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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显然，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是偶然的，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因而是反动的（与有些人所说孔子是反动的恰恰相反）。“礼崩乐坏”最深刻的原因存在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中。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喜新厌旧的价值取向。喜欢变换，不喜欢保守。没有一样东西，中国人能够自古保守至今。这种情形，放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
最应该保守的当然是维持分封制的血缘秩序。然而就是按血缘传承社祠，也保持不长，总是有人出来瓦解规则，重新“洗牌”。大一统皇权专制不去镇压“洗牌”者，就无法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认为秦始皇的郡县制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天大的误会。
从世界范围考察，绝大多数国家把分封制延续了下来，近代资本主义恰恰是与分封的封建制接轨，而不是与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接轨的。分封的封建制所积累起来的地方自治意识与自主意识，乃资本主义之基础。资本主义很难与大一统皇权制度接轨，因为在那种制度中自由的空隙太小了，不足以酝酿出积累资本的意识与冲动。可见，封建制比大一统皇权专制离现代社会制度更近。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诞生于封建城邦之中。
那么，中国人好变的习性从何而来呢？这是一个巨大而又从来无人过问的问题。
仅仅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是找不到圆满答案的，必须综合地理、文化、人种等多种因素一起考察。最重要的因素是：生存环境的特殊性使得中国人不必太依赖集体的协作，以家庭为本位足以完成生产作业自古交换就不发达，只有食盐等少数消费品依赖交换，绝大多数消费品可以自给自足。自给自足的结果使得中国人契约意识淡漠，不善于共同制定契约，遵守契约。中国人把个人利益看得很重，为了个人利益，不惜践踏契约。前文所说的中国人喜欢“变”，其实就是追逐个人利益的一种表现。只有“变”，才能打乱利益格局，实现利益再分配，以便混水摸鱼。经久积习，渐渐地，中国人就习惯于在“变”中求生存了。正是由于“变”的心理作怪，春秋战国作乱犯上、弑君杀父的事情屡见不鲜。庆父的肆无忌惮是有文化背景的，他并不孤立。
按照世界的通则，权威与权力是分立的，这是封建制的基础。但是中国人非常不适应这种分立。在中国，一部权威、权力分立的历史几乎等同于二者合一的历史。当权者不甘心在自己的上方高悬碍眼的权威之剑，必欲取而代之。秦始皇的“统一”中国，说到底不过将权威与权力合一，将封建制瓦解，将旧的权力秩序打乱罢了，岂有他哉。其结果是自由的缝隙被堵塞，发展的空间被剥夺，相对的竞争被削弱了。
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些，但他确实隐隐约约对中国人的“变换”之疾之频，有些隐忧。
第三部分第十九章 让国让权，酿成悲剧
在“变”的万花筒中，什么景致都有，竟然出现了一出让国让权的悲剧！
公元前318年，燕王哙在鹿毛寿的怂恿下，演出了一场让国、让权的闹剧，使燕国百姓饱经了乱世之苦：
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
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谓齐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以为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殉。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史记·燕召世家第四》真是离奇古怪，然而这确是真实历史。
子之执政三年，引发了无数战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联手，在得到齐王将出兵的口头承诺之后，向子之发起进攻。将军市被攻打王宫，没有打下来，回过头来又打太子平，结果市被被杀，陈尸于街市。这时，孟轲向齐王进言，现在攻燕，恰如武王伐纣，机不可失啊。攻到城门，果然城门大开，燕军根本不抵抗，结果燕王哙被杀死。后来太子平继位，是为燕昭王。可怜的哙，模仿尧、舜、禹，结果是东施效颦，贻笑后人。
燕昭王不像父亲那么傻，他重用乐毅，振兴了燕国，这是后话，不提。双耳金杯回到燕王哙让国让权的话题。哙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不是把乌托邦当作画贴在墙上观看，而是身体力行实现之，怎能不酿大祸？乌托邦这东西，观之无损，做必遭殃。尧、舜、禹的让国让权本是乌托邦，是效法不得的，燕王哙不信邪，结果把自己与数以万计的百姓之命搭了进去，不仅未留美名，反而贻笑大方，成为后人的谈资。
由始察终，见盛观衰。自尧、舜、禹到燕王哙，已经足以证明乌托邦是行不通的，自古如斯，无有例外。问题要害在于乌托邦缺乏有效“机制”的支撑，颇似空中楼阁，无法入住。没有“机制”支撑的制度或价值都是长久不了的，强行实施，贻害无穷。比如货币就是一种“机制”，洪秀全取消货币，未几便宣告失败，还得老老实实地融铜铸钱，以钱易货。人终究不是仙，不能生活在空中。从道德考察，燕王哙的做法值得称道（不论其动机）；从社会机制考察，燕王哙的做法愚蠢至极。任何社会建构都必须遵循“机制”第一、道德第二的原则，本末倒置是不行的。血缘继承有一百个不好，但却不失为一种机制，除非用更有效的“机制”取代之，否则就不能凭空取缔之。
