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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因缺乏现实民主经验而否定民主”的效果相反，民主建设本身可以创造对民主的需求。尤军（23）就提出来这种看法。他认为，民主的需求可以看成商品的需求，在没有出现这种商品的时候没有需求，而在出现的时候可以刺激需求。他说：很多情况下需求是变化产生的，变化可以创造需求。现在没有这种机制，很多人对它非常冷漠。一旦有了这种民主机制，它就可以创造需求，可以激发出来参与热情。很多人没有热情，是因为他知道这种选举对他没有作用。如果选出的代表能够表达他的声音，他就有了民主需求。民主需求是可以创造的，就像很多商品也是这样，在没有出现的时候大家没有想到需要它，一旦有了，用起来感觉不错，这种需求就建立起来了。三启蒙的迹象与变数
我们能够确信，当前大部分中间阶层对于民主建设和理念持冷淡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中间阶层都持民主冷淡的态度。在上节的讨论中，中间阶层对于民主选举的态度总体上并不积极，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许多人认为选举并不是公开和公平的。同时，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很自然地谈起对公平、公开选举的需求。而且，如果他们在身边现实社会生活中遇到困扰，同样可以联想到民主的需求。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拜佛主义”的民主需求（3）
卫成（01）和蒋丽（02）都表示，现在的选举形式意义大于内容上的意义。如果是真正公开公正的选举，他们愿意参加。韩娟（12）对民主的态度比丈夫沈智（11）更积极一些：如果他们（指候选人）在小区里演讲什么的，说给大家办什么事，让大家都了解他，信任他，我认为这样的选举还是有意义的，如果出现在我们小区里面，我愿意参加。在谈到民主这个话题，钱民（13）联系到了自己的单位，认为民主可以对单位领导形成约束，可以健全管理和分配机制：民主还是需要的，不管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小集团，包括一个小的企业，一个小的部门。没有民主确实很难办的，我们单位就是，领导一个人说了算。很多事情他的思路有问题，别人的意见他根本不听，因为他有权力。他的妻子孙敏（14）把民主的需求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她从知情权的角度来看待对民主的需求，认为了解真相是实现社会参与的前提：我觉着（民主需求）很迫切。民主是带有正确导向的东西。你首先要让民众有知情权，是不是？你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人的真相，国家的真相。在平常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体现出我们的民主权利，总是别人说了算。就是没有一种参与的感觉。我们的意见也不过在底下说说而已，没有人来听。吕英（25）则完全接受了民主的理念。自从参与班上同学（在职研究生）组织的网上论坛，她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在逐渐融入论坛的过程中，兴趣越来越大的她看了一些书籍，已经可以有理有据地和同学进行讨论了。对于吕英（25）来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启蒙过程，没有直接的利益驱动，却从价值观的层次上接受了民主理念。
实际上，许多中间阶层所持的并非纯粹的民主冷淡态度，而是一种自相矛盾、有些混乱的观念。比如，何京（24）对民主持许多负面看法，同时他也认为当前的腐败现象就是民主制约缺失的结果。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间阶层正在处于民主启蒙阶段，所以产生了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的冲突，所具有的民主观念复杂多变；中间阶层的民主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他们更多地表现出民主冷淡的态度。我们描述了当前中间阶层的现实状态，并进行了解释；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确信其方向，但确信存在变数，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中间阶层绝不会原地踏步。
在访谈中，何京（24）与吕英（25）由于对民主选举和民主价值存在分歧，他们的这段对话很真实地反映了中间阶层民主观念的复杂。将这段话单独摘编出来，供读者自己判断和思考：何京（24）：“我上网看了最近的‘宝马案’，2003年10月16日，哈尔滨市无业人员苏秀文驾驶宝马车，将一卖葱农妇撞死，并致多人受伤。此后，围绕肇事者漠视生命、其家庭背景、调查与判决公正性、富人现象等问题首先在网上热烈讨论，随之引起整个社会媒体与舆论的关注，称之为“宝马案”。细节可参考当时的相关媒体报道。不管具体细节怎样，里面确实有些特权在起作用。这种事在法制社会是不应该的，所以我觉着中国确实需要民主。但在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还不够，如果你急于建设民主，可能会误入歧途，像台湾似的。”
我（25）：“你怎么理解台湾民主的情况？”
何京（24）：“它确实讲民主，可是太没有规矩了。好家伙，电视、媒体、报纸上对陈水扁、连战什么都敢说，确实民主，但我不认同。他们的选举竞争总是相互提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揭我的短，我揭你的短。我觉着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但首先应该是善意的。你要是为了国家，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或组织表达一些意见。我觉着咱们现在的一些东西比较好，而且也在进步，比如北京的交通，以前都是交管局来管，怎么也管不好，现在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了。”
吕英（25）：“交管局管不了了才征求意见吧？”
何京（24）：“你甭管他管得了、管不了，你逼着它这么做也是进步。所以我觉着民主当然应该搞，如果不搞的话，有些人会乱来。现在的高官为什么腐败的这么多？如果民主监督比较有力的话，这些问题怎么会产生呢？所谓没有监督的权力，就是……”（作者注：没有说下去）
……
我（25）：“你觉着发展民主重要吗？”
何京（24）：“现在还不是很迫切。毕竟现在的经济还是发展得比较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拿这个说事。我觉着这是个过程，是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我一直强调这是个过程，要相信过程。它（民主）是在不断地演变的，不断地完善，不可能一步就能实现。”第三节社 会 运 动
