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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喜妹毕竟没死；“肉”，毕竟不能消灭。这是小说的反讽。由于时间永远前流，一刻不停，没有人能够永久保留完整的童真；没有人能长期保持婴童一般洁白的心，不受世俗气息、世俗价值观念的污染。大观园终必垮废，灵性世界不能常在。即连摆脱了肉体桎梏的王雄“灵魂”，也不能改变这个残酷事实，因为，尽管他（它）暂时把喜妹逐出花园（她吓得逃回宜兰），她还活着，随时可再回来；尽管他（它）天天夜里浇水，呕心沥血，使园里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但花之“盛开”，正是“凋落”之前奏，春天一过，季节一变，任凭怎样努力浇水，亦是枉然。故事叙述者，首次见到花园时，杜鹃花还只在“打苞”。丽儿的童稚纯真，那时还有一段前途，但两三年后的今日，“全部爆放开了”的花朵，所能预期的，就只是枯萎的开始。正如园里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嬉笑声，“一阵紧似一阵”，紧到极点，必将绷裂。
如此，我们钻人这篇小说情节结构的外壳，体味到深藏在内的核心——灵肉对立之主旨。然而，关于文中表现这个主旨的隐喻与象征，有一点，特别容易使人困惑。我就此提出来讨论一下。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里有许多“性”象征。这些性象征，当然，时常随伴代表“肉性”的喜妹出现。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里，潮湿闷热的夏夜，常影射肉欲的饱和状态。叙述者描绘的花园，虽然多半牵联春日，与纯真女孩子的嬉笑，但有一段描写的是夏夜的景象。这时出现的角色，可想而知，是肉颤颤的喜妹。她“摇着一头湿淋淋的长发”，“把那挂烤就鱼往嘴巴里一送”，“躺了下去”。园子里“一轮黄黄的大月亮”刚爬过墙来，照得那些“肥大的芭蕉树叶”都发亮了。面对着这等样难以抗拒的“肉”之威胁，拥抱“灵”而排斥“肉”的王雄，当然只得“霍然立起身来，头也不回……向屋内走了进去”。我们亦注意到，躺在靠椅上的喜妹，摇着一柄大薄扇，“拍嗒拍嗒的打着她的大腿在赶蚊子”。这使我们惊觉：这花园原来也有蚊子！到底不完美，不是人间天堂！（然而，生为人，而非仙，谁能没有瑕疵！谁能不受肉体现实的沾染？）
话说回来，这篇小说的性象征，用在喜妹，固然很可理解，但使人困惑的，是作者在加强暗示王雄对“灵”的执著时，有时也取用隐约的性意象来表征。譬如小说叙述者首次看见王雄时，王雄“手脚匍匐在草坪上，学着兽行，丽儿却正跨在他的背上……腿子……不停的踢蹬”。这种可以使人联想到性行为的描写，呈现的却是不含丝毫肉意的完整的童真。又如王雄被丽儿舍弃后，每天沉默不语，垂头弯腰，“手里执着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哗啦哗啦，十分迟缓的，十分用心的在灌溉着他亲手栽的那些杜鹃花”。王雄全神贯注灌溉杜鹃花的含义，当然，是王雄不肯让花谢掉，要抓住春天，长保灵性世界。然而他浇水的方式，用“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规律地灌入花丛内，亦可能使人联想到性交动作。此外，作者用“血”字形容杜鹃花，固然是取“杜鹃泣血”的含义，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血”这个字和肉体攸关，而杜鹃花，在这篇小说里，主要是象征生命之春，象征“灵性”。还有，最后王雄对喜妹的施暴，旨意是剿除“肉”，以获“灵”。但他施暴的方式，却像是保弃“灵”，以获“肉”。
