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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申君把人才视为特殊财富，别人聚珠宝，他“招致宾客，以相倾夺”，示以清高脱俗。春申君让门客“蹑珠履”，充分暴露了他的人财等同意识：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氏，赵使大惭。
《史记·魏公子列传第十七》看来，后来的石崇夸富，不过是模仿春申君而已。结党营私与唯才是举终究不可同日而语。
第七部分第六十七章 感慨范雎
范雎是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他一方面小肚鸡肠，“每饭之德必赏，睚眦之怨必报”；另一方面，他又富于深谋远虑，能够忍辱负重，终成大事。他一方面对过去了的恩怨耿耿于怀，设计杀仇；另一方面，他又具有战略眼光，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事实证明，“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是行之有效的，秦国就是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一步步强盛起来，一步步完成连横大业的。从这个角度看，说范雎是秦国霸业的奠基人，并不为过。范雎事秦纯粹出于偶然，并没有必然性：
一次，范雎跟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得知范雎是个人才，就派人赠给他黄金美酒等礼物，范雎拒收。本来一件平常事，须贾却小题大做，捕风捉影，认定范雎里通外国，出卖了魏国利益。须贾让范雎收下了美酒等礼物，把黄金退了回去。回到魏国，须贾在魏国宰相魏齐面前中伤范雎，魏齐听罢大怒，命令左右用板镶嵌羽纹扁壶子与荆条抽打范雎，直打得范雎肋折齿断。范雎装死，魏齐命人用席子把他卷起来，丢进了厕所，让喝醉的宾客轮番在他身上撒尿。被卷在席子里的范雎对看守的人说：“你若能放我，日后必当重谢。”看守起了恻隐之心，跑去请示魏齐，说，把范雎扔掉算了。魏齐酒醉未醒，顺口答应了下来。范雎得以逃脱。
范雎逃至秦国，正值秦国排斥舌辩之士。几经周折，才得见秦昭王。从此，改变了战国时代的政治格局。范雎对秦昭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促使秦国推行“远交近攻”的方针，从而事半功倍，驾驭住了复杂的局势；二是帮助秦昭王独揽大权，政出一门，为专权打下了基础。范雎是这样劝说秦王的：
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如果没有范雎这个人物出现，历史将是另一番景象。那样的话，也许秦昭王仍是谙弱无力的君王，别说统一不了诸侯国，权力尽失也未可知。范雎使得一切都改变了，甚至历史的进程也被改变了。范雎呼风唤雨，如鱼得水。他在秦国的权力之大，通过他进谏秦王杀死了头号功臣白起，足可见证。白起坑杀40万赵国降卒的深仇大恨，由范雎替赵国人报了。六国的人杀死原先的头号敌人，而且是没费吹灰之力，也幽默得可以。
秦国吞并六国，然而为秦国制定吞并方针的，正是六国之一的魏国人———范雎。由此观之，六国———至少是魏国———乃自掘坟墓。有暴秦虎视眈眈，危若累卵，六国仍不结束窝里斗，直到把一流人才赶到敌人那里去。从这一点看，七国归于一统，实在是势在必行。诸侯国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当年没有范雎被须贾、魏齐陷害之事，魏国重用范雎，也许魏国可以强于一时，但绝对不可能改写历史。
历史是个古怪的老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范雎相于秦，恰恰顺乎中国政治之大势，所以才被写上了重重的一笔。
第七部分第六十八章 乐毅
———高山仰止的道德楷模
一般认为乐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我却认为他首先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道德师。
读史可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春秋战国史，就是诸侯国之间、君臣之间、臣臣之间的复仇史。恩恩怨怨，杀杀伐伐，起起伏伏，无有尽期。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无数，其中绝大多数战争起因于恩怨复仇。为复一人仇而发倾国兵，为出一人气而要万人命。伍子胥就是复仇的代表性人物，为了复仇，他勾结敌国，攻打自己的国家，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范雎最后也是千方百计地抓住了曾陷害过自己的人，将其置于死地。
春秋战国时代，不计恩怨的政治家，非乐毅莫属。
乐毅的军事、政治才能与管仲相伯仲（素有管乐之称），绝不在伍子胥、范雎等人之下。
然而乐毅的道德人品却远在伍子胥、范雎等人之上，不可同日而语。乐毅命运不佳，投靠了最弱的诸侯国———燕国。
燕国与齐国有隙，燕昭王时刻不忘复仇。乐毅身为人臣，不得不尽忠。他说服昭王取消了直接攻打齐国的计划，采取联合邻国共同抗齐的策略。赵惠文王把赵国的军权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赵、楚、韩、魏、燕五国军队，在济水大败齐军，攻下齐国城邑七十多座，创造了诸侯国联合作战的记录。苏州盘门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形势突变。燕惠王不喜欢乐毅，加之齐国实施反间计，布下谣言说乐毅要在齐国称王，燕惠王起疑，召乐毅回国。乐毅自知回国凶多吉少，就投奔了赵
国。赵国把观津封给了乐毅，封号望诸君。在齐国与燕国的战斗中，齐国占尽了上风，收复了一些齐城。燕惠王受到极大威慑，派人出使赵国，安抚乐毅，目的在于防止乐毅率赵军攻打燕国。就在此时，乐毅给燕惠王回复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函：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有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蓄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史记·乐毅列传第二十》这封书信掷地有声，乐毅纤尘不染、光明磊落的风采跃然纸上，虚己服善，情真意切，悲咽凄怆，叹观止矣，实乃甘露洒心、津逮后人之作，千百年来人们为之赞叹与折服。
