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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去世的李浩然，当然没能和读者直接见面。我们对他的认识，一部分是来自作者对灵堂动静的客观描述，例如从公祭典礼的隆重场面和主祭官的祭文内容，我们得知他一生功业之大概，得知他是一个不平凡的大将军。但，我们认识他之为一个人，却是经由秦义方的意识媒介。而秦义方这个角色，固然被作者勾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在小说中最主要的作用，也就是做为一个中间人，把李浩然将军推介给读者，让我们一同悼念这位一代巨人的死亡。
这就使我们联想起《台北人》中的另外两篇——《思旧赋》和《梁父吟》。事实上，《国葬》的小说形式，和这两篇颇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甚至小说里的人物，隐隐问也仿佛有某种的相关。
我们记得，《思旧赋》里那个没落的贵族之家，也姓李。家长和李浩然同样，是“李长官”，以前也有过“轰轰烈烈的日子”。夫人也是早几年去世。那么，李浩然将军，是否就是《思旧赋》的李长官？
似有此可能。但论起性格，却又不像。《思旧赋》的李长官，身体虚弱得“脱了形”，任由罗伯娘服侍吃药睡下。看见女儿堕落，他便闹着要出家当和尚。完全没有李浩然将军那种倔强不肯屈服的气势。李浩然如果身体不舒服，“你白问他一声……他马上就黑脸”。少爷逃离军校跑去美国，他生气的方式，当然不是闹着要出家，却是宁可一辈子不见儿子的面。此外，在李将军灵堂里披麻戴孝，频频向吊唁的客人鞠躬答谢的中年男人，显然也不是《思旧赋》里那个变成了白痴的李少爷。
《梁父吟》里的翁朴园，致身革命，日后几十年间又“东征西讨”，背景年龄都和李浩然相像。他的夫人也已经先去世。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教书，亦可符合今日在灵堂披麻戴孝的李少爷。特别是朴公那个苍老的侍者赖副官，“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背却佝偻得成了一把弯弓”，颇符合《国葬》中秦副官的模样：“身上穿了一套旧的藏青哔叽中山装……腰弯成了一把弓”。两人都同样勉强直起腰，做立正的姿势。那么，今日接受国葬的李将军，是否就是朴公？悲悼着长官的秦义方，是否就是赖副官？
似也有此可能。但是，朴公和李将军，性格还是不很像。两人虽然同具正直的气质和贯彻始终的精神，但朴公中和得多，文儒得多。
在年龄、功业、背景、地位、性格、一生命运，各方面都能和李浩然将军相符的，却有一个人，那就是朴公追悼的结拜义弟——王孟养。
王孟养，我们记得，和朴公同是革命元老，日后几十年间又东征西讨，具有超人的才略机智，官位升得最高，当了“总司令”，建功立业，叱咤风云。我在分析《梁父吟》这篇小说的时候，曾经详论其中的中国历史文学典故之运用，谈到作者存心把王孟养影射为诸葛亮。在《国葬》里，我们发现，作者同样也把李将军暗喻为诸葛亮。
李将军灵堂内，章健的挽联之“汉贼不两立”一句，语出诸葛亮《后出师表》。叶辉挽联中有一句“遽吹五丈秋风”，诸葛亮即死于五丈原。这些显然都在影射李浩然为诸葛亮，兴复汉室而功亏一赏。
《梁父吟》小说里，王孟养的国葬仪式，可比李将军的国葬仪式，十分“风光”，“人到得那么齐全”。可是王孟养晚年，显然由于现实情势的拘囿，和“不合时宜”的刚烈性格，“才智……没能展尽”，相当不得意的样子。《国葬》的李将军，命运似亦相同。作者没有一句明白的话，可是文中隐藏着绝对不错的暗示。叶辉的挽联，下联后半是：
闻道霸陵夜猎何人愿起故将军
这里，作者显然把李浩然暗中比喻为西汉时代防御匈奴的正直名将李广。李广一生汗马功劳，但运气不好，晚年征战无功，屡遭贬黜，最后被迫自杀。李广被劾落职，家居赋闲，曾经夜猎（李浩然也“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闲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白先勇引用李“故将军”夜猎的典故，即影射李浩然晚年之落魄，不得意，以及世态的炎凉。
如此，就小说人物而言，《国葬》和《思旧赋》，特别和《梁父吟》，确实好像是有关系的。然而这三篇小说更值得注意的共同点，是小说的象征意义与悲悼气氛。
讨论《思旧赋》的时候，我已解释，该篇小说真正的主角，不是顺恩嫂和罗伯娘，而是残破的李家与其所象征之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讨论《梁父吟》时，我亦说过，如果我们把王孟养当作诸葛亮来解释这篇小说，则故事主角不再是翁朴园，而变成王孟养和他所代表的中华民国之精神。同样，《国葬》一篇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秦义方，而是李浩然将军，和他所象征的我们国家与文化。
顺恩嫂、罗伯娘、朴公，秦义方诸人，其实只是故事的叙述者，主角的悲悼者。也就是我所说的“中间人”，把过去光辉无比但现在残败死亡的主角，推介给我们，让我们也一同追悼凭吊。
《思旧赋》之李长官，《梁父吟》之朴公，王孟养，与《国葬》之李浩然将军，既然或象征我们文化，或象征我们国家，无怪乎彼此之间仿佛相关，甚至好像是同一个人。
李浩然将军一角之象征性，是不容置疑的。首先，小说题《国葬》，就似有所暗示。从祭文内容，我们得知他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他最深痛的悲哀，是在紧要关头，没能“挽回颓势”，终于“一败涂地”而使同胞子弟“尽丧敌手”，秦义方的记忆中，最光荣的一日，是“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他随长官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那一天。
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也是很有含义的。暗示李浩然这个人，继承国父的精神和遗志，一生抱持和我们国父同样的崇高理想。他和国父同是广东人，也是作者的一个暗示，此外，“广”“东”二字亦可解为“广大的东方”，所以好像同时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义。
出殡的行列向墓地进发，到南京东路，路旁有一部队正在行军。部队长看见灵车，马上发出一声号令：“敬礼！”听到这声号令，看到士兵倏然行注目礼，秦义方瞬间回想起当年到中山陵去谒陵时的情形。那时他年轻力壮，跟在十分英俊豪迈的李将军身后，那些驻卫部队，排列在陵前，一见他们走上来，便轰雷般地喊起：“敬礼——”。相隔二十余年的今昔两景，看来颇相似，都是士兵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向李将军致敬。可是当年李将军去中山陵，显然是为了向国父的在天之灵报告交代抗日成功的喜讯。而今日，他的遗体被移往墓地，情况又是多么的不同！
