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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楠（22）现在正要评主治医师，其工作范围也使得他还没有接触到太多的灰色收入。但他也承认现在的医药、医疗行业问题很多，并不否认其他层次较高或热门位置的医生有很多灰色收入，比如动手术收红包，去外地医院走穴动手术，开有回扣的高价处方。孔楠（22）在医院的门诊经常见到，一些医药销售代表当着很多病人的面邀请医生去外地，甚至国外旅游，毫无顾忌。同时，他也强调现在医生的单纯工资收入从整体上不高：我们医院那些已经到主治副教授级别的医师，如果单靠医院发给的工资，养家都养不起。他们就是奖金几百块，工资，加上国家规定的各种补贴，一千多一点，不到两千块钱。北京其他医院或者外地的医院，差点的加起来才一千出头吧。要是他不拿（指拿红包、回扣等）的话，就相当于低档收入了，连北京的中等收入都算不上吧。可是以前我们读书、搞科研，现在的工作也付出很多，不应该就这么一点收入。所以，“事业人”自身已经逐渐对这种从市场上弥补工资收入不高的资源获取方式心安理得。孔楠（22）对医生收回扣的现象有他自己的“合理”解释，但总让人感觉有些不妥：回扣属于各大医药公司的产品推广费，是正常的企业成本，给医生的也无可非议，只不过中国的政策把这些归为不好的方面。人家单位这部分钱是拿出来专门作为市场推广的费用，是竞争的一个费用，不存在不合理。当然会把这一部分药品的收入放到消费者的负担上去了，这是卖药人的事情，这个就跟国家政策有关系了。这个跟医院和医生没有太大关系的。同时，他认为有些专家到其他医院走穴动手术是合理的个人劳动收入，而且在社会效益上看是“弥补了医疗资源不平衡”。
华林（21）是高中教师，平常的授课任务很重，而且到现在的中学时间并不长，暂时没有到社会上去兼职。但他不否认很多中学老师在业余时间给学生做有偿辅导，开高考培训班，也不否认将来自己也做这些兼职的可能。在教学中，有时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向学生收费，比如兜售学习资料等。
“事业人”的市场化之所以存在社会认同的争议，根本在于两点：
首先，“事业人”所在的行业、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存在市场化的合理性。有些行业本身就应该进入市场，只不过由于体制的惯性还没有从体制上完全进入市场。这时候如果事业单位和“事业人”进入市场就容易得到认同，除了个人可以得到合理的收入，而且在社会效益、资源配置上是一种合理化。而有些行业并不仅仅是挂着“事业单位”的招牌，从性质上看也是真正的公共事业，即使在成熟、发达的市场机制下也不应该市场化。这些事业单位和“事业人”的市场化就不存在合理性，必须接受各种非议。
其次，“事业人”的体制外收入是否为所付出的个人劳动的合理回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校教师在社会上兼职可以认为合理，而医院设备采购部门利用职权取得的回扣收入，就是一种高额度的、无劳动付出的非法收入。当然，事实上“事业人”的市场化存在各种各样的模糊地带，其合理性的判断远远不止这么简单，而且还存在着一些价值取向的问题。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政人员的去强势化
除了专业技术人员之外，在事业单位里存在着另外一个中间阶层群体，而且数量众多，那就是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统计部门的正式称呼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与体制传统有关，以往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地位差不多，甚至管理人员比专业人员更加强势。因为他们直接拥有支配资源的能力，作为主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单位内部反而并没有多少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专业人员逐渐在各类事业单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行政管理人员从总体上朝着服务职能的方向发展。这样，他们往往不是像专业人员那样主动地市场化并享受着市场化带来的附加收益，而是在被迫地面对市场化带来的压力。
陈明（17）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局级的科研所，以前在所里有很多职能部门，而且很强势。但前几年所里进行了机构改革，大大压缩了一些职能机构，把原来的一些处级职能部门合并后，每个部门只保留一个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新机构负责人要实行公开竞岗，陈明（17）就是这样走上处级领导岗位的。陈明（17）很有远见，认为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从长远的发展趋势上看要实行秘书制，行政管理人员将来会成为服务性群体。陈明（17）非常年轻，这么快就到了正处级位置，别人总是对他充满了羡慕。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采访中没有表现出志得意满，而是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担心单位的封闭性会使自己在未来失去市场生存能力。他说：如果我毕业后进入的是一家大公司，是专业技术人才，在某一个方向上会越走越专。可是这种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内容非常宽泛，不可能专下去，等于失去了专业。将来一家社会上的大公司有什么理由要我？我还有什么优势？相反，如果我现在到一家公司，从底层干起，我会适应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即使我不断地跳来跳去，我跳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在现在这个单位工作本身压力要小很多，时间长了会慢慢不适应外面人才市场上的激励竞争环境。如果现在我和单位解除了合同，我到社会上找一个工作，我还不会怕。但再过十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如果我要面临这种情况，我想可能真的会怕。我在所里开会的时候就讲，我们这些年轻的办公室主任现在很自信，但是再过五年、十年我们是否还是那么自信地面对社会？我问他，为什么不可以在研究所里一直这样干下去，他认为偏平化的行政组织架构给他的发展空间并不大：我干吗要在这里干一辈子？单位里的管理结构非常扁平，我这个处里面加上我这个主任就4个人，三个人各管一块，我总负责。我已经到了主任的位置，再发展能到哪里？最多再干副书记，书记，到头了。但是搞科研的就不担心这些，他可以不断地积累，名声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不会局限在研究所里。