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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折了张国焘。我当即向上海临时中央发报，称张国焘在前线英勇作战牺牲，其叛变一事功过相抵，为稳定人心和考虑到党的形象起见，不必公开其反革命罪行，宣布其为革命烈士即可。
我这样做，当然是给足王明一伙的面子。将张国焘选为政治局常委的是他们，派到鄂豫皖来的也是他们，少说也有个失察之罪。现在将此事平和处理，王明和临时中央故不必受到追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也曾提携过张国焘，这样冷处理也让他有了下台的阶梯。故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均迅即回电，同意我的安排。
我之所以决定为张国焘保留“名节”，是从维护红四方面军的团结考虑，这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无可否认，张国焘为人阴险狠辣，通过大肃反迫害、杀害了一大批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害；但他同时也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军官和干部，在鄂豫皖和红四方面军还是有相当人脉基础的。特别在当时极左路线下，象高敬亭（抗战初期被错杀）等许多领导干部受张国焘影响很深，视其为革命领袖。而我要清算张国焘的肃反错误，将在白雀园被关押即将处死的2500多名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解救出来，如果彻底将张国焘打倒，无疑将造成两派人马的冲突，搞不好甚至会造成红四方面军的裂痕。历史上党中央纠正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是严格把握了方针政策，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功劳和贡献区别开来，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还有就是毛泽东同志巨大的人格魅力，才把那些被张国焘误导的红四方面军部分高级将领争取了过来，维护了红军的团结。而以我现在的资历和本钱，要是强行清算张国焘的话，毕竟此时张国焘的劣迹还未得到充分暴露，很可能会把握不住，造成不可逆料的严重后果。所以我对此采取冷处理，利用张国焘出人意料上前线的这个机会，巧妙地将其“处理”掉，使其以“革命烈士”的身份死去，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矛盾。至于白雀园的受害者，毕竟保住了性命，中国文化传统讲的是“死者已矣”，他们只会把死去的张国焘看作是一名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也不会过分追究的。但要是张国焘象以往一样不去前线，我就没有办法了，只好进行硬处理。可以说，张国焘的临时决定，无意中保住了他的名节。
张国焘在前线被敌军炮火炸死，当然是我安排的。
在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总部听说张国焘到了黄安战役前线后，我就立即想到了“借刀杀人”的办法，并征得了胡底的同意。在郭受九的前线指挥部，我说要将战役部署向上海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发报，其实按照惯例只需向临时中央发报即可，但张国焘不知就里，以为是新的规定，就没有过问。我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是真的电报，但发给所谓中央军委的电报，实际上是一份暗语电报。
这份电报的接受电台频率是胡底提供的，当然不是中央军委的，而是国民党最大特务机关中统的上海分部！
由于红四方面军电台的报务员是张国焘心腹，所以这份电报，表面上与给临时中央的大同小异，只是侧重于军事方面。但实际上，这份电报是用“徽宗语”写成的。
“徽宗语”为北宋徽宗皇帝赵佶所创。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赵佶被金军俘至东北五国城，君臣思念故国，不敢直接用汉语对话，于是以汉语为基础改创此语，作为谈心工具。它将汉字的读音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导索分为二段至四段成为半音阶，连贯构成，最终仍还原为汉字本义。
当年，南宋派使臣去金国觐见徽宗之时，由于关押人员在场，徽宗不得不以此种语言加手势，表达他在北国度日如年、希望能尽早救他回国的愿望。相传，南宋使臣在跪见他之时，徽宗眼含泪水，说了一句“寨艮：代顾热制热主涅连，流李卖根夜尥借六寨艮”。使臣不懂其意，徽宗“用手指自己，再指天摇头，然后指使臣，指南方”。使臣会其意，将徽宗说的20个字音反复研究，译成：“朕度日如年，你们要救朕。”
徽宗语因无文字传承，仅能口传心记。元统治者将大批蒙古族人移居中原，每个汉族家庭必须供养一人，以强化元帝国的统治。中原汉人不堪外族人的压迫，集聚共商诛灭鞑虏，约定农历八月十五杀家鞑。八月十五中秋夜，当人们正在团聚时，街上忽然响起锣声，有人连续高喊“筛嘎节芽代嘎”！众人明白是徽宗语“杀家鞑”三字，随即一起动手，将各家鞑人诛灭。
“徽宗语”影响不止于汉人，少数民族贵族也曾经利用。清朝皇族的皇姓“爱新觉罗”，据考证就与“徽宗语”有关。“爱新”（阿什），女真语意为“金”；觉罗”，是徽宗语“赵”字的反切还原。努尔哈赤取“爱新觉罗”为氏的用意是：既要继承女真人创立的大金朝的光辉事业，更要如“赵官家”的君临中华。其整个姓氏都表现他的雄心壮志。
孙中山在发动辛亥革命时，根据徽宗语有保密性质的特点，在革命党人秘密联络中也曾变通使用，后人称此语言为“中山语”。以后国民党军政、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包括电台，就一直使用“中山语”。此语的特点原只适用于对话，不适用于书写。但国民党特务机关密码人员经研究，借“徽宗语”其分音特点拟成符号，表面看来是完整的汉字，实则是借此字形而组成自己的语言体系。满纸普通文字，却隐藏着谁也无法识破的秘密。这是一种自成一家的保密文字，被同行称为有字天书。由于“徽宗语”的高度保密性，国民党军政、特务机关均用作绝密联络。胡底和其中统内线袁殊，就是熟练使用的高手。至于红四方面军的电报员，却是按照苏联的方法训练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徽宗语”。
我知道届时敌军解围的31、33师，加上黄安城内的69师，加起来有几十门火炮。我事先与胡底商量好，背下其提供的有关文字；后来当着张国焘等人的面，似乎一挥而就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实际上却提供了张国焘所在的郭受九具体方位，称此处为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两路敌军内外夹击时一同集中火力轰击，可收奇效。袁殊接此电报后（按照中共特科原则，只无条件执行上级任何指示，不得质疑），立即报告中统总部，称其在中共内部高层有一绝密情报来源，提供了这一关键性情报。这样，这一“绝密情报”就通过国民政府军政部、武汉行营、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传到了黄安城内69师的师长赵冠英处。69师长期盘踞黄安，对周围的制高点方位无不测得清清楚楚，随即用电台通知了解围的33师的师长葛云龙，约定双方联合出击前，先集中炮火猛轰郭受九，打掉红四方面军总部，意图造成红军指挥失灵，扭转战局。
