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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祭春教”的“教主”，之所以异于一批比他资格老的“夜游神”，而有“那么一点服众的气派”，是因他过去曾有三年辉煌的艺术生命（灵），并曾全心全意恋爱过他那个“白马王子”。余钦磊接受了现实，却还能保持人情与人性，是因他对前妻雅馨的爱情之记忆，以及他对自己参与五四运动的那种光辉的浪漫精神（灵）之偶然回顾。
生死之谜
而时间，无情的时间，永远不停，永远向前流去。不论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论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女娼，到头来都是一样，任时间将青春腐蚀，终于化成一堆骨灰。
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所有欢笑，所有眼泪，所有喜悦，所有痛苦，到头来全是虚空一片，因为人生有限。
人生是虚无。一场梦。一个记忆。
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这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之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之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
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之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Chorus），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
所以，当尹雪艳说：
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之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的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
女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之“开场白”。这使我联想起《红楼梦》第一回中，亦有含义相差不远的“预言”。即“跛足道人”口里念着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但曹雪芹的“预言”是“明说”。白先勇的“预言”是采用现代文学技巧的“暗喻”。
与尹雪艳同样深具含义的，是最后一篇《国葬》，中，突然出现于灵堂的老和尚刘行奇。这和尚也不是“人”。他对着李浩然将军的灵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义方两半句话，掉了几滴眼泪，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尹雪艳如果是幽灵，刘行奇便是个菩萨，他悲天悯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而超越解脱，而能对众生之痛苦，怀无限之悲悯。而老和尚那种因恸于世人之悲苦，连活都说不出来的胸怀，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怀。
不错——自先勇是尹雪艳，也是刘行奇。既冷眼旁观，又悲天悯人。是幽灵、是禅师、是魔、是仙。
另一方面，我觉得白先勇也抱一种“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类似道家哲学之思想。凭着常人的理性与逻辑，“过去”应该代表死亡，“现在”应该代表生命。但在白先勇视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这一特殊看法之根结，在于白先勇将“精神”，或“灵”，与生命认同，而将“肉体”与死亡印证。如此，当王雄自杀，毁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来，摆脱了肉体的桎梏，回到丽儿花园里浇杜鹃花。郭轸与朱青的逝去了的爱情，是生命；但埋葬了“过去”的朱青，却只是行尸走肉。朱焰“只活了三年”，因为随着他“艺术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时死亡。
最后，我想借此讨论《台北人》生死主题之机会，同时探讨一下白先勇对人类命数的看法。我觉得他是个相当消极的宿命论者。也就是说，他显然不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读《台北人》，我们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冲犯”等论调：会预卜凶吉的吴家阿婆，称尹雪艳为“妖孽”。金大班称朱风肚里的胎儿“小孽种”。丽儿的母亲戏称她“小魔星”，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顺恩嫂得知李长官家庭没落情形，两次喊“造孽”，而罗伯娘解之为“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朴公关心王孟养“杀孽重”。娟娟唱歌像“诉冤一样”，“总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蓝田玉“长错了一根骨头”，是“前世的冤孽”。
我必须赶快指出，我上面举的例子，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对话，即是出自他们的意识，绝对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事实上，这种谈话内容，或思想方式，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观描绘的中国旧式社会之实际情况。然而读《台北人》中的某些篇，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或，更明显的，如《孤恋花》，我们确切感觉出作者对“孽”之浓厚兴趣，或蛊惑。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遗传而来，出生就已注定，根本无法摆脱。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说：前世之冤魂，会再回来，讨债报复。