乐毅的书信绝非随言短长、应变而为的套话。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封书信让后人久久箧而藏之、不忍遂弃的事情并不多见。这说明乐毅的高风亮节足以朗照日月。
不幸的是，乐毅的宽容大度没有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但这丝毫无损乐毅仰天视地的高尚人格。
第七部分第六十九章 赵国之亡
非秦亡而自亡也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六国灭亡兮，谁晓其因？不妨考察一下赵国之覆灭。
俗曰：大木为，细木为桷。人才即国家之栋梁，如若作桷用、桷混淆，房屋岂能不坍塌？凶邪当道，良疏远，离亡国之日不远矣。
赵国之覆灭，暴秦入侵只是原因之一，互相消耗、内讧自亡则是其更重要的原因。公元前259年，赵国与秦国在长平对阵。赵国廉颇坚壁不战，秦军难以得手。这时秦国使用了反间计，造谣说：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箭镟赵王居然中计，不听蔺相如劝阻与赵括母亲的坚决反对，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替代了经验丰富的廉颇，结果40万赵国士兵被白起坑杀，惨不忍睹。后人谈及，无不唏嘘。
赵悼襄王即位之后，派乐乘接替廉颇，引发了廉颇与乐乘之间的大战。乐乘被廉颇打败，廉颇自己也逃至魏国的大梁。魏国并未重用廉颇，此时正值战事吃紧，赵王派人打探廉颇的情况，看能否任用。来人观察了廉颇的起居生活，报告赵王“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二十一十一》）。就因为探子的“顷之三遗矢”这样一句不实之词，赵王就弃用了廉颇。
李牧是赵国良将，长期驻守雁门，抵御匈奴。公元前244年，赵王派李牧为将，大败秦国桓齿奇于宜安。由于战功卓著，李牧被封为武安君。公元前229年，秦国王翦入侵赵国，赵王派李牧、司马尚御秦。秦国再次使用反间计，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让他造谣说李牧、司马尚图谋不轨。赵王听到风声，信以为真，立即派赵葱接替了李牧职务。李牧不接受命令，赵王派人暗杀了李牧，撤了司马尚的官职。仅三个月，王翦就长驱直入，杀死了赵葱，俘虏了赵王，消灭了赵国。
物必自腐，而后生虫。赵国不腐，生不出郭开那样的宵小之徒，视国家利益为儿戏，为贪黄白之物而颠覆国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秦国两次施用的反间计，如出一辙，都不过是雕虫小技，白痴也识得破，然而两次皆骗过了赵王。正是这两次反间计，把赵国带进了毁灭的深渊：其中一次让赵国损兵40万，另一次则彻底亡国。
在中国历史上，赵国之亡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历代王朝的覆灭，几乎都是赵国亡国的翻版。不一定都被施以反间计，但都是先自腐而后生虫，然后由宵小来瓦解江山社稷。统治者没有不了解这个规律的，但又没有谁能真正重视这一规律，防患于未然，彻底走出怪圈。
走出怪圈的惟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把腐败消灭于未萌之中，从而获得长治久安。赵国以及五国之亡，引发我们无穷无尽的联想与感慨。
赵之亡，非秦亡而自亡也；中国之大一统皇权专制，非历史趋势，国民性使然不得已耳。
第七部分第七十章 隐士鲁仲连
中国之隐士，历来分为两类：道家隐士与儒家隐士。儒家游方之内，而道家游方之外。
道家认为“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故道家隐士主张近乎绝对的无为，不再入世，“隐”的目的是为了得道；儒家隐士或边隐边入世（“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府”）或先入世后隐，“隐”的目的是为了避祸。鲁仲连属于儒家隐士。
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使者三，终不肯受”，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我心常与鲁仲连有戚戚焉。“不忍”二字十分形象，利益对任何人都是一个诱惑，然而欲取而不忍也。所为者何？士与商贾冰炭不相容也，二者分开，各有用途，二者合一，不伦不类。再说，香饵之下必有死鱼，权力与金钱最终会成为殉葬品。然而人生在世十分不易，总要表演一番，所以鲁仲连穷天地，亘万事，要搞清楚
“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更要弄明白社会的“兴亡继及，盛衰臧否”。发了光，尽了力，尽了事功而后再隐。后世的张良等大隐都是在效仿鲁仲连。鲁仲连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服魏国的新垣衍，不要劝赵国同意秦昭王称帝。听了鲁仲连的雄辩，新垣衍心悦诚服，说：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后来鲁仲连又通过一封书信，逼迫燕将弃城自杀。齐王欲封鲁仲连爵位，鲁仲连连摇头：
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说完这句话，鲁仲连就“逃逸于海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孔子所言：“道不行，乘桴桴于海。”实际上，“轻世肆志”就是鲁仲连的人生座右铭。一般人会认为，鲁仲连因此而获得了大自由、大自在、大解脱。我却不以为然。我想“海上”的生活根本谈不上“自由自在”。政治的大风大浪变成自然的大风大浪，也好不到哪里去。鲁仲连之出走并不是发自心底的选择，而是被逼无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鲁仲连从一开始就躲避政治，不问时事，或经商或务农，以其超人的智慧，总不至于落人之后。那样的话，就不用“逃逸于海上”了。
战国人首纹青铜剑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儒家隐士无奈的选择。最终“归于山林”也好，“逃逸于海上”也好，都是这一选择的代价。为苍生做些事情，给历史留下一笔，这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完全彻底的隐，倒是不需要什么代价，可是生命的价值就丧失殆尽了。
第八部分第七十一章 伟大的孤独者屈原
屈原列传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