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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环境里，自然而然地就激发出这种想法（作者注：指爱国情感）。日常不太想起这些东西，并不表示从来没有这些概念。王慧（19）表示男性可能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这些大问题考虑得多一些，女性相对少些。即使如此，她在一些场合中也会有这种爱国感情：也许女性对这方面都不是想得太多，男的可能要好些，男女有别吧。就像我不关注足球一样，我也不太关注国家前途这些大事。我平常买《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生活气息比较浓的。男性喜欢订《参考消息》，《环球》。但我还是爱国的。当这个国家受到损失了，受到侵略了，我也会和那些男同胞一样爱国。报刊编辑郑颖（15）曾经参与过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的国内示威游行，她的话比较直率，也比较极端：中国人需要这种事情（指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来刺激一下，要不就不知道什么叫爱国了。埋头实验室的副研究员钱民（13）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理性：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这些东西有时候真想。但我们想得不深，只是一些认识。国家的兴衰，都和个人有紧密的关系，所以爱国心肯定是有的。我现在就是在本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业务做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可以看出，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中间阶层大多不会去专门花心思去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荣誉感与认同并不是那种空对空的“忧国忧民”，而是在具体的经历中确切感受到的一种感情。这种国家的认同和荣誉情感很容易在一些场合与时机的激发下表现出来，甚至非常激烈。
政治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关注政治和爱国热情也应该是紧紧相连的。但实际上，中间阶层普遍没有把爱国热情与前文的“政治关注”联系起来或混淆起来，他们在两方面的关注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冷漠和约束没有相应地降低爱国热情，爱国热情也并没有必然地提高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也就是说，政治和爱国成了中间阶层在不同层面上的两个话题。
与对中间阶层普遍的社会责任感的解释一样，我们也可以解释中间阶层的爱国热情与通常政治冷漠的矛盾现象。中间阶层的通常的政治关注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国际关系作为政治事务的特殊领域，中间阶层对此的关注非但没有受到约束，甚至在一些具体时机和具体问题上受到某种鼓励或引导。这样，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就被约束或引导到爱国热情上，与通常的政治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又一次佐证了一个可能：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在相当程度上是“假性政治冷漠”，即存在政治关注潜力，但这种潜力受到了约束。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理性人的进与退
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描述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但他把中间阶层的理性与财产拥有的中等程度相联系。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穷人因为贫穷而变得暴虐和无赖，富人因生活优越而不受管束，他们都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而中产阶层拥有一笔中等财富，对财富有着克制的现实条件，最容易听从理性。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页。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更多的是指“安分守己”，而我们这里的“理性人”主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的：清晰的判断力，以及个人利益最大化取向。
一清晰的判断力
中间阶层看待问题更加全面、客观，判断与分辨能力强，偏激不是他们的普遍特征。
杨波（20）浏览互联网时喜欢看那些比较理智的评论，他说：网上有些军事狂热者跳楼，那是我很不认同的。我认为一些事情要客观、全面地看待，事情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要看事情的本身发展的趋势。为了说明如何客观而全面地看待事物，杨波（20）举了一个例子：比如陈水扁搞台独，他想让台湾分裂出去，这肯定是不对的。但这是立场的不同，不能说这个人在人格上就是个坏家伙，否则就是偏激。陈水扁在年轻时候当过律师，看到一个民夫被车撞了，撞人的官员没有给这个民夫任何道歉和补偿就扬长而去。这个官员很有势力，没有律师出来为这个民夫辩护，他就出来为民夫辩护。最后，陈水扁官司赢了，而他本人受到了迫害。通过这个事情，他认识到台湾专制体制没有社会公正，决心从政，希望能改变这种社会不公正，这个事件成为陈水扁从政的一个契机。陈水扁看到了当时台湾社会比较腐败、阴暗的一面，为了让社会更民主、让民众权利得到更大保障做了很多个人努力，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值得敬佩的。所以，看一个人不能从一个方面就认为他都是错的或者坏的，要多角度地看一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西方人讲究看问题的多元化，但我们传统上讲究脸谱化。我觉着还是多角度地全面看问题更好，多元化共存嘛。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大和信息来源的扩大，特别是网上信息的更加丰富、便捷，从中间阶层甄别各种新闻信息的方式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同寻常的理性。华林（21）对上网浏览新闻信息时如何甄别信息的真伪很有见地：看第一遍，不用太认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有一些后续报道出来。现在的许多新闻倾向性很强，采访的人有自己的视角，播出的时候要经过审查，并不能够反映事物的全貌，至多只是对事物观察的一个方面。怎么才能了解一个比较真实的消息呢？不同网站相互佐证。看国内网站是怎么报道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反复印证就知道谁更客观、公正。冯涛（18）认为自己最喜欢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随意发表一些倾向性、结论性的东西。为了证明，他给我讲一个例子，是关于三门峡水电站当初的上马决策是否合理的争论。他看了很多资料，发现这个工程本身涉及的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上马的话，当地泥沙沉降、水位升高造成的影响很深远；不建，下游水灾损失惨重。现在许多人都抓住这个项目上马的负面影响，但不了解当初决策时是经过认真的利益衡量的。谈起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许多学生曾上街游行抗议，冯涛（18）对那些举动很不以为然：有什么好抗议的？你抗议他干什么？世界本来就是竞争的，我觉着大学生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在那里。你去哭，你去闹，根本不解决问题。你去砸人家大使馆干什么？大使馆不就是几个人家国家的代表吗？你看清一些事情的本质就行了，你去哭也好，闹也好，像我这样无所作为也好，都没有用。这些国际冲突是建立在战略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上的。所以，他表示对那些抗议、签名之类的活动，他一般不参加，因为“没有用”。
