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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项目如洲头咀内港、西南航空公司（与广西合作成立，通航广西、四川等地，开创了广东民用航空事业）、市立气象台（这个重要！不然叶挺预测暴雨得来的“人中龙”称号就要“穿煲”）及30条新辟马路（主要是繁荣商业用途）等都继续建设完工。
最大的建设项目是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粤汉铁路从广州到武汉，当时武汉至株洲、广州至韶关段均已建成，只剩下中间韶关至株洲段尚未建成。完成此段铁路、使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历史上1933年初的热河抗战，十九路军曾组织了援热部队，但因韶关至株洲段未通车，部队只好在南岭的山间小道中步行，好不容易开到湖南耒阳，热河就已沦陷，何应钦与日本签了停战协定，使十九路军含恨而退。另外，当时蒋介石中央政府对抗日进行整体规划，确定株洲为重要军工生产基地（许多著名的兵工厂迁来此处），而叶挺已规划将韶关作为最重要的军工基地，所以韶关至株洲段粤汉铁路的通车对全国抗日大业至为重要。
这段铁路迟迟未建成，湖南军阀何键的态度是关键因素，主要是害怕粤军通过铁路“入侵”湖南。十九路军重返广东后，已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为了抗日大业，绝不主动挑起内战，并由蒋光鼐亲赴长沙与何键商谈，私下也赠送何键整整100万银元。此时国民党著名领袖人物胡汉民、邓演达、李济深等也呼吁尽快开通粤汉铁路，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等则暗示如何键不同意，则两广联军将二次北伐，夺取湖南。何键一是迫于国民党众领袖的压力，二是对中原大战时10万湘军被桂系轻易打垮心有余悸（现在两广联合，加上连日本人也惧怕的十九路军，以及扩充到6个满员师的张发奎“铁4军”……何键不敢想象），三是被100万银元晃花了眼，终于同意建设该段铁路，但由广东方面独家出资。
叶挺立即全力规划韶关至株洲段粤汉铁路的建设，作为头等大事，倾注大部分财力于此，并为此发行巨额债券。当时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极为拮据（庞大的军费以及前清遗留下来的巨额外债、赔款，想想仅仅辛丑条约的4。5两白银赔款，连本代息共达10亿两！国民政府至1936年才全部付清），但财政一直未曾崩溃，宋子文居然还能奇迹般完成法币改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存款极为庞大（碰巧今天中国也是这个问题），通过发行国债大大缓解财政危机（当时外国金融机构对中国财政稳定的评级一直很高）。而广东更是如此，不但民间富足，而且沿海大部分人有“海外关系”，华侨汇来巨额侨汇。当时广东银行的存款利息参照香港英国银行，年息不到3％，而民间的钱庄、票号利息也最多只有5％左右（当然不能算高利贷）。叶挺发行粤汉铁路3年期债券，每年利息高达10％！加上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巨大声誉、重返广东后局面的稳定，在观望一阵后，民间存款掀起购买粤汉铁路债券的狂潮，还动员华侨紧急汇款，连远在福建的陈济棠等上上下下也派人购买升值。一时间粤汉铁路债券发行竟达1亿元！蔡廷锴对此有点担心，忧虑还不起利息，叶挺笑曰别说10％的利息，就是50％也付得起且稳赚有余，蔡廷锴才将信将疑（详情后述）。最后粤汉铁路债券筹集的资金达1。5亿元，不但修建铁路有余，剩余的也派上大用途。
资金筹足后，叶挺立即着手施工，动员粤北、湘南十数万民工，分三班昼夜开工不停，且保证工钱、饮食、睡眠。这些地方是有名的贫穷（就算是当今全国最富的广东，粤北山区还有几个国家级贫困县），看到参与修建铁路吃饭管饱、工钱足额付给，民工都干得热火朝天。叶挺另高薪聘请铁路专家负责监督施工，保证质量，结果不到半年，粤汉铁路韶关至株洲段于1933年1月全线通车！（历史上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是1936年）。这样届时热河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就可乘火车直上北平了（中间在武汉的武昌、汉口间须乘船转换，因当时武汉还没有长江大桥）。
行政方面，授意陈策（按照协定，海南继续由陈策的海军经营）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3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注：陈策与在海南岛的冯白驹的五指山红军游击队签订停战协定，停止作战，双方各自在自己的控制区经营；对东江一带的红军11军也如此处理，红11军在古大存率领下退入江西根据地，叶挺则将食盐等大批物资输入根据地作为交换）；将三罗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设在广州燕塘的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500余人）。毕业前，以3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另在燕塘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文化教育上，取消陈济棠一手发起的“广东复古运动”，废止“读经”运动，减轻学生负担。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大力提倡职业化教育，尤重理工科，将大学文科（含经济、法律）的比例压至不足十分之一。叶挺为此专门颁布文告：“现代求学者仍未脱科举时代之恶劣心理，以服务于军政机关为唯一之出路，其危险实不忍言……基于此目的，上学校须增设职业课程，并增设职业学校。大学之文法、政、经等科之扩充，应适可而止，并悉力扩充农、矿、工等。乡村学校尤须实行农场化。”城市教育为职业化，学生劳动化，社会纪律化，并奖励专门技术的研究及发明。提倡民办中、小学校，实行6年义务制教育（当时9年义务制不现实，高小文化已是“高学历”，大致相当于当今扩招之“大专”），在叶挺施政计划施行的5年中，全省中、小学数量和学生均增加了一倍以上；又继续扩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创办了勷勤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在职业教育方面，由省教育厅直接举办了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还仿效日本陆军小学、陆军中学的做法，建立起一批职业性军事学校，学生以学习军事工业、现代化武器使用为主，为今后的技术兵种建设储备了大量人才。
