。
这些年，经常有记者问起我早年求学的经历，到台湾演讲时更有不少文化界朋友对我的知识结构的形式过程产生好奇，我自己也会站在今天的高度以评判者的眼光对我们这代人受教育的全部可能性进行审视和分析，而答案往往是暧昧混沌的。无论是想到课程设置还是教育时间，都会忍不住地摇头叹息，最后，终于把思绪停驻在许多老师的面影上。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在很难完成教育的环境和气氛中比较像样地完成了教育，原因只能在老师身上找。
我是1957年刚刚十一岁时到上海读初中的，那所中学的校园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但当时学校里的第一景观是飘飘拂拂的大字报，我们看不懂，只在纸帘间窜来窜去，捉迷藏。记得第一节课是音乐课，老师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便张口领唱，他的声音那么漂亮又那么沉闷，我们已知道，他刚刚被评上右派。
没过多久，课程很难正常进行了。大理石喷水池已停止喷水，边上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了一个炼钢炉，高年级学生养猪炼钢，我们的任务则是到街上拾捡破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当时全民都在炼钢，我家住的里弄铁门和各家各户阳台上的铁架已全部砸下来充作原料，我们这些孩子再到哪里去找铁呢？谁拾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就如获至宝了。捡拾了几个月所得寥寥，而喷水池旁炼出来的钢更是一团丑陋不堪的黑疙瘩，于是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转移方向，让学生进附近的工厂劳动，说是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能老坐在课堂里读书。老师们出发了，到一家家工厂去商量，希望他们能接纳我们劳动。这么多十岁刚出头的孩子涌到车间去，既无劳动能力又极不安全，工厂理所当然是不欢迎的，老师们只能红着脸一次次恳求，一直恳求得那些厂长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师而感动起来，才迟迟疑疑地同意我们去劳动几个月。毕竟不行，工厂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师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这么一家家工厂轮着转，初中三年，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劳动之外也上课，老师们知道时间无多，总是像抢夺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上课时间抢在手里，精琢细磨。那些老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就在劳动的夹缝中，赶忙三年，我们的作文写作能力已可达到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数学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来就可与同学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画出一道著名的几何学难题，吵吵嚷嚷地证明起来。
读高中我换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女子中学，刚招男学生，校长复姓端木，听说是著名右派储安平先生的太太，英国剑桥出身。我们进校时她当然已不能做校长，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她忙忙碌碌的身影。直到前些年才在报刊上知道，储安平先生被评上右派后失踪，去向至今是个谜。这么说来，我们当时看到的那个身影，隐藏着多少难以言表的悲怆啊，但我们完全不知道，连一丝安慰的目光都没有给老师。老师，那些年每次给我们讲完课，您都在想方设法寻觅你亲爱的夫君吧？每天深夜，面对我们作业本的，经常会是一双蒙眬泪眼吧？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我的中学老师们（2）
接替端木老师担任校长的也是一位女士，一身土布衣衫，抗日战争时在上海郊区参加过游击队，给我们作报告时全是很难听懂的农村口音，但她很少作报告，要作也就是几句，说自己没有文化，要我们好好读书。她走在校园里脸上没有表情，显得拘谨和胆小，但一见到学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满脸笑容。这位校长的好处是从来不干涉课堂内容，而老师们则趁机离开正式课文加入大量“课余辅导教材”。正式课文里，语文以社论为主，英文以口号为主，而通过“课余辅导教材”，我们悄悄地学过了全本《论语》，背诵了屈原的《离骚》，甚至把那本当时不知怎么进来的EssentialEnglish一至四册学完了。英语老师孙珏先生以异样的热情坚守伦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国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们也大体知道了美国口音是怎么回事。
今年几次校庆，我每次都是带着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重新踏进离开三十多年的校门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回忆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给老师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老师们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复述一遍都觉得不舒服，可以笑谈的只有一件：我们的数学老师曹惠生先生以关心政治而著名，在我们读书那会儿他已经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连拿粉笔的手势都像音乐家拿指挥棒一样漂亮，惹得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女同学们老会傻傻地看着他发怔。“文革”一来，他就没有一点是处了，一连批了几年，最后终于又要他上讲台，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目的是为了把数学课教下去。于是在第一堂函数课里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概念引了进来：“我们上海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江苏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为四小撮阶级敌人……”他以为这样讲课总算是关心政治的了，没想到一下课就遭批判：“上级从来只说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你却闹出了四小撮，分明在为阶级敌人张目！”这位数学老师从数学逻辑上怎么也解释不通，为什么处处一小撮加在一起还只算一小撮？这次我一进校门口就遇到了曹老师，才问候两句便想证实上面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曹老师正式道：“传错了。我当时不是说四小撮而是说五小撮，我一共举了五个省市。”
曹老师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但居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想根本原因是当年天天盯着看，学生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还非常纯净，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会失去底本。当然这是对主课老师而言的，而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边、站在楼梯拐弯处，企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企盼，便快步赶过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如电击火溅，有时居然真的在半秒钟里回忆起来大声呼出，于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微微颤动。但是，更多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