事后证明张国焘果然被炮火击毙，袁殊的情报无比准确。中统大喜，立即向上邀功，袁殊也得到提拔，更受信任。至于以后中统逼袁殊再拿出“绝密情报”，袁殊只需称其在中共高层的内线对外联络困难、时断时续即可搪塞过去（我当然会利用此提供一些对我有利的“情报”）。对于张国焘莫名其妙被炸死，红四方面军内部少不得会有人怀疑，但我已取得控制权，到时要胡底负责“锄奸”工作，反正张国焘已经制造冤假错案无数，胡底揪出一两个替死鬼也不是难事，也不会有人敢于过问（历史上张国焘白雀园肃反时，甚至杀害了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而在程训宣被关押的几个月时间，徐向前却从没有过问。直到几年后长征到达延安，徐向前才问原鄂豫皖苏区保卫局负责人周纯全：“到底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没有什么罪。”周纯全说，“当时抓她，就是张国焘为了搞你的材料。”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徐向前苦笑一下，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疑虑、怨气，总算找到了可信的答案。由此可见当年肃反政治气氛之高压、以及保密制度之严）。
正文 第十章：岁寒冬青（3）
嶂山大战已经结束，黄安城已是指日可下。我随即向徐向前等辞行，立即赶往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
白雀园，这个小镇历史上这里没出过名人、奇案，中国分省地图上都难找到它的位置，可是从张国焘在这里发动“肃反”，白雀园出名了。在红军“肃反”史上，“白雀园肃反”成了最触目惊心、最血腥的一页！我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红军史时，以这一页最不堪回首！
早在1931年8月初，张国焘严密控制下的鄂豫皖政治保卫局曾在麻埠后方中心医院，把投诚起义人员中一些对生活、医疗方面有意见而发牢骚的人打成“反革命”，是所谓的“AB团”组织（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张国焘一口咬定鄂豫皖革命队伍中有反革命组织，遂滥肆捕人，严刑逼供。恰在此时，国民党又制造了一个离间计。张国焘则利用其作为进行红四方面军大“肃反”的根据。
8月初，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国民党最大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鄂豫皖红4军红12师师长许继慎。复兴社是蒋介石组织的军统特务组织，蒋介石自任社长，其核心人物主要出身于黄埔军校，如戴笠、贺衷寒、康泽、酆悌、桂永清、曾扩情以及周佛海等人，被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
曾扩情和许继慎都是黄埔一期的，信中曾利用同学关系劝说许投降：“欢迎许继慎带领部队投奔”，“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蜀武逮捕，连人带信交给以徐向前为军长、曾中生为政委的军部。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那个姓钟的进行了审讯，随后又连人带信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向中共鄂豫皖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并明确表示：许继慎同志“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事情在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那里已经了结，但在张国焘这里，却刚刚开始。进入鄂豫皖苏区以来，张国焘一直睁大眼睛寻找混进苏区的“AB团”、“改组派”、“第三党”，现在终于找到了！敌人的阴谋，成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口实！张国焘兴奋异常，他对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头头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穷追猛打，一定要把与此案有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受到表扬的“肃反”机器利令智昏。9月上旬，政治保卫局在谭畈河医院逮捕了红28团的团长潘皈佛的妻子，说她所在的后方医院也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AB团”，严刑拷打后，这个不幸的女人“说出”了一个更为令人震惊的“大阴谋”：在鄂豫皖红4军内部，以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为首，包括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在内的一批师团级干部，准备于9月15日举行“兵变”，将部队拉到长江边上，“投靠蒋介石”。这个不幸的女人被逼成疯，掉河身亡。
张国焘没有对这一口供感到吃惊，反而与他暗藏的祸心完全吻合。他马上令人在新集就地逮捕了李荣桂，用尽酷刑，逼迫他“认罪”。随后，当陈昌浩前往麻埠取代曾中生任红4军政委时，他又命令陈昌浩逮捕与此“案”有关的其他人。
9月16日，陈昌浩接到命令于当日下令将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28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20余人逮捕。红4军西移斑竹园，他又下令逮捕了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部队途径余子店，他下令逮捕了著名红军战将、红12师师长兼皖西军委分会主席许继慎、红11师师长、商南暴动的领导者周维炯、红12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10月初，张国焘赤膊上阵，亲自主持大“肃反”，下令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沦、政治部主任关叔衣。此后，大逮捕的范围向大批营、连。排干部发展。
许继慎和周维炯在遭受酷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