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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在白先勇心目中，五四运动的光荣，主要就是“精神”——追求解放的高阔胸怀，和耿直爱国的憨勇情操。
以上，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冬夜》里的对比和反讽，并得知此篇小说之反讽意味及效果，多靠对比与平行技巧而产生。然而此篇之反讽，异于《永远的尹雪艳》之反讽，一点“刺”都没有，一点也不“冷”。是低回的，缓和的，谅解的，带着无限惆怅的。“无可奈何”四字，可以说是作者写作此篇时对人生的基本感触，和要表达的意思。余、吴二友谈话间，三番四次“无奈的笑了起来”；笑的时候，吴柱国或摇摇头，或低下头，而余钦磊则摇一摇或搔一搔“他那十分光秃的恼袋”。这种温和压抑的描写笔触，就是作者有效控制小说气氛的一个例子。
小说从头至尾，笼罩在一层无止无尽的惆怅气氛里。绵绵下绝的冷雨，便是一个极好的象征。在台北这个下着绵绵冷雨的冬夜，一对相别了二十年的老朋友，得以在一栋残破却温暖的大学宿舍短时相聚。他们二人，在年岁和现实生活逼迫下，都早已搁下了年轻时代的理想，但他们心怀慰藉，以为放下理想的只是自己，以为对方的精神依然如故，一直做着有意义的工作，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可是，在谈话过程中，这最后的慰藉，最后的幻想，也一点一点被剥开，被夺走，于是他们不得不面对彼此赤裸裸的真况，和尴尬处境。
两人相互的醒悟和失望，引起的不是怨懑，却是无限的惆怅和压抑的感伤。大概，他们终于明白，人生就是如此。现实总是赢的，一切无可奈何。
今日这个时代，是现实的，冷酷的。精神理想已经枯萎，肉体物质决定一切。被迫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还有救吗？人类还有救吗？
《冬夜》的作者，虽然满怀低回的感伤，对此问题显然尚未绝望。是的，人类还能得救。还有机会得救。而得救的惟一方法，就是保留下一点点人间相互的关怀谅解，和对过去理想的记忆。
就只一点点的“情”——奢望是无用的。然而人类只要不“绝”情，留下一点儿，给人一点儿，那么，纵使在现实逼迫下所能给出的是那样微少，那样无济于事，却也对灵魂进行了赎救。
这，就是《冬夜》小说的最终主题。而此主题含义，作者细心织入小说之叙述语言，十分和谐地化溶在全文惆怅无尽感伤绵绵的迷漫气氛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即此篇小说中“冷”与“暖”的温差对比，和其他有关温度的意象使用。让我们看看小说头一段：
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渐渐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衔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钦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的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
这里面，“冬夜”、“冷雨”、“乍寒”、“冷得他……打了一个寒噤”、“阴湿贬骨的寒意”等文字，都一再的强调屋外巷子里气温之寒冷，影射今日现实世界之冷酷无情，而余教授身上罩着“又厚又重的旧棉袍”，暗示他是一个背负着过去之记忆，不忘旧情的人，可是这件“旧”棉袍，竟也“敌不住……阴湿砭骨的寒意”，又暗示他虽然怀念过去，保留记忆，却“敌不住”现实环境的冷酷逼迫。他“撑”伞御雨，含义亦相似。那把伞破了一个大洞，所以也挡不住冷雨，使他在现实的冷酷中打了个“寒噤”。如此，就这么几行看来别无他意的描写文字，已经暗中道出了《冬夜》的整个故事。
和寒冷的台北街巷（现实世界）对立的，是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温州街大学宿舍。首先，“温州”二字，就有暗示性和预示性。吴柱国这次回国，探访二十年前的故友，固然有了觉悟和失望，但，由于从现实生活的繁忙中拾得了这么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得以和旧友再度分享过去光荣的记忆，得以揭下平时不愿也不敢取下的面具，而知道会得到谅解，他心灵上的得偿，总还是多于损失吧！