第三部分第三十章 挨打与打人
春秋战国，五光十色，其实就是两个东西：挨打与打人。说挨打与打人的悖论瓦解了中国的封建制，八九不离十。
春秋战国的诸侯国，其衰也速，其盛也疾。衰则挨打，盛则打人，难得和平共处的。打人是绝对的，而共处不仅是相对的，简直是罕见的。在“打”中求生存成为一种特殊的求生方略，也成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对后人的影响极大。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皇权专制之后，没有了诸侯国之间的争斗，转为朝廷内部的争斗，形异而质同，还是一脉相承的。燕国的由衰而盛，由挨打而打人，就是绝妙的例证。燕昭王执政之后礼贤下士，他对郭隈说：
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燕召公世家第四》郭隈说：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
《燕召公世家第四》燕昭王照郭隈的话去做了，待以上宾，赐给住宅，引来了能人乐毅。在乐毅的治理下，燕国很快就富庶了起来，由弱国变为了强国。强大了，手就痒痒，连士兵都思战心切。盛则打人，刻不容缓。公元前284年，燕王命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魏、韩等联合讨伐齐国。齐国大败，齐王逃跑。燕军单独攻入齐都临淄，将齐国宝物劫掠一空。齐国只剩下聊、莒、即墨三座城池，其余尽归燕国所有，长达六年之久。
春秋·木铲、竹筷
燕国好了伤疤忘了痛，由挨打的角色变为打人的角色，来去何其疾也，让历史的看客也不免眼花缭乱，来不及细细地品滋咂味。挨打化为了打人的动机与勇气。至于为何打，根本用不着思考，就因为其他的诸侯国存在着，自己的权力有可能像滚雪球那样被滚大。这一个原因就足够了。其实燕国并非特例，只要稍在史书中爬梳，类似的故事不知凡几，有的比燕国表现得更离奇。既然是以打人为归趋，用贤等就不过是一种手段。所以，即使像乐毅这样的大贤也终有被废辍的一天。乐毅灰溜溜地逃离燕国，就是对争权夺利游戏规则的绝妙嘲讽。
燕国的这一挨打与打人，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处世哲学：生命不息，争斗不止。争斗之外的事情百无一趣，绝无与争斗相颉颃之可能。权力，不仅是最高的图腾，同时也是最高的真实。人的生存目的，一切以权力为中心，为之赴汤蹈火、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对权力的极端崇拜与对生命的极端蔑视，构成了一幅极不谐调的画图。老百姓注定成为权势们的牺牲。除了杨朱（提出了为无谓的争权夺利虽一毛而不拔）、墨子（提出了兼爱）等个别人，很少有人想到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可惜，杨朱、墨子的思想都没有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充其量不过是那些论证杀人有理的思想的陪衬而已。
第四部分第三十一章 史家弊端与司马迁之缺失
对历史进行道德评价为史家之传统，也是史家治史之弊端。孔子滥其觞。公元前598年，楚国以杀夏徵舒为由讨伐陈国，杀死夏徵舒之后吞并了陈国，群臣祝贺，惟申叔时唱反调。楚庄王听了申叔时的议论之后欣然从晋国接回陈灵公的太子妫午，让他治理陈国。孔子读了这段历史发出了感同身受的叹息：“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陈杞世家第六》）孔子并未提及维护诸侯国的意义这个根本问题。后来的史家无不步孔子之后尘。汉代史家荀悦说：
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同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汉记·高祖第一》唐代史家刘知己说：
更广三科，以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史通·书事》司马迁亦未逃脱这一窠臼，以自己的道德观覆盖整个史实，“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即使对政要人物的通奸之类的事情也绝不放过。《史记》中多见这类记叙。同一篇中竟然出现两处。其一：
厉公娶蔡女，蔡女与蔡人乱，厉公数如蔡淫。七年，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传公。《史记·陈杞世家第六》其二：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衣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史记·陈杞世家第六》把道德看得如此之重，正是中国史家的一大悲哀。
道德是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限定在“社会”的场合，放置到政治的场合，情况就不一样了。道德并不是维持政治稳定有序的第一要素，甚至在某种场合不能认为它是稳定政治秩序的机制。道德在政治领域的作用要大打折扣。无论是孔子抑或是司马迁，他们竭力赞许的济世弘道的清廉政治家，无一例外地都属于“个案”，形成不了持恒起作用的“机制”。他们的事迹沁人心脾，激荡魂魄，但对于引导与改变历史走向丝毫无补。
民主政治的根就在于限制政治家的恶德，不使他有机会滥施淫威。民主政治不是改变政治家的品德，而是制约与限制其行为。民主政治的施行是以政治家皆有私心为前提的。既然人皆挟私，就要想办法将其私心限制在最小限度之内。这就需要建立竞争机制、民选机制、制约机制、监督机制及其与之配套的其他机制。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