《孤恋花》中的娟娟，身上载有遗传得来的疯癫，乱伦引致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绝对逃不了悲惨结局。白先勇确实有意把娟娟写成五宝再世。五宝是此篇叙述者（总司令）在上海万春楼当酒家女时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恋爱的对象。五宝和“总司令”唱戏，“总爱配一出‘再生缘’”。后来她被一个叫华三的流氓客，肉体虐待，自杀身死，死前口口声声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五年后，在台北五月花，“总司令”结识娟娟，长得酷似五宝，同样三角脸，短下巴，“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她把她带回家里同居。后来娟娟结识柯老雄（与华三同样下流，皆有毒瘾），“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将柯老雄的头颅击碎，脑浆洒得满地。白先勇用非常灵活的“镜头急转”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与五宝的意象合而为一，传达出娟娟即五宝的鬼之旨意。娟娟杀死柯老雄后，完全疯掉，但她已报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并拔法了今世新招之孽根，虽只剩下一空壳，也好像没什么遗憾了似的。
白先勇小说人物之“冤孽”，常与性欲有关，而且也常牵涉暴力。但我觉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观，引申而影射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无法控制与生俱来的冤孽，那么，同样，一切人为之努力，皆无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国家之兴亡，社会之宁乱。此种哲学理论固然成立，但毕竟太消极些，只能适用于“昔”，不能合乎干“今”。然而这种基于实用社会学观点的价值判断，却绝对不能介入文学批评之范畴内。因为实用社会学所针对的，是终将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文学艺术，惟有文学艺术，是不受时空限制，融汇“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威廉·福克纳，对人类命运的看法，与白先勇相差不远。在他作品中，doom（命、劫数）curse（孽，天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白先勇谈同性爱
“打从有认知以来便知道自己的性倾向，于我来说，同性爱是美丽的，引以为傲的。”今年六十二岁的白先勇以坚定的眼神说出这番话。
对于教育界、社会及为人父母者对同志的歧视，白先勇认为源于大家对同性爱的误解。他忠告香港的同志时说，自我肯定最重要，要是容许歧视而产生的压抑来主导一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没有歧视，互相尊重，世界才更美丽
正当白先勇面对逾千名中学生发表推动中国文学演讲时，那边厢，另一批中学生在校内派发同志刊物被阻。翌日，白先勇阅读相关报道后，连声说好，欣赏年轻人勇敢地站出来，肯定自我。
白先勇说：“青少年对身分认同的压力很大，很需要父母及师长的谅解；美国青少年同志的自杀率偏高，歧视与误解是祸根。真正爱惜孩子的家长和老师，何妨了解他们的真正痛苦与迷惑。”对于不了解同志议题的师长们，不妨多读一些涉及同志题材的文学作品。
面对歧视
数十年来的文学创作生涯，白先勇亦会感受到别人对性倾向的歧视。“我从不会把这些行为放在心上，一直以来，都以肯定自我的态度面对。”白先勇的性倾向，又可会影响到他的创作？“从没有刻意过。”对于人际之间的情感流转和观察，早已超越了个人性倾向。数十年来白先勇受欢迎的程度屹立不倒，最近香港电台亦紧随白先勇多月，拍摄最新一辑《杰出华人系列》。
他的创作思路，经常走在社会前头，首部长篇小说《孽子》就以台北新公园的同志活动为题。如今港台同志生活已换新天，但小说中描写活在幽暗角落的一群，至今仍足以反映大陆的同性爱活动。
歧视源于西方
中国对于同性爱的处理，白先勇有他的见解：“古代没有如希腊般歌颂同性爱，但也没有法律或道德上的严重对抗。皇室贵胄反对皇帝宠幸同性，多数基于政治理由，如汉哀帝深爱董贤至要让位给他，朝臣是为夺权而反对，整体上对同性爱风气和接受程度也较西方宽容。”白先勇指出，近百年来华人对于同性爱的歧视可说最严重，当中深受西方影响。“同性恋”一词就是西方产物，以此来标签非主流性倾向的人，西方传教士囿于宗教立场视之为罪恶；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的同时，也接受了早期《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指同性爱为病态的立论（结果在第三修订版时才把同性爱剔除），还个清白；中国五四运动期间，一轮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也把相公与戏子的同性爱恋行为，一并视为传统的恶俗。
同志生活，其实与一般婚姻生活无异，只是同志之间缺乏社会认同、法律保障、儿女的连系和家庭伦理的支持，同性之间维系感情，比异性爱更难，挑战更大。
期待和平共处
新世纪的来临，白先勇认为世界正处于融合与反思的状态，华人社会冒起不少同志运动家，目睹西方由“反同性爱”到“平反同性爱”，当中走过的歪路，台湾与香港社会就引以为鉴，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华人同志运动，会尽量顾及家人的感受。好些同志不站出来，不是怕社会或工作环境的排斥，而是顾及到家人不懂得向亲友交代的感受。此外，中港台三地涉及同志题材的电影及文学大放异彩，多次取得国际大奖，这种“软着陆”式的推动，与西方摇旗呐喊式的对抗截然不同。
白先勇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