前面讨论的人大代表民主选举是一种典型的常规政治参与。除此之外，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为其他非常规政治参与形式留下足够的空间。社会运动就是一种非常规政治参与形式，它和常规政治参与不同，具有偶发、组织松散和理性程度不高等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动员的社会运动并不多见。近年来，惟一可以称为社会运动的只有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导弹轰炸事件所引发的国内抗议运动，其影响至今挥之不去。本研究中的许多被访者者仍然对5年前的这一事件记忆犹新。所以，在访谈中谈及社会运动这个话题，许多被访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一事件。本节以被访者对这一事件的回忆和反思为线索，探讨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中的行动取向。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运动中的各种角色
社会运动不会为具体个人带来直接的利益，它之所以能够激发起参与者的热情，需要一种狂热情绪的支持。下面是一些成都市各界群众在事件中游行示威的媒体报道摘录：摘自《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等媒体在1999年5月8日、9日的报道。近万群众高唱国歌，有人举起一面五星红旗……
学生们将悼念死难者的花圈挂上了美领馆铁门……
凌晨，绝大多数的示威者回去休整，养精蓄锐，坚守阵地的数百名学生在街边，在冷风中，怀抱悲痛……
家住成都铁路新村的叶建明先生精通日、德、英语。8日夜里用英语写了一份“抗议书”，昨天上午和妻子一同来示威，准备将抗议书递交美领馆，可是对方无人敢出面接受……
他盘腿而坐，面前的地上放着两张报纸，报纸上用毛笔粗粗地写着“向遇难者志哀！谴责北约暴行！”他的脖子后面还挂着一张报纸，上写“强烈抗议！等待声援！”人开始越聚越多。2分钟后，有人开始带头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热心的公司与市民们主动为示威者送“爱国水”，报纸脱销，反战文化衫受宠，网上声讨北约，一名“的哥”免费送记者，只求一篇好报道……
5月9日这个世纪之末最后一个母亲节上，成都举行了“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的母亲正被蹂躏，我们要抗争！”的万人大签名抗议。在这种热烈气氛中，个人很容易被集体情绪所感召，一同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即使如此，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整齐划一的运动热情，而是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无论当时被访者们是否已经走出校门。热情参与者是社会运动中的骨干，却还有许多人并没有那么投入，有冷漠者，有独善其身者，有自称清醒者，有看热闹者，不一而足。还有一些人因故没有赶上这场运动。（虽然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却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角色，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简单而概括的图景。除去偶然因素，这似乎也佐证了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角色的多样性。）
当时参加过到美国驻华使馆游行示威的陈明（17），回想起当时的气氛，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当时在校门口挤满了准备出发的同学，大家群情激奋，打着各种标语，喊着口号，还唱歌。“团结就是力量”唱得最多，感觉很有劲，有要踏平美国的感觉。因为离大使馆太远了，所以学校派了车，但情绪激动的学生根本就不上车。校车一直跟了很久，稍微平息下来的同学才开始有上车的。听有的同学说，他们坐公共汽车去的，售票员没有收他们的票，还让同学到时候替他们也喊几嗓子。真正的冷漠者从内心对社会运动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意识。吴芳（30）回忆说，当时的气氛极度亢奋，但她并没有为这种气氛所感染，没有参加各种有组织或自发的活动，更没有去游行示威。她说自己平时就对这种“激进”的东西保持距离，并不是性格内向的原因。她平时和大家相处也很好，参与了许多社团、公益活动，只是对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则十分敏感。吴芳（30）解释说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她的外祖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和伤害，并波及到了她的父母。父母当年“上山下乡”经历过很多艰辛，在政治和事业上受到很多坎坷。父辈的这些经历对吴芳（30）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认为：我如果要参与政治，就要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有多大的资源，就做多大的事。我现在对许多事无能为力，为什么还要去参与它呢？于事无补，还给自己带来很多伤害。我说她比较冷静，她自嘲地纠正说：应该叫冷漠才对。我对于帮助别人比较有热心，但不会通过参与这种政治性的事来表达我的热心。所谓的清醒者与冷漠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经过了审慎的思考，否定了参与社会运动的意义；后者不必要经过思考，仅凭直觉远离了社会运动。周燕（04）对于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是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听到有人喊“炸大使馆啦”，我知道怎么回事后很气愤。当时我们宿舍挨着操场，没有多长时间，就听到有人摔盆子、摔碗，大喊“赶快去游行呀！”我当时记得很清楚，这些摔东西的是一些小混混。我当时就清醒了，觉着如果和这些小混混一起游行，除了搞破坏，根本达不到抗议北约的目的。所以，我决定不去参加游行了。冯涛（18）也没有参与当时的抗议运动，并且振振有词：我觉着很搞笑的，有什么好抗议的？你抗议他干什么？世界本来就是竞争的，我觉着大学生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在那里。你去哭，你去闹，根本不解决问题。你去砸人家大使馆干什么？大使馆不就是几个人家国家的代表吗？你看清一些事情的本质就行了，你去哭也好，闹也好，像我这样无所作为也好，都没有用。这些国际冲突是建立在战略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上的。这也算给中国一个反思的机会吧。当然，现实中清醒者与冷漠者并不容易分开，两者经常是混合在一起的。许多冷漠者以清醒的借口远离社会运动，而清醒者的实际举动与冷漠者并无二致。
独善其身者从自身利益来衡量，认为没有必要付出代价。钱民（13）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时，正面临硕士毕业。当时，他的一些同学参与了游行，他自己也有这种冲动，但最后还是没有参加。他说：当时最后一个半年，马上要毕业了，尽量不要出什么事吧，弄出什么负面的影响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