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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道：“那我们明天就接触解方，表明我们的联合华北及出兵意图。到时择公、希夷先和这位秘使一起先去北平。”
叶挺笑道：“送走这位秘使，还会来一名秘使，就要靠李、白两位代劳接待了。”
李、白奇道：“还有一位秘使？哪方面的？”
“南京方面的，就是你们的老朋友季宽。”
“是季宽！他来干什幺？”
“自然是带来蒋介石的口信，要两广军队去江西‘剿共’，他好腾出手来让中央军北上抗日。如果我们不答应，老蒋就有了借口，说两广不顾大局，他的中央军攘外必先安内脱不开身，就不能去热河抗日了，将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最多只派几个师去应付一下舆论。”
邓演达冷笑道：“老蒋打的好算盘，他敢这样做，我就出面振臂一呼，全国黄埔革命同学会6000多会员大多在中央军内，到时中央军将领联合起来要求抗日，包管老蒋不得安身。”
叶挺说：“择公不必如此，此次热河抗战，没有中央军也行，我们地方部队一样可打个漂亮仗，给中央军作出榜样，也激励全国人民的士气。”
李济深等道：“对了，希夷，此次热河抗战，胜算几何？”
“七分。”
“哦？不会象淞沪一样最后功亏一篑吧？”
“此一时彼一时，此次热河抗战，规模比淞沪大得多，我军投入兵力，华北的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加上我们两广军队，以及红军，当在60万以上。日本关东军倾力而来，总兵力当不下20万人，加上伪军约30万人。估算下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可能接近100万人！但我们的抗战条件又远远超过淞沪。淞沪打了一个多月，我们始终只有十九路军3个师和5军2个师，最后经不起消耗。而此次热河抗战，我军可动用几十个师，兵力雄厚，可支持长期作战，前线部队可得到轮换休息补充，此其一；与淞沪抗战受制于何应钦的军政部不同，我们现在有了两广这个强大的抗日基地，兵员征集、武器生产、物资补充都有了保证，此其二；我军缴获日军3个师团的完整装备，连同德械师和美国坦克、飞机，加上“天雷炮”，单就陆军、空军火力而言，已远远超越日军，且和当今世界任何最先进的军队也有一战之力！此次作战，我还有三大绝密武器，虽然违反日内瓦战争法，但只要日本人敢用毒气，我就教他有来无回，尝尝我们的厉害！此其三；此次两广军队北上抗日，不比当初淞沪何应钦作梗，我两广子弟兵为抗日前驱，也算为张学良拼杀，又不夺他地盘，张学良自然感激不尽，他们张家虽然失了东北，但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带入关内的也很可观，到时会大力支持我们，不会‘托手肘’（广东话：使小动作）。我还有两个预言，供诸位参考：一是蒋介石会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赴华北敦促张学良抗战，此人在淞沪就与我们关系良好，同为广东老乡，又是财神爷，届时军费开支不成问题，宋子文还会把他的税警总团调去参加热河抗战，此部实力相当于1个德械军，实乃我军强援！二是蒋介石还会免去季宽的内政部长职务，任命其为华北军分会参谋长，这样华北军分会上下一心，我们前线部队就能安心作战，不必担心遭到算计。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此其四；最后，这次热河抗战规模虽然巨大，远超淞沪抗战，但从全局看，仍是一场局部战争，不会酿成中日全面大战。日本关东军投入兵力总有限度，如上说，最多20万人，而我军数量占有3倍优势，十九路军的武器装备又占有很大的质量优势，倾我全军精华于热河一隅，当可与日军血拼一场，只要消耗日军七八万人，当可使其承受不起。而热河作战是山地战，只有几条道路适于行军，易于判断日军行进方向，我军只要指挥得当，当可对其分割歼灭。而且，日军后方的庞大东北义勇军广泛骚扰，开展游击战，断其后勤补给线，也可迫使日军分兵。此次作战，我军空军足可与日本空军匹敌，而内陆作战日本占绝对优势的海军又派不上用场。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此其五。所以，此次热河抗战，我方胜算较大。但我军也有不利条件，最大的问题是重武器弹药不足。十九路军缴获的日军3个师团装备，基本上只能一次性消耗，因缴获日军武器弹药甚难；打起来德国武器和美国装甲车辆的弹药消耗惊人，而从外国购买弹药耗时费日，很难确保按时到达前线。而自制武器方面，轻兵器还可以，火炮就不行了。所以，此次作战，开始我军会占上风，甚至会取得比淞沪更大的大捷，但后劲不足，交战时间越长越落下风，只有苦撑。而日军全部武器国产化，东北巨大的兵工厂生产已经走上正轨，与本土的海路畅通，武器弹药补充源源不断，战争潜力远胜我方。有鉴于此，此次热河抗战，我们在收复部分国土的情况下，见好就收，争取在有利条件下争取停战，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说此战我方有七分胜算。”
众人惊叹曰：“希夷神算，世所不及！只是这最后一点，假如日军在热河遭到重创，会不会恼羞成怒，趁机全面侵华，吞并我国？”
叶挺道：“不会。热河抗战哪怕双方投入兵力100万，仍然会局部化。这主要是日本内部三大矛盾决定的：第一个矛盾，是日本内阁与军部的矛盾。日本内阁方面顾虑影响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国联“李顿报告书”中所提议的：‘在中国政府的宗主权下组成有广泛自治权的东北自治政府，作为日本、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对于日本对热河的权利要求毋庸再议，而且这个缓冲地带不包括万里长城和内蒙古。’因此，日本内阁认为，‘李顿报告书’刚刚发表，对此无视而实施越过长城的作战，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有损，所以希望控制关东军进至长城线以南地区作战。他们认为，热河是‘满洲国’的‘领土’，而长城线以南则是中华民国的境内；关东军占领热河省，是为‘满洲国’收复‘国土’，理所应当，而打到长城以南就是与中华民国正式开战了。按照这套逻辑，日本内阁多数成员主张战事不宜扩大，将战事限于热河境内。与以往不同，斋藤实内阁有军方背景，对军部有一定影响；第二个矛盾，是日本军部内部的矛盾。日本军部中陆军居于主导地位，但陆军的中高级军官中，又存在‘皇道派’与‘统制派’之争。两派纲领和纠缠十分复杂，就对华策略而言，‘皇道派’主张仿效九一八模式，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而‘统制派’则视苏联为最大对手，认为以日本本土的贫乏资源，国力无法与苏联抗衡，所以主张充分利用‘满洲’丰富的煤铁资源和丰富物产，将‘满洲’建设为强大的反苏战争基地，以及解决日本人多地少问题的‘皇道乐土’，因此在侵占热河后，不赞成继续对中国关内用兵。日本陆军上层首脑中，权位最重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只是挂名，实权在‘三巨头’手里，即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林铣十郎。