吴柱国有幸，艰难履步于此寒冷世界，得暂时驻足在一小片“温州”。
小说里的“冷”“暖”意象对比，随着情节动作的进展，十分一致地持续下去。细细审察作者之用字，我们不禁又一次拍案惊叹，白先勇怎能这样高妙地在看来只是流畅写实的文字里，赋予此般深刻的双关暗示含义。白先勇的象征和意象，运用得如此自然，如此含蓄，如此不露凿痕，许多读者根本就没发现到它们的存在。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白先勇既然写得出这样一手流利好文句，他就没花费心思，也没必要花费心思，去探索有关单字效果变化的可能性问题。这是一般读者对白先勇小说写作技巧的最大疏忽和误解。然而，正如庄子之：“郊丁解牛”，最高等的技巧原是不见技巧的技巧。民国以来，另有几个小说作家，十分擅长于意象文字之使用。张爱玲就是最有名的一位。可是张爱玲的意象或象征，固然确实生动有力，花样百出，却常过于华丽炫耀，匠痕显露，而且多半时候只是诉诸读者的感官（视觉、听觉、味觉等），和使文字丰润多彩，不见得总是和小说主题有必然的关联，这是我的看法。
话转回来，让我们继续看一看《冬夜》里，作者如何把“冷”“暖”之意象对比，与小说最终主题十分一致地，贯彻运用到小说的结尾。
吴柱国湿淋淋冷冰冰地抵达余教授家，脱下大衣，揩干头脸，就把寒冷差不多都关在门外了。即刻，“余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搁在吴柱国面前”。拿“自己使用的”“保暖杯”泡茶给老友，暗示余教授把自己的温暖给予朋友同享。吴柱国辍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镜”，眼镜被茶水热气蒸得模糊了，暗示余教授的旧情温暖，开始溶解他的冷面具；他“除下眼镜”当然也就是预示他即将解除面具。
谈过一时话，余教授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他不顾自己行动多么不便，一拐一拐的，却不肯让朋友那杯茶冷去，用“暖水壶”斟上“滚水”，保持温暖。可是，一旦对谈的话题从温暖的过去移转到冷酷的现在，随着心情的转变，室内温度仿佛也突然降低似的，引起冷、痛之感，于是“吴柱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却轻轻的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当吴柱国痛苦喊道“都是空话啊”，而对自己的“学术著作”发出“冷”笑，余教授发现茶又“凉”了，立刻起身要换一杯热的来。吴柱国却“一把执住他的手”，先把话说完，把自己的底细揭发干净，才放他去，仿佛在迫令老友面对冷茶——冷的现实。而余钦磊，也真的好像受到冷流侵袭，觉得右腿“愈来愈僵硬，一阵阵的麻痛，从骨节里渗出来”。
小说近尾，余教授的儿子从外头回到家里的时候，“寒气不住的从门隙窗缝里钻了进来”。余教授，明显的，十分疼爱俊彦，可是俊彦到底象征“现世”，所以他之进屋，就比如“现世”之侵入，带进了寒气。作者安排让余太太出外打牌，让俊彦迟归，使两个老友单相独会谈话，是很有用意的。若有“现世”寒气之侵袭，“温州”也就温不起来了。
然而，“温州”之驻足，是短暂的，还得匆匆回到寒冬的冷雨，回到现实的世界。余教授送吴柱国走出巷口：
……余教授将他那把破纸伞遮住了吴柱国的头顶，一只手揽在他的肩上，两个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片漆黑，雨点无边无尽的飘洒着，余教授和吴柱国两人依在一起，踏着巷子里的积水，一步一步，迟缓，蹒珊，蹭蹬着。
雨点从纸伞的破洞漏了下来，打在余教授和吴柱国的脸上，两个人都冷得缩起了脖子来。
不错。今日现实人生，确是一条冷得令人缩起脖子的冬夜街巷。可是，在这漫长艰难的旅途当中，如果有那么一小段程路，有一个能谅能解的朋友相伴而行，一同挨冷，一同蹭蹬，总会有那么一点区别的吧？这个朋友，把自己惟一的破伞遮在你头上，和你共用；虽然冷雨照样从破洞漏下，无甚用处，总也会有那么一点差异，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温暖吧？
吴柱国乘计程车离去，余教授独自踅回到家，“他的长袍下摆都已经潮湿了，冷冰冰的贴在他的腿胫上，他右腿的关节，开始剧痛起来”。于是他“把暖在炉灶上那帖于善堂的膏药，取下来，热烘烘的便贴到了膝盖上去”。他发现窗户让风吹开了，“赶忙蹭过去，将那扇窗拴上”，后又发觉“书桌上早飘进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书本都打潮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书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