农业是叶挺关注的重点。挺深知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业建设上，叶挺以制糖业为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原来陈济棠就以制糖业赚得“不清不楚”，各大糖厂的烟囱尚未竖立起来，市面上已有其产品大量出售。原来，陈济棠动用缉私舰艇从香港运回洋糖，换上“五羊牌广东糖厂出品”的包装，抛入市场牟利。仅1931年下半年，陈就走私白糖净赚400万元。而这些走私糖，便被广州人谑称为“无烟糖”。
叶挺当然不搞走私，相反大力缉私。由于广东军队待遇全国第一，故原驻福建的2个海军陆战队旅决定留驻广东，归十九路军指挥，叶挺应承陈策，将这2个旅以及广东海军原有的司徒非陆战旅，合编为1个海军陆战师，由司徒非任师长（司徒非原为十九路军的团长，参加过淞沪抗战，是蔡廷锴“借给”陈策的），下辖的3个旅分驻粤东、粤中、粤西海岸，在海军舰艇的支援下大力进行缉私（顺便练兵）。
除打击本省人以及香港方面的走私外，首要还是打击日本的走私。当时日本将向华南走私作为“国策”。日本在台湾每年要召开一次“华南领事会议”，以协调台湾与华南各地的关系。在1932年5月的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驻华南各地的领事（福州总领事、厦门领事、香港总领事、广东总领事代理、汕头领事），以及台湾总督府的局部长、台湾军及海军马公要港司令部的参谋、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长、台湾银行与华南银行及大阪商船的代表等，会议由台湾总督府总务部长主持，台湾总督中川健藏出席了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向华南的走私问题。达成的协议主要有：以台湾为中心“发展”华南经济的方策；向华南倾销台湾产品（日本砂糖、台湾米、凤梨罐头等）。
叶挺规定，缉私收入30％划归海军建设所有，故海军缉私积极性极高，获利肥厚，而广东沿海猖獗一时的走私也日渐绝迹，日本（主要是台湾）经济损失惨重，而广东政府关税收入翻了一倍不止。
对于至关重要的制糖业，叶挺采纳了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的建议，大力发展蔗糖业，并委任冯为农林局局长，将广东全省分为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5个蔗糖区，各划定若干耕地改种高产的渣华蔗种，在一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日榨量为1500吨的7个制糖厂和附设的酒精厂，称为税收的重要财源。
对于乡村建设，叶挺如上所说，邀请了著名国学大师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曾于1924年前往山东办学，以后又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而他在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中倡导的乡学村学模式突出表现了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的思想，成为“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
1927年，梁漱溟提出“乡治”主张，由于这一主张立足于农村衰败的现实，反映了农民小富阶级的政治意愿，因此，很快形成一种潮流。1931年，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学会的成立以及《乡村建设》杂志的出版，标志着“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主要领导人是梁漱溟、晏阳初、梁仲华等人。乡建派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阶级对立。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哪个党派执政，而在于“乡村建设”，建立“乡农学校”，恢复“法制礼仪”，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广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定位，有一个词广为人知：策源地（或曰“发祥地”）。但“策源地”也好“发祥地”也罢，不管前面加什么定语，都不如“实验室”来得更准确、更科学些。因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这100多年的中国历史，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喜欢用“转型期”来命名。历史转型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文化、新学说、新技术层出不穷。每一项新思想或新技术的出现，都需要进行实验。而广东得历史地理之便，开风气之先，便被不少有志于济世治乱的先行者选中作为他们的实验室。于是可以看到，有人来这里实验洋务，有人来这里传播变法，有人拿这里试验和平改良，有人拿这里试验暴力革命……直到上世纪末，种种实验仍在广东进行：有个老人来画了一个圈，试行改革开放；有个专家来种了一片田，试验杂交水稻……
所以1927年梁漱溟也选择广东实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时，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虽然梁本人说，选择广东只是因为他的好友、孙中山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当权。但因缘际会，广东又多挂了一块“乡治实验室”的牌子。
梁漱溟被誉为“最后的儒家”，他在儒家思想的研究方面，自非今天那些所谓的“新儒家”所能望其项背。但他又不是一个僵化、教条的儒家思想者，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为了能在中国实现他所推崇的英国式宪政而做准备的，也是为了证明他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家腐朽思想的反对。他觉悟到“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回忆乡村建设》，选自《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所以他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