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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加和谈会议，并拒不见客。失去汪精卫，粤方也不再坚持要蒋下野。于是双方勉强达成协议：由南京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四届中央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
上海和谈达成协议后，宁粤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粤“四大”闭幕时，胡汉民代表大会坚决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并以粤“四大”产生的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名义议决：如果1931年12月20日前，蒋介石还不下野，粤“四大”中委不仅不赴京开会，还将自行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则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痛斥了那种“希望我们这一次代表大会开不成会，或是希望我们开成了没有多大的成绩”以及“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汪精卫也凑热闹，假借上海法租界召开了又一个“四大”。
三个国民党“四大”的闹剧结束后，主要议程便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不愿入京开会。蒋介石在硬顶一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只得采用“以退为攻”手法，将有关事宜全部安排妥贴，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宣布下野。他在通电中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行监委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作出决议：“（1）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清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林森、陈铭枢即联名发表就职通电。
尽管期间转折反复，但陈铭枢在我的不断指点下，统筹全局，左右逢源，终于得以就任行政院长，达到仕途最高点。
自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粤、沪中委纷纷入京。陈铭枢在我授意下，坚持调十九路军驻扎京沪，得到中委一致支持。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将嫡系部队调离京沪（仅保留第5军），由十九路军接防，陈铭枢兼任京沪警备司令。
陈铭枢做梦也想不到有如此成就，不禁对我敬为天人，要答应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只要求担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当时的将领都喜当军长、师长，一则兵权在手，二则可截留军饷。参谋长有职无权，但我选择这个职位，正是可通观全局，发挥战略谋划的长处，而师长就做不到这一点。再说，陈铭枢一时性起给我个师长不难，事后多少会后悔，到时难免尴尬。
这时蒋介石已经下野，陈铭枢如日中天，军政部长何应钦还想拖一下，借口我曾为共党等。陈铭枢严词指责，说我脱离共产党已众人皆知。何应钦扛不住，只得下任命的命令。陈铭枢还觉我要求太低，又赠我大批金银，这对我还有大用，就照单收下。我还要陈铭枢对我的“周易预测学”保密，对外只说我分析精到等，陈铭枢满口答应。就这样，迎来了1932年的元旦。