然而，这种看似矛盾、令人困惑的灵与肉之交相隐喻，却正微妙地暗示出灵与肉之间极端暖昧复杂的关系。作者显然爱灵而恨肉；他显然认为，没有“灵”的肉身，就像走脱了灵魂的王雄肉尸，算不得“人”，只是腐臭得叫人作呕的“庞大的怪物”。一般人，随着年岁的增添，肉性加重，灵性减少。“肉”与“灵”仿佛相克，“肉”一旦成熟发达，就有歼灭“灵”的趋势（就比如男女之爱，一旦越过肉身结合的高峰，就从互相追寻心灵印证的精神阶段转入共享或共担现实生活的肉体阶段）。然而，可悲的是，我们既然降生为“人”，而非神仙，我们的“灵”就又必须寄生于肉，附属于肉。首先，如果没有男女肉体的交媾，生命根本就无由产生。我们的灵魂绝对不能超脱肉体而独立存在，若要独立存在，就必须像王雄那样，毁灭自己肉身，成仙或成鬼（或什么都没有），而丧失“人”的身分。所以灵和肉，一方面互相排斥，一方面却纠缠一处，不能分解。
佛洛依德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上互相矛盾的本能：一种是性的本能，即延续肉体生命的求生本能；另一种更深匿于潜意识内的，是死的本能，即破灭肉体生命的自毁本能。细想起来，佛洛依德的这一大套道理，其实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灵肉之争。灵，要挣脱肉，人就不得不自毁；肉，要继续生存，人就必须满足性欲，不断繁殖。
所以，《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采用的虽是简易文字和客观写实的架构，作者却透由隐喻与象征的高明使用，把人类与生俱来的神秘错综之困境（dilemma）赤裸裸呈现我们面前。
《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
《秋思》是《台北人》中最短的一篇，全文仅四千字左右。这篇小说不但字数少，情节动作的规模也小，整个故事，只是主角日常生活的一小切片，以及她片刻之间的流动意识。
然而这个“袖珍”短篇，却也和别篇一样，具有《台北人》整体的一贯特色，兼具生动的社会写实和深刻的象征含义。《秋思》同时也是《台北人》里社会讽刺意味较浓的一篇。
情节动作之推演，所占的时间，大约不出半小时。主角是上流社会的华夫人——抗日时期一位大将军的未亡人。华将军显然是在抗日胜利之后大陆沦陷之前的一个秋天，在南京患喉癌去世。撤来台湾后，华夫人住在台北，依旧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她有一个女儿，住在外国，显然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华夫人常和同她年龄相近的几个上流社会太大，相聚打麻将。其中一个万大使夫人，由于丈夫不久要外放日本，十分勤快地学着日语，并模仿起日本人的举止风俗来。华夫人免不得和她社交周旋，内心却对她怀着轻蔑与妒恨。
小说开始时，华夫人正准备赴约，到万公馆打麻将。年轻的美容师林小姐，已替她做完脸，正在小心翼翼替她修剔手指甲。两人随意交谈，林小姐十分羡艳地称赞华夫人皮肤的美色，并悄悄告诉她，万夫人不久前动过拉面皮的美容手术，结果不大成功，最近额头又有点松下来了。又说万夫人涂眼圈膏，是为了遮掩眼袋子。两人说着发笑。她们对照着华夫人要穿戴的宝蓝色真丝旗袍和翡翠手饰，细心斟酌，选择指甲油的颜色。不久，万公馆打电话来催，华夫人便穿戴齐整，又对镜端详一番，觉得头发梳得太死，林小姐便用一把尖柄子的梳子，替她挑梳那高耸的贵妃髻，突然华夫人在镜中看见林小姐在她右鬓上角头发里翻找，于是她颤然明白，头上又出现了白发。林小姐又替她拢了好几下头发，把白发掩藏在里面，不露出来，她才走出房门，去乘她的私人汽车。
在花园里，走向大门的时候，她忽然在一阵秋日凉风中闻到一股冷香，那是从墙东一角盛开的几十株“一捧雪”发散出来的。“一捧雪”是最上品的白菊花，却十分娇弱，在台湾很不容易养活。去年种下去，差不多全枯死，华夫人叫花匠敷了一春天的鸡毛灰，才活过来，突然间白茸茸一片，开得十分繁盛，万夫人因为跟日本人学插花，曾开口向她讨几株插盆。华夫人心里极不甘愿把这些尊贵的白菊送给她，但因万夫人嘴巴十分刻薄，她怕遭她哂笑，只得勉强去采几株，当她用手把一些枝叶拨开，却赫然看见，在一片繁花覆盖下，许多花苞竟已腐烂死去，冷香之中夹杂着一股花草腐烂的腥臭。这股腥香，使她联想起她丈夫病死前的情景，因为，当时他床头几案上插放的三枝“一捧雪”，也发散出同样的气味。那三枝大白菊是从他们南京住宅花园里采的，那时一共种有百多株。华夫人特别记得，抗日胜利那年，“一捧雪”开得最是茂盛。那年，她丈夫带领军队开进南京城的当儿，民众又哭又笑，热烈欢迎。英俊无比的华将军，挽着她走进花园，在白浪一般翻掀的“一捧雪”前面，异常温存地把一杯酒敬到了她唇边。