我们就不行了，出了研究所，谁认识我们？谁买我们的账？而且，研究所的情况可能和高校不一样，高校管理部门的干涉能力比较强。在所里，真正的精英是那些能拿到项目的，能在《SICIENCE》、《NATURE》（作者注：两种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上发文章的人。对于将来，陈明（17）表示，要么到公司去，要么到政府机关去，不可能在这里长期“耗”下去。也许陈明（17）的想法比较超前，并不代表当前事业单位里的大部分行政管理人员的通常想法。而且，他年轻，有能力，有想法，对将来的期望很高，是他们那个群体里有朝气、出类拔萃的部分。但他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了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待自己事业发展的思路，从中可以发现市场化对于事业单位的影响已经不止专业技术人员这个群体，还触及了职能管理人员这个群体。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悄然的变化与扭曲
事业单位是中国传统资源配置体制延续与市场转型的奇妙结合，“事业人”则是这个奇妙结合的承载主体，其身份本身是矛盾的。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传统的事业领域必然逐渐萎缩，从本应市场化的空间退出来。比如，有些事业单位虽然仍保持着事业的外壳，但运行机制和人员管理都逐渐真正市场化了。郑颖（15）在杂志社做编辑，严伟（16）在报社做记者，他们工作的时间都不长，但都已经在本领域换了几家单位。如果干不好或者有更好的去处，随时都会离开原来的单位。一般事业单位的体制内资源他们享受不到，比如福利房，所能得到的待遇完全根据自己的工作成绩。从这种市场化的程度来讲，这些媒体单位更接近于一般的企业，这些媒体“文化人”的资源获得方式更接近于一般企业的白领。这也许代表了当前许多事业单位的真正发展归宿。甚至，有的事业单位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成为了市场主体。比如曹飞（09）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原来都是“国有所”，改制后大部分都成为私有。虽然国家在宏观管理上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要比其他行业更严格一些，比如半官方的律师协会的指导作用，律师仍然有指定辩护等司法救济的义务等，但总体上律师事务所成为了市场主体。相应地，可以把律师看做企业性的新型白领。更准确地说，大部分律师已经成为私营企业性质的白领（所以，对律师行业和所采访的律师曹飞（09），本书把它归为下节讨论的内容）。
另外，除了工作单位性质的变化，“事业人”自身的职业态度也在变化。市场对“事业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事业人”成为企业白领的重要人力资源源泉，对于那些比较进取的年轻骨干更是如此。吕英（25）在单位里虽然待遇不错，工作很稳定，但时间长了，业务也熟悉了，感觉工作内容比较单调。她说：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一点。涉及的知识比较少。在初期还能承担一些责任，独立地做过一些事务。但是这件工作也干了三四年、四五年，然后就觉着应该转变一下。中央一些政策在北京贯彻起来比南方其他发达城市相对缓慢，机构运转也不是那么灵活。很想去南方那种环境去体验一下。如果在企业里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现在的事业单位对于吕英（25）并非不能舍弃。
其实，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复杂性远不止市场化。除了一般形式的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市场化、“事业”与市场之间的模糊化，另外还存在着机关单位与机关人员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现象，以及公共行政领域、“事业”领域与市场领域之间的模糊化。
王慧（19）至今对自己单位的性质都不清楚，对我解释了许久，才大致明白了其中的端倪。她的单位对外称为公司，但隶属于一个中央级的专业行政审查机关，本来属于机关的一个局级部门，后来在机构改革中由行政机关改换为事业编制，在内部名称上改为“中心”。虽然人员属于事业编制，待遇和管理仍参照公务员和行政系统，特别是组织人事管理权限仍然在上级行政机关。如果仅仅如此，还不难理解，就如上文所述的事业单位市场化一样。问题在于，这个事业单位的主要业务仍然延续了原来没有“事业化”之前的行政性审查职能。更加让人回味的是，依托这个事业机构又挂起了公司的招牌。这样，通过机关单位事业化，以及进一步的市场化，机关单位打起了公司的招牌，本来的行政职能不再是机关里的对外办公，而是摇身一变成为“收费项目”。当然，这种公司不用去开发市场、争取客户，因为只此一家，要想通过行政性审查，必须先通过它的有偿“服务”。从根本上讲，这种事业单位的市场化使行政机关变相参与市场资源分配，事业单位成为体制特权与市场分配之间十分暧昧的联接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最严重扭曲。
相应地，这些事业单位的“事业人”也成为这种特殊体制的受益人。王慧（19）的收入可观，而且工作内容比较轻松，很符合现在许多女性的职业理想：有专业职称和技术专长，职业体面，收入较高，不需要打拼，能同时照顾家庭和自己的工作。和王慧（19）见面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担心她是否方便，她说没有关系，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管理不严。他们单位平常一到11点钟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去饭厅吃饭（午饭是外面送来的套餐），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热闹、轻松，吃饭时间并没有限制，尽兴为止。有时候也加班，但都是偶然的——其实正常上班时间稍微紧一点也不需要加班。可以看出，“王慧们”享受着体制内和市场的双重资源。同时，由于政府机关的直接背景，同一般的事业单位相比还增加了垄断的优势。所以，如果说一般的“事业人”是脚踏两只船，那么“王慧们”则是脚踏三只船的“超级事业人”。为了精简机构、压缩编制而又避免人员分流压力，许多传统的机关都逐渐改换成了事业编制，比如机关的后勤部门、培训部门，这些部门很多就有这种机关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特点。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专栏
一场涉及2900万人的改革拉开大幕摘编自林楚方、法伊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