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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枪时，后勤部长叶季壮说：“对你们的要求不高，一仗能打几十发子弹就行。”可是在验枪时一连打了200多发弹，仍然很好，试枪的人还要打下去，因为枪弹缺少，叶季壮说：不用再打了，挺好，就这样生产吧。这是给新式步枪的充分肯定，中央指示成批生产这种步枪。
按照中央指示，在全体员工的一致配合下，克服了许多实际困难，以每月三四十支的速度生产，到1942年3月，两年半的时间造枪1000多支，其中的130支步枪用在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武装。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工人们义愤填膺，上级批示研制防空武器。当时延安没有炮，也没有做炮的能力，只有把机枪改成高射机枪。刘贵福等人把库存的2挺马克沁机枪经过加工支架，重新设计全新的三连环型瞄准具和方向、高低转动机，改进发射机构，制成了高射机枪，试射200发弹，这一切只用了6天时间。因性能良好，枪身油漆还没干，就连夜送往延安。第二天清晨，2挺高射机枪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挺立在清凉山和宝塔山上，参加到保卫延安的行列中。
1940年5月，八路军总部军士部部长刘鼎根据刘伯承将军提出的“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200m内射击准确即可，质量越轻越好”的要求，并结合我军长期坚持山地游击战、近战、白刃战的需要，提出了关于新步枪的设想，交给了时任水窖一所副所长的刘贵福。
刘贵福受领任务后，吸收了日本“三八式”、国民党“汉阳造”、延安“无名式马步枪”的优点，尤其对无名式马步枪中折叠式枪刺进一步改进，于1940年7月，试制出新步枪及枪刺。刘部长兴高采烈地带着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时，漂亮的外观、优良的性能得到彭德怀副司令员、左权副参谋长的赞扬，时值8月1日，故正式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该枪质量仅3。36kg，体积小，比五五式短30mm，口径为7。9mm，射击准确；护手和准星是重新设计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将该准星誉为“天一第准星”。其新式三棱刺刀，底部为正方形，连接稳固，枪刺以无名式马步枪的设计为基础，改有出血槽，刺杀时易拔出，经过淬火又增加了强度。平时刺刀反贴于枪管上，肉博时按动键钮一甩，可自动展开固定。在近战中，刺刀的快速展开对取得白刃战的胜利至关重要，所以实战效果优于日军的三八式步枪枪刺。这种独特的枪刺结构一直被沿袭到建国后我军制造的53式7。62mm步骑枪、56式7。62mm半自动步枪、63式7。62mm自动步枪及56式7。62mm冲锋枪等多种制式枪械的刺刀。
八一式马步枪的优良性能得到总部首长的赞赏。军工部立即停止了其他步枪的生产，将该枪的图纸和工艺方法迅速送往根据地各兵工厂统一组织生产。太行山区接近前线，制枪的金属零件全部都采用日伪的铁轨制作，枪托采用山区核桃木，原材料供应充足。这两方面优势使枪的质量和产量都有了充分的保障。
从1940年8月至1945年，八路军各兵工厂共生产了8700多支八一式马步枪。优秀的设计保证了枪的技术性能，淬火工艺又提高了枪的抗腐蚀性、抗磨损性，从而使枪的使用寿命长，维修方便。该枪特别适合近战，夜战，白刃战，堪称“枪中李向阳”，在世界军工历史上也完全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徐向前元帅验枪之后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说：“我要是当兵，能背上这枪，不吃饭也高兴！”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八一式马步枪是根据地制造量最大、使用最广泛、性能最好的步枪，其实战效果受到前线官兵一致赞扬，名扬各抗日战场。
作品相关 吉鸿昌与宋埠兵变
吉鸿昌原为西北军冯玉祥部的一员战将，1930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同时兼任陆军第30师师长。1931年9月，因其潢川起义未成，被迫交出兵权离开部队，随即以出国游历考察之名，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匆匆回国。1932年10月20日前后，吉鸿昌从上海抵达汉口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一部分队伍举起红旗，就近奔向鄂东北苏区，投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
当吉鸿昌只身来到第30军军部驻地宋埠时，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即刻引起不少故旧袍泽的惊恐不安。时任第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的张印相听说吉鸿昌到了宋埠，假装不知此事，慌忙跑到汉口办事处避嫌去了。第30师师长彭振山，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也转身躲到汉口去了。
吉鸿昌看出势头不对，便给89旅旅长彭国桢去了个电话。彭国桢急忙由尹家河赶到宋埠，一见面就说：“总指挥，时机不成熟，你来有危险。你还是速离宋埠！”吉鸿昌进退两难，无奈地说：“我来作几天客，本想看望一下部队的伤病人员，谁知一个个都不肯和我见面！”彭国桢说：“你这位客人来得不是时候，谁敢接待你呀？事不宜迟，你赶快跟我走！”
于是，吉鸿昌便与彭国桢一起离开宋埠，到达了四十里以外的尹家河，暂且栖身于89旅旅部。第三天，吉鸿昌叫彭国桢连夜去汉口，找张印相、彭振山解释，并请他们回宋埠见上一面。谁知张、彭两人仍不肯回宋埠，并说他们都不打算再干了，干也干不下去了。
10月24日晚12点，宋埠军部忽然给彭振山发来了电报，说吉总指挥将30师90旅由尹家河拉走了。彭振山这才慌了，急了，要彭国桢旅长和他一起往回赶，去追赶被拉走的部队。
原来，尹家河驻有89旅旅部，该旅部队并不在此驻扎。这里的驻防部队是90旅。因此，吉鸿昌就将90旅拉走了。当部队抵达羊角山时，吉鸿昌又派联络副官燕鸿甲前去联络88旅、89旅，途中却被彭振山带领的手枪营拦路截住，后将燕鸿甲大卸八块，残酷杀害。与此同时，担任黄安（今红安）城防任务的万耀煌部第13师38旅77团，也在10月25日开至桃花、尹家河，“协助彭师部队前往招抚”。彭振山率手枪营紧急追赶，遂将吉鸿昌所住山村团团包围起来，被仓皇拉走的部队又纷纷“倒戈”归队。激战中，吉鸿昌见大势已去，仅带随从数人突出包围，向鄂东北苏区境内奔去……