仆人报告车子已经开出。华夫人走向大门，临行，她吩咐老花匠黄有信，去把“一捧雪”的残苞修剪一下。
以上就是《秋思》情节之大概。
这篇小说的结构，前后可以分为三节。第一节最长，占全文篇幅一半以上，主要由华夫人和林小姐的对白构成。第二节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共只一段，内容是华夫人在花园面对“一捧雪”时的片刻感触。第三节最短，仅七行，主要是华夫人和老花匠的一两句对白。
就叙述方法和叙述观点来论，第一节和第三节属于同一类。作者完全客观，从小说人物之身外，记述描写她或她（他）们听得见的对白和表现于外的形态动作。也就是说，作者采用的是客观写实的手法。可是夹在小说当中的那一节，叙述观点和方法就很不同，作者主要采用“意识流”技巧，钻入主角华夫人的思维，从她的内部意识，记述她未表于外的主观感触。这一节，一千四百字，完全不分段，只是厚厚实实的一整块，这一大团主角的主观感触，经由园中盛开的“一捧雪”引发，只持续或包容在极短暂的片刻（采几枝花的时间），但却统摄了她数十年的漫长生命。
这篇小说里相当浓厚的社会讽刺，主要存在于作者客观写实的部分。在这部分，作者和小说主角保持着一大段距离，于是我们也用纯粹客观理智的眼光来看小说人物，把她们的言语行动作理性的分析，把她们的种种缺点作智性的批判，如此小说便产生了社会讽刺的效果。至于当中那一段“意识流”的主观叙述，则可说是作者对主角表现于外的言行之注解与阐释。由于作者在此完全取用华夫人的观点，叙述之中便牵缠许多感情因素。这感情，当然是华夫人的感情，不一定就是作者读者的感情。可是我们难免受到叙述观点和作者同情语气的影响，觉得不再容易对主角冷眼旁观，理直气壮地嘲评她的是非。这段主观叙述里，当然还是有相当成分的社会讽刺。可是讽刺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华夫人，却变为华夫人所蔑视的万吕如珠。
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谈一谈《秋思》里的社会批评和讽刺。
最明显最客观的社会讽刺，当然，就是华夫人这起上流社会太太们，在政府遭受如此空前浩劫的今日，居然还躲藏在富贵豪华的安乐窝里，搓搓麻将，把全部心力集中贯注在“美容”这么一件肤浅的小事上。保持容貌之美，是她们最关心，也可说是惟一关心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如果天生丽质，这当然是易如反掌的事。可是远离青春年华之后，还要使美色不褪，就不得不取用一些人工方法来挽救，或请美容师做脸修眉；或如万太太，用蓝色绿色的眼圈膏遮掩眼袋子。这些女人，既不必担心物质生活的匮乏，惟一的忧虑便是老去，丧失美色。所以当华夫人得知头上又生出几丝白发，她会震惊得说话声音也颤抖起来，仿佛末日已经逼近在眼前。
华夫人赴约去万公馆，不过是和几个太太打麻将。她却像要参加世界选美赛似的，那样一丝不苟认真化妆打扮。首先到“百乐美”去做头发，梳成一个高耸的贵妃髻。然后雇美容师林小姐来家里，替她做脸，修眉毛，修剔手指甲。并细心斟酌指甲油该用何种颜色，以配合玉器首饰和宝蓝色真丝旗袍。她不能容忍小疵，头发梳得紧了一点，就嫌不好，还得由林小姐替她挑松一番。
而林小姐这个年轻美容师，是社会上另一种典型人物——即喜欢奉承讨好上流社会人士的典型。她“满脸羡艳的神情”，“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般”称赞华夫人皮肤的美色，“捧着”华夫人的手，叹道：“我从来没见过，竟也有生得这样好的皮色！”华夫人皮色美好，大概是真的。可是林小姐那种口气和态度，却难逃谄媚之嫌。聪明的林小姐，必然感觉出华夫人对万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