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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经验丰富的老兵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和我军进行搏杀，竟连续发动了10次反冲锋！打到最后，24旅团精锐伤亡殆尽，我攻击部队也伤亡惨重。
我下令攻击部队暂时后退几百米，随即下令“天雷炮”把全部炮弹打出去！
11日的黎明来到了。隐约中只见整个金穆宅除了几堵断墙，几乎被夷为平地。
太阳啊！你升起来了！你划亮了中国沉沉的夜空，照亮了沉睡的大地。你知道吗，优秀的中华儿女，用他壮丽的诗篇，用他不屈不挠的骨气，用他的高风亮节，用他的鲜血，在淞沪血洗了日本侵略者，光耀了整个中华民族！
正文 第八章：江湾浴血
“日军第9师团的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自信他不会犯下下元熊弥那样愚蠢的错误。他自认为手中有四大王牌：一是3万精兵；二是上百门重炮；三是背后黄浦江上有几十艘重型军舰、几百门舰炮的支援；四是紧急抢修的引翔港陆上机场接近完成，从冲绳转场的12架飞机已经进驻，当可夺回空中优势。而且这个机场用大量高射炮掩护，又绝对在我军火炮攻击范围之外。然而战斗进程表明，他又一次失算了……”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庙行大捷意义重大，迎头痛歼了日军精锐部队，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我军威风，鼓励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抗战意志。这次大胜的影响，又远远超过了闸北青云路大捷。照惯例记者们在我的安排下，又直击了战役全过程。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我还安排了驻上海的西方记者观战。这次新闻宣传的效果，自是更上层楼：
一向反中亲日的《大陆报》也称：“中国军队处在极困难环境下，有极良之成绩。业已表示中国军队能保卫境土，抵御可怖之新式军器。”
英国伦敦电：“战争之荣誉，属诸中国军队，其威力业已成立，较诸一般世人所预料者，更为伟大，定可恢复中国乃能以自卫的国家之威信。”
德国《波森日报》称：“全国对于庙行激战之反响，直接结果，已使中国站在新纪元之门阈。”
爱国人士章太炎极为兴奋地赞扬这个胜利，说：“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发电勉抗日将士：“顷接战报，知我军于昨晚奋勇鏖战，四路皆捷，歼敌殆尽等情，查我军以必死之决心，于暴日犀利武器之下，节节抗战，所向无前，维持国家主权，彰明国际正义，捷电频传，庆慰弥深，尚望继续努力，以竟全功。”
蒋介石对此战也给予高度评价，致电奖慰：“自经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
更奇怪的是，法西斯主义的鼻祖、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居然也高度赞扬中国的抗日大捷。他在柏林发表文章，说：
“近代之中华民族，系从比希腊罗马更古之文化所产生。中华民族所缺者，即一种对外战斗之意识。因此，未能在近代有特殊之发展，而常为人所侵略。然而自近日之中日战事观之，以一不事‘武装’对外之民族，一临战场，竟能表现军人之气节与作战之神勇，不得不使全世界震惊失色。中国军人实未可侮也。”
这时十九路军将光鼐病情好转，已搬来上海法租界公馆居住。我将应付媒体和社会各界之事推给将光鼐、蔡廷锴，自己一头扎进备战中。
此次庙行大捷，我军一举全歼并击毙日军8000多人，日军混成第24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第24联队的联队长碇善夫大佐、第48联队的联队长岩佐俊大佐等主官全部被击毙，下元熊弥更是被“天雷炮”活生生震死，算是留了个全尸。但由于我军炮火甚猛，日军武器大部被摧毁，因而缴获反而不多。幸而我军在海军仓库搬运的物资极多，故也不在乎。更有趣的是这仗居然抓获了10多名日军俘虏，多数是重伤员，不过也有几个投降的，经查问原来是日本共产党员，一向是反战的，这次趁机投降。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在对日作战中就一直未抓到未受伤的俘虏，南京政府特别是军政部将这批俘虏看作是“珍稀动物”，索要了去，自是又邀请媒体现场采访，日共俘虏自然发表了一番反战、反法西斯的言论，在全国和国际上引起了巨大轰动，日本天皇无比震怒，以宁死不屈自诩的日本陆军更是尴尬不已，在军内开展了一场清除日共的肃军运动。丢尽了大日本皇军颜面的第12师团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我自然知道离日军第9师团主力登陆只有不到3天了，这是比24旅团强大十倍以上的强劲对手。因此我集中精力狠抓十九路军的整补工作。
此次大战我军伤亡也不小，足有5000多人。主力61师由于正面硬顶日军攻势，伤亡特别大，足有2000多人。我将该师撤到战线后方优先整补，恢复元气。60师、78师155旅情况稍好。在后方训练新兵的黄强这个法国留学生本事还是有的，自十九路军进驻京沪以来就抓紧了新兵训练，陆续给十九路军前方部队补充了5000多名新兵，基本弥补了战斗损失，使十九路军一直保持了满编。
至于税警总团，由于急于立功显示“国军第一”的战斗力，冲锋过猛，虽然仗着优势装备扫毙日军无数，但自身也遭重大损失，伤亡1000多人。该部由于坚持士兵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故一般兵员并不适合，遂将第1团的部分骨干充实到第2、3团（这2个团多为广东人，与十九路军相处较融洽），1团其余则撤回后方，由老板宋子文负责出钱招兵买马。
武器装备方面，由于我军两次大捷，何应钦也没有再刁难，轻武器和弹药、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宋庆龄、何香凝亲自出面，何应钦噤若寒蝉，被迫将十九路军收到的捐款交出。两位国母将各界给十九路军的捐款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会，相当部分拨给十九路军军需部开支。负责军需部的是蔡廷锴的心腹黄和春（他是广东梅县人，是蔡廷锴在护国军讲武堂时代的老同学，相随多年，为蔡廷锴办后勤的得力助手），他将捐款除补发官兵军饷、抚恤阵亡将士、为伤员购买药品外，其余则通过上海的洋行，购买各军火商储存在上海的所有武器弹药，计每连得3挺捷克式轻机枪，每团的机枪连得6支冲锋枪，每团的迫击炮连得6门60毫米迫击炮。这些武器弹药均以昂贵的价格购来，但也大大增强了十九路军的战斗力。