二妥协中求生存的理性
按照经济主义的观点，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这一点可以在中间阶层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关于中间阶层是否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本身是个假命题，没有讨论的必要，关键是中间阶层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妥协是中间阶层的求生之道。不同的阶层在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时能够体现出不同的阶层特征。社会上层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强取豪夺，社会的底层会为保护自己有限的权益不惜拼死抗争，而中间阶层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在妥协中求生存的技巧，这也是中间阶层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这种妥协，正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间阶在其他阶层挤压下“安分守己”的特征。也许所有阶层的人们都有选择妥协的时候，但中间阶层选择妥协更能体现出一种天然倾向，他们在选择妥协时能够用足够的理性来判断形势，避免冲动的破坏性后果。也就是说，中间阶层不光倾向妥协，而且他们还很“会”妥协。
杨波（20）买了车之后，由于车技并不熟练，多次和交警打交道，被罚款。他谈起自己的感受：本来要罚一百块，但要罚你二百。第一，你知道他是违法的，罚款过高，进入私囊。第二，赶紧把钱交了走人。为什么不去告他？你也知道如果自己花时间、花金钱、冒风险，可能打赢官司，得到一个满意的申诉结果。但觉着不值。不就是多罚一百块吗？就当到饭馆多点了两个菜又糟蹋了吧。当时，杨波（20）正为申请护照的事愤愤不平。他的太太去国外自费读书，分居的生活对于新婚夫妇有些漫长，所以打算去国外探亲。但在申请护照的时候，学校的人事部门要求办一大堆手续，填许多表格，找许多部门。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学校让他交一笔不菲的押金。他说：为什么必须交押金？我就不相信，国外大学里的教授来我们这里讲学也要给他们学校交押金。如果我要较真，查许多规定、文件，看它到底合不合法，然后找有关部门或者法院去告他，也许我就赢了，不用交了。但我觉着不能去较这个真。付出很大，风险很高，得到的有限，还搞得沸沸扬扬，我不能光为了讨个说法就什么都不顾了。所以，他还是准备交给学校那笔不菲的押金。
冯涛（18）表示，如果自己的房产和开发商或者物业发生了冲突，首先要想一想和他们直接冲突值不值。比如，在是否要求助于法院时就要仔细衡量一下：如果要告它，要花很多的成本。这种情况我可能就不会告了，因为理性的人应该会平衡利弊。对老百姓来说，他没有伤害别人的权利，但有规避风险的权利。我可能会忍一忍，告他可能对我损失更大。我告他要耽误工作，单位老旷工，工资也领不到。冯涛（18）直接使用了“理性的人”这个词，可以看得出他与这种“理性”特征的共鸣。王慧（19）在物业维权时不光知道需要妥协，而且还对如何妥协有自己的见解：我有底线啦。我提要求的时候肯定有底线。比如打官司的时候我提100万，可能我的底线只有30万。所以，如果他给你50万了，虽然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但超过你的底线了，我就会接受。虽然事情不会那么让你满意，但差不多就可以了。很多事情都可以妥协，灵活一些。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理性的选择（1）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中间阶层的另一面：在现实面前，中间阶层趋向于选择个人利益，理性的力量常常将他们从社会责任感的一边拉过来。
吴芳（30）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在学校参加过各种社团，对社会的接触和认识并不少。她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但同时强调：我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社会强势者）有一种强大的网络，他们太强大了。如果宁愿放弃现在平静的生活，就会和他们斗到底（笑）。其实他们并没有触动我的利益。有这种想法只是出于一种良知。如果从新闻上看到那些恶性案件，就会觉着十分愤恨。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和这种人有实际的接触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而且当这些人对你有所帮助的时候，你甚至会感激他。他所拥有的东西呢，也不那么反感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宽容（笑）。就是说，抽象上不喜欢这些人，但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容忍度要大。所以，对于社会问题，她不属于那种特别关心的人，“不会专门像社会斗士那样踊跃关心社会问题，只是时不时地看看新闻”。对于社会的一些不公正现象，吴芳比较倾向于逐步变化的途径。她说：既然我要做到这件事情，我就要拥有相应的资源。我有多大的资源，我就会做多大的事情。如果我本来就无能为力，我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没有什么用，还给我自己带来很多伤害。我插话说这是冷静，她自我解嘲地说：“你要说冷漠也行（笑）。”
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在现实面前的理性退缩，除了和阅历有关，还和职业特征、激烈竞争环境等因素有关。曹飞（09）作为律师，时时刻刻表现出了他的谨慎与现实。我们谈到网上的“愤青”即“愤怒青年”，指那些在社会、政治与文化等问题上持偏激态度、愤世嫉俗、崇尚批判和变革的青年人。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的技术条件，为他们提供了充分表达自己声音的空间，与持中庸、保守观点的人相对，被冠以“愤青”的名头。，他说他和同事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网络中都持谨慎的态度，偏激不是律师的普遍性格，否则也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甚至不能生存。他解释了在职业经历中所磨炼的这种性格特征：律师这个行业肯定要接触社会，和公检法打交道，和社会不公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