新的历史篇章就要揭开了。新年除夕这晚，陈铭枢在上海大世界共和厅举行盛大的新年晚宴，除上海师长吴铁城等各界政商名流外，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全部与会。其中，有总指挥将光鼐、军长蔡廷锴、第60师师长沈光汉、第61师师长毛维寿、第78师师长区寿年，淞沪警备区司令戴戟、副司令黄强（均由十九路军派出）。此外，还邀请担任南京外围警卫的第5军将领与会，有军长张治中、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88师师长俞济时以及旅长孙元良、宋希濂等。将领中多为黄埔精英、北伐名将，是浴血并肩战斗过的，故气氛十分融洽，一时觥筹交错，把酒言欢。但不各个如此，黄强就似乎比较郁闷。他原是十九路军参谋长，平白被我夺了职务，自然有看法。
离开祖国4年后重返的我自然成为焦点。陈铭枢当然对我赞不绝口，众将领与我大都由北伐袍泽情意，都盛赞北伐名将回归，必将使铁军精神发扬光大，铁军将更上层楼等。
将光鼐感叹道：“希夷一来，铁军如虎添翼，我希望政府能团结一心，让十九路军再度北伐，驱逐倭寇，还我东三省。”
蔡廷锴也说：“十九路军打了几年内战，而且都是铁军自相残杀。先与张发奎的4军三度交战，3月前在高兴圩与共军的红4军又大打一场，红4军也是北伐铁军分出去的，取名4军也是为了延续铁军传统。交战的原为北伐同壕战友，不料竟成为沙场上的生死对头。阵亡官长多为本军之旧部，当时见之无不痛心流泪。”
高兴圩之战的情形，先云已与我讲了。红3军团附红1军团红4军，向十九路军发起猛攻，国共双方的铁军迎头相撞。红4军11师的师长曾士峨把全师的排长以上干部集中起来，步枪都上了刺刀，亲自带领冲锋，终于击溃十九路军，曾师长也壮烈牺牲。蔡廷锴自己对这场血战是这样说的：“敌以最强悍之部队及彭德怀之军官队（这里军官队应指4军用排长以上军官冲锋的队伍）向我猛冲。我军受其强烈压迫，全线略为动摇，六十师沈（光汉）师长及师部不明前线情况，又不沉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受溃兵影响，擅自向兴国方向退去十余里。甚至总部人员及我之随从亦有逃跑，颇为紊乱，无线电亦发出紧急电。当时我见情况危殆万分，欲自杀以殉……”
这一仗，十九路军伤亡3200多人，是过去从未遭受过的重大的损失。但是，红4军损失同样惨重，只好撤编了红12军，把34、35师编入红4军，同时把红22军64师（粟裕师）也编入了红4军。红3军团也遭重创，红4师的师长邹平也在此战中牺牲。后把红8军番号撤消，把原8军8师的人员补充到3军团其余3个师里。这一仗，红军两名师长阵亡，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血战，也可见十九路军战力之强。毛泽东将这一战引为生平五大败仗之一。可惜先云来迟了，否则定可制止这一战。
戴戟激动地说：“高兴圩之战后我军回师赣州整补时，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蔡军长在赣州体育场率全军3万官兵宣誓，决心从此‘不再反共、一致对外’。现在全军官兵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奔赴东北战场。”
张治中说：“九一八之后，我就收到何香凝女士的一封信，并送来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何女士要我转达黄埔军校同学：‘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当时我确实是感到无比羞耻啊。现在好了，政府一统，我想不久黄埔同学和铁军健儿当可再次并肩北伐，再创大革命的辉煌！”
他又转向我说：“希夷，如公说你对局势分析精辟入微，无有不中，不知你对当前时局有何见解？”
我一副智珠在握的模样：“诸位均提到黄埔同学和铁军健儿再度北伐，驱逐日本。在我看来，再度北伐恐怕遥远。蒋公虽然下野，但兵权、财权都在他手里。何应钦天天催军饷，宋子文又把财政部搬空，陈院长你是焦头烂额吧。蒋公和何应钦都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要打的是红军（因我曾为共产党员，称红军他们也不觉刺耳）。现在国民政府无兵无钱，北伐东三省谈何容易。”
众人掩饰不住的失望，但也知道我说的是实情。我话锋一转：“但眼前，就在上海，即将有一场与日军的殊死之战！诸位是否真心报国杀敌，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我指的当然是1932年1月28日的一_二八松沪抗战。但现在是1931年12月31日新年除夕，离开战还有近一个月，没有一点征兆，他们当然是一头雾水。