其中，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属于‘皇道派’，林铣十郎和参谋本部第二部的部长永田铁山等属于‘统制派’。具体到关东军，大致是‘统制派’当权，如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等。参谋次长冈村宁次原属‘皇道派’，但因离开国内多年，与荒木、真崎的来往不那幺密切了，加之他对谁也不愿得罪，所以在军部的一般将佐看来他是个‘超然派’。这些人都倾向于占领热河后，即专心致志经营‘满洲’。不过当今日本军部中，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的‘皇道派’掌握了大权，与关东军矛盾很深，对关东军经常独行其事非常不满。去年8月，日本军部改组关东军高层，将傲慢抗上、作战不力的司令官本庄繁免职，原参谋长桥本虎之助调任关东军宪兵司令，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也均被调出，至此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上层几乎全被撤换，但并未解决关东军内部存在已久‘下克上’问题。这次热河抗战，我们就可充分利用日本军部的内部矛盾，痛打关东军一顿，只怕日本军部中的一些人不但不恼怒，反而会幸灾乐祸呢！第三个矛盾，就是日本的侵略野心与国力不足的矛盾，现在日本国力因为经济大危机已跌至谷底，必须将主要财力用于摆脱危机，能够用于军费特别是战费的有限，发动热河作战勉强够用，但支持不起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有这三大矛盾，表面上看日军占领山海关、觊觎热河来势汹汹，不可一世，实际上外强中干，矛盾重重，只要我们予以迎头痛击，就可使其原形毕露。所以，此次热河看似我国危机，但利用得当，未尝不可使之变成日本的危机！”
在座众人见叶挺分析丝丝入扣，鞭辟入里，尽皆信服，赞曰：“希夷谋定而后动，兵动若神，谋不再计，真乃旷代名将也！”
叶挺自然谦虚一番。
正文 第二十八章：只欠东风
1月15日，邓演达、叶挺、梁华盛与张学良的秘使解方乘坐广东空军的法国大型运输机前往北平。
不出叶挺所料，一系列大事接连发生。
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主张立即停止内战，“保障群众民主权利，保卫中国，争取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斗争，愿以停止内战、武装人民、实行抗日为条件，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宣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早起源）。与此同时，以极左著称的王明、康生等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步骤，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把对象扩展到愿意抗日的除了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团体，发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具体纲领，建立中华民族推进反日运动和组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这个纲领后来经过宋庆龄等1779人联合签名公开发表，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有关王明、康生等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术研究，参见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军史所研究员江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刘晶芳等专家的研究成果）。这些宣言和信件，仍属于“反蒋抗日”的范畴，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反蒋”之名，目的在于联结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的势力，欲藉此推翻蒋之势力或靠其它联结的势力以对抗之，但与之前共产党主张的打击国民党一切派别、特别是“中间势力是最危险敌人”的论断，是个巨大突破，毕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良好开端。
此时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立场表面上是坚定的，实则内部对此并非全盘加以肯定。刘少奇公开宣称：在抗日的前提下，共产党人将不仅停止没收土地，且将停止一切反对国民党的宣传和行动，直至“援助南京”。及后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亦指出：“我早就感觉到反蒋与停止内战两口号是矛盾的，我早和同志们讨论过这问题。”
1月21日，蒋介石的特使黄绍竑来到广州，传达蒋介石要两广军队开往江西“剿共”、腾出中央军北上抗日的意见，两广首脑早有准备，当即拒绝，随即发表声明，两广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请南京中央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李济深、蔡廷锴、李宗仁等在广州对记者发表《痛论中日问题重要》谈话。指出：“目前中国所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尤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可能。”“中国之生死存亡，全系于中国本身之能否抗战。”“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提出了“不分界域党派，欢迎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一切抗日民众力量加入抗日救国民族革命战线”的口号。
对两广的抗日宣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人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关于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动，是直接对于日本大举进攻热河的一个回答。这一行动说明什么，说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以及广大白军部队是不愿做亡国奴，而决然地发动抗日的民族战争了。”“苏维埃政府对于西南这次出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