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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至于此次未能安置的“白雀园干部”，以及经甄别后表现较好的国民党军俘虏军官，全部进入彭杨军政学校学习深造，等部队扩大后，再走马上任。
对红军士兵的来源，我和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等商量后，明确提出了“红军人员的补充，主要来自前线”的原则，说白了就是整补俘虏兵。这本是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我只是“活学活用”。这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的一大法宝。上午俘虏的敌兵，下午就能为我打仗。1948年淮海大战，华东野战军起初参战时有36万人，期间伤亡极重，仅歼灭黄百韬兵团就伤亡5万人，许多主力连队仅余10多人，被迫把司令部的警卫、文书、后勤人员都填到一线连队去，济南战役时的俘虏兵都成了老兵，当了排长、班长。抓获的俘虏，原则上一个不放，立即用于战斗。结果淮海战役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兵力反而增加到46万人，就是整补俘虏兵的结果。我又将解放军整补俘虏兵的“法宝”——“三整三查”告知了刘伯承等，大家纷纷说好，还说还是“黄埔第一杰”想得出来，我自然惭愧不已。
黄安战役的1。5万俘虏兵，因残疾、虚弱等原因，释放了1000多人。有近1。2万人补充进了红四方面军，另有2000多名顽固军官、特务进了“惩戒营”——红27军。
这是对红军来源的一大创新。
按照当时的左倾路线，红军战士非工农出身不可，特别是动员大批农民参军，结果大部分青壮年劳力都成了红军，各县青壮所剩无几。以江西中央苏区为例，1933年，长岗乡407名青年中有320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了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儿至1934年10月，有近5万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到1934年的一年里，有2万多人参军，仅1934年5月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有2000多人参军。这些参军人员中，大多数参加了长征，该县为革命牺牲的人达1。76万多人，还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5万多人……
为了动员青年参军（当时叫作“扩红”），苏区政府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5％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了，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辉匾，烈士家属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还有一些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盐以及火柴和大米……鄂豫皖苏区的“扩红”情况也差不多。
但长久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道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红军兵力的来源如果转以俘虏兵为主，只要不断打歼灭战、打胜仗，兵源不但可弥补伤亡还有余，红军就能不断壮大。这样不需要从农民中征兵，还可将军队中的老弱病残退伍返回地方，增加地方劳力，缓解劳动力的不足。
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固然可以补入红军，但军官就比较麻烦。诚然，红军中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国民党军，刘伯承、旷继勋来自四川军阀的军队，徐向前来自西北军国民2军，至于来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就更多了。但由于当时国共严重对立，我党的一些政策又过左，伤害了一大片，故改造俘虏军官甚难。我们决定对俘虏的军官特别是高级将领，都采取“岳维峻模式”，收取赎金后释放。
岳维峻是国民党军第34师的师长。他是西北军资深的将领，做过河南省督办，1925年曾任国民2军军长，说起来还是徐向前的老上司，徐向前曾在国民2军属下第6混成旅当过参谋。1931年3月8日，岳维峻率领34师孤军冒进到双桥镇，被徐向前指挥的鄂豫皖红4军包围全歼。红军毙敌1000多人，俘敌5000多人，缴枪6000余支，山炮4门、迫击炮10多门。这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敌一个师（1个师部、2个旅、4个团、1个山炮连、2个迫击炮连）的重大胜利。岳维峻也被俘虏。此役战斗非常激烈，蔡申熙的右臂就是此战打残的。
对岳维峻的处置，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记载：
“我和曾中生、旷继勋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岳维峻的家属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拿出几万块钱赎他。我们也同意，提出要20万套军装。张国焘来鄂豫皖后，人家给我们送来10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可张国焘变了卦，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他给枪毙了。杀俘虏，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才有的，破坏了红军的传统。”
历史上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曾指示可以释放岳维峻。不过这时岳维峻还未被杀。因为张国焘忙于白雀园“肃反”，暂时把岳维峻放下了。我当即提出释放岳维峻，以显示我军诚信。众人十分赞同，决定将岳维峻及与他在一起的旧部120多人一起释放。岳维峻及其家属十分感激，后来又送来大批财物，并宣扬红军诚信。至于编进“惩戒营”的2000多名军官，有相当部分家属获悉“岳维峻模式”后，纷纷送来财物。我们也按师、旅、团、营、连、排级分级别收取，赎金一够就放人，从而大大增加了根据地的财力。反正他们不交钱就用督战队押上战场拼命，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吧。
1932年元旦当天晚上，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齐聚七里坪，围炉夜话全年打算。
刘伯承首先说：“新年新气象，现在无论是鄂豫皖的党政军，都达成空前的团结一致，力量不知比以前大多少倍！毫无疑问，今年将是更加艰苦卓绝斗争的一年。然而此时，无论是谁，也会不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大别山的战略阵地在鄂东北、皖西、豫南红军和地方群众的坚持下是巩固的，共产党不会象过去那样丢下根据地，共产党人在这里扎稳的脚跟再也不会动摇了！因为，幼稚和苦难的时代已经和正在过去了！”
鄂豫皖与中央红军有显著不同的特点。鄂豫皖这边，刘伯承、左权、朱瑞等都留学苏联的著名军校，徐向前、许继慎、蔡申熙、陈赓、左权，加上我这个蒋先云的冒牌货，仅黄埔一期的就有6个，四期的还有曾中生、倪志亮、姚家芳，留苏、黄埔系济济一堂。
我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听说你有七条军事原则，说来听听吧。”
徐向前说：“我小结了游击战争战术原则七条：（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势；（6）对远距离敌人，先动员群众打扰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些都很粗浅，还是听听曾中生的‘飘忽’战略吧。”
曾中生笑着说：“我把红军的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以谓之‘飘忽’，就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来无踪去无影，神出鬼没地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种作战方法，其实也是从打游击时兴起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进行周旋，有进有退，有攻有防，也十分灵活……”
陈赓不愧为风流才子：“是呀！‘飘忽’这个词儿，就是形容快速、迅疾的意思，作战行动，来去不定。我记得曹植的《洛神赋》中就有‘飘忽若神’的名句……”
我说：“我们可以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众人都称赞十大军事原则总结得好。其实这是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集20多年战争经验总结出来的，当然是精华所在。
蔡申熙汇报了彭杨军政学校的教育培训情况。
刘伯承说：“部队的正规化建设非常必要。我们面临的作战任务是空前的，我们的力量也比以前强大得多，有6个军、5万人。以后多为大兵团协同作战，这和部队长期以来养成的游击主义，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格格不入，而且兵源的补充使得这个问题日见突出。就以红4军为例，兵源的补充，从地区看，有鄂豫、皖西。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杂员、差役等非战斗人员。从时间上说，则是参差不齐，都是陆陆续续，零零星星补充来的。
“其次是后勤的正规化建设。大兵团作战的今天，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运输、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才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否则几万大军云集在狭小的区域内，道路不畅通，部队拥挤，供给跟不上，物资馈乏，一切需要同时须由当地人民供应，给人民造成的负担是沉重的。……”
鄂豫皖省委书记郭述申说：“是啊，现在苏区苦啊，国民党在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对我们苏区的经济封锁，企图使鄂豫皖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去年底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敌人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严密的经济封锁给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现在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加上实行的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更是雪上加霜。现在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我说：“曾中生同志，拟初到鄂豫皖时，不是纠正了一系列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政策，拿出了恢复与建设苏区的政策吗？”
曾中生苦笑道：“当时是有效果，不过夜成了张国焘打倒我的罪状之一。”
我说：“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我看可以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总之，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苏区经济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