“日本在上海开战？恐怕不会吧。这里是各国租界所在，不比东北，日本再狂妄，也要顾及国际舆论吧。”说话的是黄强，处处与我抬杠。
我轻松一笑，胸有成竹：“日本当然会颠倒黑白，说是中国首先挑衅，耍起赖皮。我判断日本将在上海大战，根据有三。一是日本陆海军争权夺利，陆军一个月就占领东三省，海军分外眼红。现在上海驻有日本海军数千陆战队，所以日本海军肯定有大动作。二是日本企图在东北成立伪政府，现在准备抬出张景惠，不久后肯定把溥仪摆上台，造成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但现在东北全世界瞩目，国联准备派出李顿调查团，日本为顺利成立伪政府，定将在其他地方搞事，引开国际舆论注意。我判断，最大的搞事地点就在上海。三是上海乃中国金融中心，远东第一大城，日本在此开战夺取我上海大量利益，旨在打击我政治、经济、军事，事后可以此为筹码，以退出这些利益为条件，换取我承认东北伪政权。日本判断上海乃我国重心所在，国脉所系，到时定当忍辱退让。”
“啪”地一声脆响，后面有人摔烂了酒杯高喊：“决不退让半步！”
我回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后面站满了军官，看来是我这围的谈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聚拢了来。摔酒杯的，是十九路军78师的师长区寿年。我知道他是血性军人，抗战中杀起日本人来毫不含糊，暗暗点了点头。
“以希夷所见，那我上海当作何准备呢？日本人要动手的话，可有征兆吗？”说话的是上海市长吴铁城。他听说要在他的城市开战，自然高度紧张。
我必须卖弄一下，树立威望，以利于以后的工作。现在周围都是黄埔和铁军的精英，我必须取得他们绝对的信服：
“日本在上海动手，征兆也有三。”
看到周围人几乎屏住了气，我才悠悠地说：“一是占领锦州。报纸大家都看到了，日军已抵达大小凌河，占领锦州只是几日的事。占领锦州，就封住了东北门户，东北事实上与关内隔绝了，日本人就要组成伪政府了。我分析，日本占领锦州后的一个月内，就会在上海开战，根据如前述。二是日本人为制造是我国先挑起事端的借口，当利用汉奸打伤在上海的日侨搞栽赃，再发动浪人示威挑衅，这也是其一贯做法；三是日本以保护侨民生命安全为借口，向上海增派陆战队。日军在上海的陆战队现在只有几千人，而我京沪驻军数万，且全为精锐，日本人是不敢冒险的。为有把握，其陆战队当增至万人以上，才敢开战。如出现以上三个征兆，上海大战就在指日间。综合判断下来，上海这场大战的开战时间，当在1月底，不会超过2月份。我判断，这场大战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及早准备。但我的判断未必准确，诸位千万不要宣扬，要保密，更不能让日本人知道，否则给日本人以口实。”
我一席侃侃而谈，镇住了在场所有人。吴铁城汗如雨下。陈铭枢和十九路军、5军的将领均神色凝重，显然感到大战的压力。几位血气方刚的师长、旅长刚要发作表抗日决心，就被上级用眼光压了下去。由于气氛不对，整场新年除夕晚宴就此而散。人们心情沉重，有的人感到压力、惶恐，但更多的人则是兴奋、期待……
进入1932年，我立即在将光鼐、蔡廷锴的全力支持下，进行战备工作。首先，我认为十九路军驻军太分散，沿京沪铁路驻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上海等地，我将其力量尽量靠驻上海，主要充实驻上海市区的区寿年的78师，其余尽量靠驻京沪铁路，以随时增兵。同时，在京沪一带发动征兵，以充实高兴圩一战惨重的损失。我建议叫黄强负责，操练新兵。此人与我已存芥蒂，我必须调开他，他练兵有一套，就发挥其所长。
最重要的，则是通过陈铭枢，向何应钦索要军械。开始还比较顺利。毕竟十九路军高兴圩一战重创红军主力，替党国卖了死力。何应钦找不到借口，基本补充了十九路军轻兵器的损失。但在索要高射炮和平射炮时，却遇到麻烦，何应钦百般推脱，就是不给。而这些，又是对付日军的飞机、坦克装甲车必须的。
我当然知道高射机枪和平射炮的重要。按照历史，尽管十九路军拼死奋战，还是吃了日军飞机和坦克的大亏。我也知道，按照历史，十九路军遭何应钦玩弄手段，最终没有得到高射炮和平射炮，被迫以血肉之躯肉搏日军钢铁。但我可以改写历史，因为先云早已想好了办法。
见到陈铭枢后，他为难的说：“希夷，确实没有办法，不管我说了多少好话，何应钦就是不给。”
历史上，陈铭枢因为刚踞行政院长高位，患得患失，不敢过分开罪蒋介石、何应钦，在十九路军的军火供应上不敢坚持，以致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