远在山西的阎锡山尽管中原大战时在山东被十九路军击败，丢了济南，但在抗日大旗下不计前嫌，派人用火车运来6门150毫米重型迫击炮，600发炮弹，这是十九路军得到的威力最大的武器了。此外，阎老西还赠送了山西兵工厂仿造美国的100支“汤姆生”M1921式冲锋枪，该枪口径11。43毫米，表尺射程600米，射程700发/分，最厉害的是竟用装100发子弹的弹鼓，弹容量甚至超过轻机枪，真可谓“泼弹如雨”，在全世界也排第一，此乃以自制武器为自豪的阎锡山的得意之作。我将这批冲锋枪大部分配发给十九路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61师122旅第6团。该团自组建以来从未打败过，是蔡廷锴最钟爱的“常胜团”。
还有一件似乎是“小事”的大事：洗澡。据先云讲，历史上十九路军官兵在前线战壕连续战斗一个多月，根本没有时间换洗衣服，全身都长满了虱子。我自然不想因为这个影响部队战斗力，遂早就联络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分批安排官兵到上海的澡堂彻底自我清洗一番（当然是为抗日英雄全免费的），再干干净净、精神抖擞地重返前线。
就在2月11日庙行大捷这一天，第5军的主力部队、第88师全部和87师第261旅等部先后赶到了淞沪前线。
当晚，将光鼐、蔡廷锴和我以及十九路军各师、旅长与5军的各位师、旅长在江湾跑马场主楼顶层会议室见了面。
为便于协调十九路军和第5军的行动，十九路军总指挥部转移到了真如；至于我的前敌指挥部就设在江湾跑马场。这里是上海郊外最高的建筑，顶上有闻名上海的大自鸣钟，甚至可眺望到黄浦江。
88师的师长俞济时是在座的5军中最高职务的将领，他首先说：“十九路军在淞沪迭创日寇，抗日铁军之名威震天下，我们是敬佩和羡慕不已啊！请蒋总指挥、蔡军长、叶参谋长尽快给我们5军分配任务，我们决不含糊，一定坚决执行。”
按照作战序列，第5军由十九路军指挥。
我知道面前这位是抗日热情高涨的爱国将领。淞沪事变一爆发，驻守在杭州的俞济时是最早主动提出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蒋介石亲信俞飞鹏的侄儿。在黄埔一期学员中，他是第一个提升为师长的。他认为十九路军英勇抗战，打败日军，为国雪耻，全国振奋。但日寇被打败了，仍不断增兵，而十九路军仍然孤军作战。于是他在闸北开战的第4天，就向蒋介石请缨，参加淞沪抗战，支援十九路军。俞济时自杭州呈函电大意是：“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惟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说：“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正。”
我暗暗称赞。我自然还知道，以后他还将组建74军（就是整编74师），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首，是抗日战场上的另一支铁军。这些我自然现在不能告诉他。
“我们哪能和御林军相比。5军一到，抗日战绩必将远超十九路军，日本鬼子就‘死梗了’（广东话，意即知道厉害之意）。”蔡廷锴谦虚地说。
这话说的是实情。第5军是由国民政府警卫部队改编，是名副其实的御林军，全德国武器装备，为当时国民革命军最精锐的部队。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组建了军校卫兵队负责蒋介石校长的安全警卫与侍从。后来卫兵队扩编为特务营，北伐战争时期又在特务营的基础上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作为蒋介石总司令的侍卫部队。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警卫团再次升格，扩编为首都警备师（所辖部队多达6个团）。1930年12月，警备师与军校教导第1师（师长冯轶裴，该师被公认为中央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合并为警卫师，下辖2个旅6个团，师直属2个特务团、1个炮兵团和其他一些特种部队，总兵力几乎相当于其他部队的2个师！师长冯轶裴，副师长俞济时。1931年3月整军中，这支编制庞大的警卫师被一分为二，拆分成2个2旅4团制的整编师，番号分别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2师。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布下野，他的警卫部队自然也就失去了警卫师的荣耀头衔，警卫第1师和第2师分别改称第87师和第88师。该2个师各团装备与税警总团各团大致相似，师直属部队有1个瑞典博福斯75毫米山炮营等。
“5军将士望眼欲穿，终于等到了沙场痛宰日寇的机会，真不容易啊！”87师261旅的旅长宋希濂感叹道：“淞沪打起来后，我到三牌楼军政部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强烈愿望。何应钦听了后，不仅没有丝毫兴奋的表情，反而板着面孔对我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我乃返回旅部，当晚连夜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大家情绪异常愤激，发言者甚多，有的声泪俱下地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敌人打进大门来了，友军已奋起抵抗，我们反而袖手旁观，难道要叫我们当亡国奴吗？’最后决议由我率营长以上军官向何应钦再度请愿。当晚11时，我率军官30余人，乘一辆大卡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1号的何应钦住宅，再次请求开往上海参战。他也许没有想到半夜里突来这样多的人，感到十分尴尬。但他还是态度顽固，说什么‘日本现在是世界上头等强国，工业发达，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不能造，一切要从外国买来；国家没有真正的统一，各地方军阀口头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自为政，又有共产党到处捣乱，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形势，怎能同日本人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