这些描写都暗示，余钦磊虽己在现实生活逼迫下搁置了早年的理想，他却还珍惜保存着一份对过去的温暖记忆，而这份记忆，他留心卫护着，尽可能不叫它受到现世或现实势力的侵犯（所以他拴窗，揩干书）。小说末尾，余钦磊想起雅馨，那一段抒情式的回忆，十分动人，这也是余教授要卫护的温暖记忆。回忆的动作仿佛真的暂时净化赎救了他的灵魂。
他这栋温州街宿舍，确实已“残破不堪”。沙发“褴搂”，“破得肚子通通暴出了棉絮来”；榻榻米积年潮湿，“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屋里“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脱了线，有的发了毛，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他已不大再去念这些书了，平时却以“租来的”（不是购为己有的）武侠小说自遣。可是这一堆旧书，他却顽固地，铿吝地，死守着，而当太太（现世）干预，遗失了一叠笔记，这位早和现实取得妥协的好好老先生，居然也会“着实发过一次脾气”，逼得“家里的人”（现世）“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
不错。对于余钦磊教授，这栋温州街旧宿舍，是寒冷的现实世界里惟一的暖巢。他“栖住”在这个暖巢里。他还能感觉温暖，因为，他知道，尽管理想已经失去，青春已经逝去，这个巢里——也就是他心里——至少还藏着一份尚未深受沾染的记忆。
《孤恋花》的幽深暖昧含义与作者的表现技巧
《孤恋花》这个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作者以隐喻方式，对人类命运所下的注评，对人类孽根所做的探讨。小说内容与旨意，幽暗神秘，扑朔迷离，我们凭着知性和理性，不能予以合理的分析争说。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现实世界的黑社会（或地下社会）为象征，影射人性之中最幽黯可怖的一隅。换句话说，作者用人间的地狱，影射人心的地狱，我们许多人，很可能一辈子没亲眼看过、亲身接触过下流社会，但我们都知道“黑社会”确实是存在的。同样，我们许多人，活一辈子，可能从未十分意识到自我黑暗罪恶的一面，而恶性也很可能没有十足发作过。但《孤恋花》的作者显然认为，在所有理性修养与意识控制的掩盖下，人心深处确实隐匿着一个幽暗阴森的罪孽渊薮，而当这份“孽”不幸而发作起来，就是一股绝对无法抗拒的魔力，把人往下拖拉，吸吞人这一个不见天日、幽暗无比的深渊。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万春楼陪客，现在在台北五月花却当起“经理”来，看管年轻的酒女 ，因而得一绰号，叫“总司令”。她显然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同在万春楼当妓女，比她年轻名叫五宝的女孩同居，后来五宝被吸鸦片烟的流氓华三肉体虐待，不堪痛苦而自杀，死前口口声声对叙述者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几年后，在台北五月花，叙述者结识另一酒女娟娟，娟娟唱台湾小调，和五宝以前唱戏同样，“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人脸形相似，“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
“总司令”把娟娟带回自己家同居，后来她花费一生的积蓄，并变卖珍留的一对翡翠镯子（五宝的遗物），拼凑着在金华街买下一栋公寓，与娟娟“成家” ，娟娟是苏澳乡下的人。她母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被丈夫用铁链子套在颈脖上，锁在猪栏里。娟娟幼年时，有一天偶然得知这疯子就是自己母亲，于是拿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递给她。不料肌肤一接触，疯子就惨叫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