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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我创作的财富（5）
在此之前，我一直按照我们的小说教程上的方法来写小说，这样的写作是真正的苦行。我感到自己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按照我们教材上讲的，如果感到没有东西可写时，就应该下去深入生活。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于是我就把他的书扔到了一边，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小说了。受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完全的虚构，我的高密东北乡则是实有其地。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这简直就像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童年的生活全被激活了。我想起了当年我躺在草地上对着牛、对着云、对着树、对着鸟儿说过的话，然后我就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写到我的小说里。此后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发愁，而是要为写不过来而发愁了。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许多新的构思，就像狗一样在我身后大声喊叫，追着让我写它们。以前是我写小说，现在是小说写我。
后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福克纳国际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大学的教授，他就在离福克纳的家乡不远的一所大学教书，他和他们的校长邀请我到他们学校去访问，我没有去成，他就寄给我一本有关福克纳的相册。那里边，有很多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福克纳穿着破衣服、破靴子站在一个马棚前的照片，他的这副形象一下子就把我送回了我的高密东北乡，他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父亲和许多的老乡亲。这时，福克纳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已经彻底地瓦解了。我感到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距离，我感到我们是一对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我们在一起谈论天气、庄稼、牲畜，我们在一起抽烟喝酒，我还听到他对我骂美国的评论家，听到他讽刺海明威，他还让我摸了他脑袋上那块伤疤，他说这个疤其实是让一匹花斑马咬的，但对那些傻瓜必须说是让德国的飞机炸的，然后他就得意地哈哈大笑，他的脸上布满顽童般的恶作剧的笑容。他告诉我一个作家应该大胆地、毫无愧色地撒谎，不但要虚构小说，而且可以虚构个人的经历。他还教导我，一个作家应该避开繁华的城市，到自己的家乡定居，就像一棵树必须把根扎在土地上一样。我很想按照他的教导去做，但我的家乡经常停电，水又苦又涩，冬天又没有取暖的设备，我害怕艰苦，所以至今没有回去。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至今我也没把福克纳那本《喧哗与骚动》读完，但我把那本美国教授送我的福克纳相册放在我的案头上，每当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时，就与他交谈一次。我承认他是我的导师，但我也曾经大言不惭地对他说：“嗨，老头子，我也有超过你的地方！”我看到他的脸上浮现出讥讽的笑容，然后他就对我说：“说说看，你在哪些地方超过了我。”我说：“你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县始终是一个县，而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在我的新作《丰乳肥臀》里，我让高密东北乡盖起了许多高楼大厦，还增添了许多现代化的娱乐设施。另外我的胆子也比你大，你写的只是你那块地方上的事情，而我敢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里发生过。我的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根本就没有山，但我硬给它挪来了一座山，那里也没有沙漠，我硬给它创造了一片沙漠，那里也没有沼泽，我给它弄来了一片沼泽，还有森林、湖泊、狮子、老虎……都是我给它编造出来的。近年来不断有一些外国学生和翻译家到高密东北乡去看我在小说中描写过的那些东西，他们到了那里一看，全都大失所望，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荒凉的平原和平原上一些毫无特色的村子。”福克纳打断我的话，冷冷地对我说：“后起的强盗总是比前辈的强盗更大胆！”
◎写作等于饱尝大权在握的幸福
我的高密东北乡是我开创的一个文学的王国，我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时，就饱尝到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国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我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当然，有一些大胆的强盗也造我的反，而我也必须向他们投降。
我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出笼后，也有一些当地人对我提出抗议，他们骂我是一个背叛家乡的人，为此，我不得不多次地写文章解释，我对他们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像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