有关这次兵变的日期和结局，国民党陆军第13师万耀煌部的《鄂东剿匪战斗详报》中有这样的记载：“10月25日，接彭师长电告：90旅业经招抚归队，吉鸿昌仅带少数人逃去。”
吉鸿昌所策动的宋埠兵变，就天时、地利、人和而言，的确是很不适宜之举。兵变之事，由于他事先没有与苏区党和红军取得必要的联系，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成员均不了解此事，当时也没有组织红军配合策应。
作品相关 “南天王”陈济棠与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人，粤系军阀代表，曾任广东省主席，控制广东军政大权，时称“南天王”。在其主粤期间（1929—1936），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经济上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兴办现代实业，大搞市政建设，这一时期的广州工商业和市政建设成绩卓著，为广州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主粤期间，广州物价相对稳定，市场繁荣，市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因发动“两广事变”反蒋失败，1936年被逼下野，1954年在台湾去世。
陈济棠：在火药桶上编织“神话”
1936年7月18日黄昏，天色灰沉，因发动“两广事变”而失败下野的陈济棠，身携2600万元巨款，满怀郁闷，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黯然离开广州，踏上逃亡香港的路程。
仅仅还在昨天，即这个“黑色星期五”降临之前，他还是这座繁华都市，不，整个广东的主人。而7年前（1929年春），也是乘坐“海虎”号军舰，属虎还未满39岁的他就像一只出山猛虎，雄心勃勃地扑向这座战乱频仍、前途未卜的城市，开始了其统治广东、并直至成为“南天王”的“威水”史。可如今时移世易，弹指之间，这一切已成“南柯旧梦”。与此同时，一个由他命名的“广东黄金时代”，就这样人去灯熄，骤然落幕。
对这个所谓的“陈济棠时代”，不仅许多老广们怀念不已，而且连他一生的“政敌”，也曾予以相当的肯定。（1980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从美国回国参观，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这大概是陈济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半生无过亦无功”；“半世救人难自救”。
事实上，陈的前半生可谓功过分明：功在建设，过在反共。而这都是“时运”使然。
清朝覆亡后，战争与建设，便一直是中国20世纪交叉上演的两部“大戏”；其中，更不断加插一幕幕革命和改良的活报剧，场景、剧情、节目单、演员阵容愈发显得令人眼花缭乱。显然，陈济棠充当了其中一出地方戏——“粤剧”的一位主角。而与他的那些前辈，如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老生”、“小生”、“武生”相比，其作为一名后起之秀的演出，不论是“服饰”、“动作”（实践层面），还是“曲目”、“唱腔”（理论层面），都颇有继往开来的发挥。
从20岁厕身行伍，到取代李济深主宰广东，陈济棠对战争和建设这两部“大戏”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逐渐有了较深的领悟。经验使他确信，在中国，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地方，甚至一个民族，都必须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它们是“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这其实是典型的“民国思路”，并非陈济棠的什么发明。国民党首席理论家胡汉民对此早有一针见血的批判——“以军统党，以党治国”。虽然胡的矛头指向是蒋介石的南京中央，但陈济棠为称雄割据而致力于广东“自治”所进行的种种战争和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善于把握时机，并利用广东的地缘优势取得一定成功罢了（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等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业绩”不及陈突出）。
当然，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在他主持下，广东，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广州更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而陈本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神话”的始创者和受益者。
有几件事，既是这个“神话”的部分内容，又颇能说明它的某些性质特点，不能不提。1934年，陈济棠要求各地恢复祭孔，并祀关岳，高喊“非恢复固有道德无以救中国”；与此同时，在全省中小学推行读经教育，并亲编《新公民课本》，第一课就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大字。事后，人们才明白，陈这样做，是为了编织一个更大的“神话”——从一方诸侯变成“真龙天子”。
但陈济棠忘记了，他的那些“神话”，是坐在中国这个大火药桶上偷空撰写出来的，根本就经不起一点“火星”。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猝死广州，使得南京中央和以广东为首的西南联盟之间的固有矛盾顿时激化。6月1日，陈济棠联台桂系李宗仁，发动了借抗日以反蒋的“两广事变”。陈很自信，此次的“先发制人”，必可毕全功于一役，实现问鼎中原的夙愿。在此之前，其精通风水术数的五哥陈维周，网罗一批江湖术士，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可笑的是，乩语“机不可失”和“草头倒，无人无人”，被陈理解为时运已到，倒蒋必成。而事实却恰成讽刺：由于陈的空军被蒋收买而率先叛逃，使陈痛失“良机”（飞机数十架），以至局势急转直下，很快便不可收拾。
神话破灭了。紧接着，是“火药桶”的连续爆炸——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三年国共内争……“南天王”陈济棠，再也没有回到万人瞩目的“舞台”。
东山梅花村：陈公馆
位于东山梅花村的陈公馆，陈济棠许多关于广东建设的“大计”都是在这里制定的。陈氏下野之后，于40年代将其让给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