作者的悲哀和感慨是明显的。事实上，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他似乎没有多少余力对小说人物加以惯常的反讽。上述今昔两景的对比，固然不无反讽含义，但一般说来，《国葬》一篇的反讽意味着相当微弱的（当然，小反讽还是时常出现，譬如秦义方认为没有“良心”的年轻侍从，却很健康，有“良”好的“心”脏：而他认为很有良心的李将军，却因心脏不良而亡故）。
可是，我们却不能把作者这份悲感，误解为颓废性质的悲观。《国葬》作者所要传达的意旨是：活在今日这个偏重肉体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的惟一精神滋养，和对灵魂的救赎，即是对于光荣过去的记忆和礼敬。我们人类，若要维持人性的尊严，继续做“万物之灵”，就必须不遗忘，不斩断过去。保持一份记忆。一份礼敬。
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国葬》一篇的最后一句，也就是《台北人》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士兵轰雷般喊出的“敬礼——”二字。另又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国葬，部队士兵行礼的对象，是“灵”车。行礼的地点，是“南京”“东路”。路上又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楼。这些都是有双关暗示含义的。如此，当部队长高声发号：“敬礼！”就好比《台北人》的作者，从肺腑深处，用灵魂的全部力量，呼吁号召我们全体一同，向人类的灵性光辉，以及我们一度灿烂无比的国家文化，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
白先勇对于“灵”或“精神”的信仰与崇拜，在《台北人》的这个未篇小说里，达到了最高潮。我们读《国葬》，从头至尾，一直感觉到“灵”的存在。首先，小说主角李将军，就是已经脱离了肉体的“灵”。小说情节发展的地点，是“灵”堂。而“殡仪馆”、“白簇簇”“祭奠的花圈”、“牌坊”、“灵台”、，“遗像”、“致祭”、“黑布鞋”、“白发如雪”、“白须白髯”、“阴霾……冷峭”、“哀乐”、“启灵”、“灵柩”、“灵车”、“黑色……汽车”、“白菊”、“白麻孝带”、“灵堂里黑压压”、“凝神摒气”、“交通已经断绝”，等等的文字，一再的使我们感触到死亡，或灵与肉的永别。挂满于灵堂四壁的挽联，“拖到地面，给风吹得飘拂了起来”；灵台的正中，悬着一幅“李浩然将军穿军礼服满身佩挂勋章的遗像”；“香筒里的檀香，早已氤氲的升了起来了”。这样的描写，使人觉得李将军的灵魂，好像真的游回在空气里，统摄着整个灵堂，统摄着整篇小说。
《国葬》的神秘性质或气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将军已经去世的事实，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还有其他情节上的因素，譬如秦义方住在台南荣民医院，一夜梦见李将军骑马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一身冷汗滚下床，心里就知道：“长官不好了！”我们记得，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时，“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指挥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挥刀之遗失，即暗示生命之丧亡。李将军的灵魂托梦向秦副官告别，亦增添小说的神秘性质。
比这个梦更具有重要意义的神秘情节，就是老和尚刘行奇的突然出现于灵堂，以及随后的突然飘逝。和尚“满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义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谈话，他却只吐出两半句话，掉下几滴眼泪，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如此之描写，暗示这个和尚，已经解脱成仙。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考验，他体悟到人世之无限悲苦，于是生出菩萨心肠，以广大的慈悲，悯怜受苦的众生。
这位老和尚，到最后一篇《国葬》才出现，是深具含义的。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写作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心灵上的发展和转变。我们记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艳，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灵”，可是她冰冷无情，毫无慈悲心肠，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萨。白先勇开始写作《台北人》的时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艳，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观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丝毫感情地，写几个讽刺社会的小说。可是才写完第一篇，他就已经心软；接着一篇篇下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随同小说人物，在心理上亲历了他们个人的生命悲剧，终于彻悟人生是茫无边际的苦海。如此，写至最后一篇《国葬》时，作者仿佛已看破红尘，超升解脱而变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刘行奇，在两半句话和几滴眼泪里，替芸芸众生担当着无限的忧苦。
所以，《国葬》这篇小说，题材虽然和《永远的尹雪艳》同样涉及死亡，两篇小说的含义、语调和气氛，却都迥然不同。《永远的尹雪艳》冷酷而悲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卑微；《国葬》则温和而达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尊严。
李将军一生，倔强不屈，保住人性尊严，所以虽然身死，精神尚存，坚留不去。正如章健挽联上所题，“岂容青史尽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异于尹雪艳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颓废丧气，却予人一种壮烈的悲剧感。
有生必有死。这是绝对改变不了的事实。由于时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无常”是必然的现象：年轻的人终将老死，贵族之家终将没落，兴盛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