现在，我终于踏上了神往已久的我的导师福克纳大叔的国土，我希望在繁华的大街上看到他的背影，我认识他那身破衣服，认识他那只大烟斗，我熟悉他身上那股混合着马粪和烟草的气味，我熟悉他那醉汉般的摇摇晃晃的步伐。如果发现了他，我就会在他的背后大喊一声：“福克纳大叔，我来了！”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喜欢音乐是好的
董桥卷
人生小语
我有一件竹刻留青臂搁，刻的是启功先生写的姜白石的诗：“荷叶披披一浦凉，青芦奕奕夜吟商；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启功先生还有一行小字说：“白石道人诗无败笔，足冠南宋。”那是真的。
姜白石以词出名，其实也工诗。他一生未仕，难免感时伤事，心情低沉；幸好精通音乐，笔下韵文音节始终谐美，肃杀的心情于是显得坦荡，不滥。
喜欢音乐是好的。
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
最近，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七国经济高峰会议上提出建议，要求各先进国家慎重考虑利用新科学技术造福社会的问题；认为新方法、新材料、新技术天天出笼，对失业、通胀的影响是利是弊，全看人类怎么处理而定。美国总统里根不以为然，说是当初电话机装上拨号盘改成自动的时候，大家都担心所有女接线生会从此失业；事实上，美国今日职业妇女的人数，竟破了历年纪录。里根认为密特朗这样忧心前途吉凶，有点枉费心机。他说，1930年初，罗斯福下令发动调查研究，推测二十五年里会产生什么重要的革新技术；结果，那次调查研究，还是推测不出世界上会有电视机、塑胶、太空技术、喷射机、器官移植和激光。科学技术的缺点实在不是什么新话题。历来，注重发展科技的国家里，不少在朝在野的人都希望有关当局有所警惕：政治思想要顾到科技发展路向。难怪《华盛顿邮报》称赞密特朗在这件事情上是各国政府领导人中最有远见的领导人，深切体会到先进科技对民生经济的影响，催促政府带头疏导，确保科技跟人民、社会融洽结合。他看到日本训练科技人员的办法，想到学校必须趁早在教室里传授电子计算机的用法，让年轻人赶快熟悉他们将来天天要用的工具。里根碰到科技前途问题，只会说说好听的话，避开实际情况不谈；《华盛顿邮报》故意客气点说：里根当时心里要不是记挂黎巴嫩的局势，就是担忧他的国务卿跟驻联合国大使之间闹意见的事情。其实，这是个人对社会与文化的认识有所局限使然。
科技越进步，社会和个人越会感到困惑，非白则黑的思想方法更不济事。不能找各种途径探索各种困惑的根源，自然不能澄清混淆的观念，纠正失当的行为。这已经不是唯心或者唯物的取舍那么刻板了。肯定世界本原是“物质”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跟肯定世界本原是“精神”的唯心主义一元论各有偏废。把宇宙分为两个独立部分的二元论学说终于不得不顺应时代的变迁而有所调整；古波斯摩尼教的“善和恶”，柏拉图的“理念和事物”，康德的“本体和现象”，毕竟也掌握不了多元时代价值观念的无常无端。中国古代接近唯物主义多元论的五行说，以及德国莱布尼茨唯心主义多元论的精神“单子”说，境界虽然宽阔，到底很难硬搬过来阐释今日世界的文化课题。研究各种旧学说的著作不断发表，无非因为各家学说需要不断用新方法去认识和补充；而新学说就是这样孳生出来的。当然，吹捧学术思想和钳制学术思想的做法也多的是：纽约市教育当局最近通知出版商说，藐视达尔文进化论或默认“上帝创世主义”学说的教科书，他们不准备买。普通群众向来不太关怀文化课题，多因于古今中外不少社会精英分子都想独揽文化，故意把文化说成绝顶深奥的学问。
文化不外是社会上精神与物质的成就，既包括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科学技术，也包括道德、生产方式和各种制度与风尚。资本主义制度相信人的意识、思想作为影响文化；共产主义制度相信文化是当前社会与现行政治制度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的产物；一个唯心，一个唯物。其实两者都没有错；错在两者都不太愿意承认文化是既讲精神也讲物质。范石湖有一篇诗作题为《自晨至午，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戏书四绝》，其中第二首，写实也写意，“心”、“物”交会，也许正是文化的素描：“菜市喧时窗透明，饼师叫后药煎成；闲居日出都无事，唯有开门扫地声。”
题目里那句“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就很有意思了。政府领导人要关怀科技时代的民生问题，所议所论最好“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探讨知识、澄清观念、纠正行为的各行各科专家一定也会听到“菜市喧时”的声音，所思所感最好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至于“闲居”、“无事”，正是科技时代里人人都舍不得荒废的精神生活；断非消极，而是调剂。《明报月刊》二百期之后，还希望继续“开门”、“扫地”，欢迎更多“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的文稿；凭着《明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信条，力求大方向不变，新构想无穷。庆祝二百期，当然不忘谢谢所有爱护《明报月刊》的人！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文章似酒
文章似酒
春节前两天，收到伦敦书商寄来V·SPritchett的新文集AManofLetters，灯下翻读，满心喜悦。我近年爱读Pritchett的文字，短篇小说固然醇美，散文小品更都有学、有识、有情，这次读他书中自序，尤其倾倒。他慨叹英美文学传统中的“文人”过去深受敬重，而今世风变了，文人真笔真墨慢慢凋零，只剩最后寥寥几个在应景而已。他们大半没有风靡的读者，不教书，也算不得是学人，只管给一些幸免关门的报刊写文章疗饥。这些人既不作兴铺陈高论，反而一心维护文化的静观价值。到了映像科技教条统领天下之际，难免又分外关怀文字的命运，相信陀斯托耶夫斯基“人生不沾艺术等如虚度”之说。传统文人下笔不能自休，每每在月刊季刊上一写洋洋几十页；今日文人福薄，所思所感只合化为几栏文字，多了人家嫌长：二次大战初期，英国纸张限量配给，有期刊请Pritchett撰文介绍通俗书，短短一千八百五十字，结果还是删去五十字。机缘如此，文人操觚便不得不借助引喻，请求简洁；数十年训练下来，文章越练越短，终成风格！
我不难领会Pritchett这番心境，读后整个春节竟过得很踏实。等到初五，我又意外收到刘大任从纽约寄来的《秋阳似酒》，那份喜悦也盈然注满心头。我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