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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间阶层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动机
利益动机当然是最直接的社会参与动机，但除了利益，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动机还包括其他多元性的动机，比如社会责任感。由于制度约束，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非常有限，但中间阶层的政治责任感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感来体现。因为，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责任感是息息相通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也可以将社会责任感作为政治责任感的泛化，或者政治责任感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形式。在现实中，虽然中间阶层忙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参与责任感，但其社会责任感却体现得比较明显。比如，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是中间阶层。除了这些正式的活动和组织，他们的这种社会责任感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小区建设的关注，对团体的无偿投入等。
4中间阶层具有一些现代的政治理念
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一般政治心理和政治理念两个层次。通常的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层和感性部分，直接来自社会体验和经历。而政治理念则是政治文化中的深层和理性的部分，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观念，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政治理念的特征之一就是相对独立性，其形成与状态可能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政治理念的发展变化超前于或落后于政治发展的水平是经常的事情。“超前”是政治思想的常性，而落后则是由于反映了旧制度、旧思想的残余，在人们的头脑里挥之不去。同时，政治理念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关于政治理念的特征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积极——理性公民的迹象（2）
公民文化的平台是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从访谈中可以体会到，中间阶层普遍接受了一些现代政治理念，比如民主理念。虽然一些被访问者并不认为民主是完美的，民主的运行可能带来政治秩序的不稳定，甚至民主可能成为一些政治家实现个人权力的工具，但民主所包含的基本内涵还是被中间阶层普遍接受了，至少很少人会反对“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公民基本权利是中间阶层所普遍接受的另外一个现代政治理念，其意义丝毫不亚于民主理念。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从来不强调个人权利的，集体主义与臣子理念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公民权利所强调的恰恰是个人权利与平等理念。政治理念的形成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或者是政治启蒙的结果，与教育背景、认知能力及阶层地位息息相关。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在这一点上具有其特有的优势。社会较低阶层还远远没有完成这种启蒙，社会较高阶层则由于其特权性的阶层地位而很难完全接受这些理念。
5中间阶层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相对较高
从整体社会结构上，哪个阶层都不可能具有“积极——理性”的理想公民文化，但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的公民文化元素是最多的。
与社会较低阶层相比，中间阶层的公民特征更强。社会较低阶层不仅政治认知较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认知能力相对较弱。同样，社会较低阶层的政治参与能力也较差，除了有暴力倾向的社会参与之外，他们缺乏足够的能力以其他形式进行政治参与，特别是法律形式的政治参与。比如，一个民工不能拿到应得的薪酬，或者忍气吞声，或者暴力威胁，或者到一些部门哭诉，这些都是个人性的，非常规性的。而一个律师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非法羁押或错误定罪，他可以通过媒体呼吁司法公正，得到律师协会的组织性帮助，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一个民工。在社会参与动机上，社会较低阶层很少因为利益之外的原因关注政治或进行政治参与，而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的动机是多元的，很多时候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关注政治和参与政治。
与社会上层相比，中间阶层在政治能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在事实上的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上，这种劣势更加明显。但是，社会上层的这种政治能力已经超越了公民特征所应有的上限，而不能再被称为公民文化。因为，公民文化要求尊重法律义务，维护法律权利，而社会上层往往在超越这种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层面上进行政治参与。而且，在政治参与的动机上，社会上层的社会责任感在中间阶层面前并没有什么可夸耀之处。
6中间阶层所包含的具有典型公民文化特征的个体和群体最多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中产阶层的优越性的一个证明是，很多优秀的立法者都来自中产的公民阶层。”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我们也可以说，具有公民文化特征的个体和群体首先出自中间阶层，中间阶层是培养公民和公民文化的社会土壤。本研究的访谈也可以看出，虽然多数被访问者不具有积极公民的特征，但其中也不乏典型的积极公民。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群体最接近积极公民的标准，但中间阶层的积极公民并不局限在这个群体，而是分布在所有中间阶层群体里面，包括白领，公务员，甚至一些中小企业的自营者。而且，最具有变革特征的积极公民往往出自中间阶层，其激情丝毫不亚于受到社会不公的社会底层。而且，这种激情往往不是源于个人的、直接的利益动机，其维持常常来自于社会与政治责任感，因此更加强烈、持久。很典型的例子是社会中的“愤青”。“愤青”几乎全部都是中间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愤”不是因为对社会的“无知”，而恰恰是对社会的“有知”，了解、认识到了社会的许多阴暗面和社会不公正。也许“愤青”的观点往往比较极端、偏执，但相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的认知能力是较高的。
综上所述，政治冷漠仍然是当前大部分中间阶层的心理特征，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公民文化；同时，中间阶层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公民文化中所必需的重要特征，至少中间阶层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接近公民文化特征的部分。对于公民文化特征十分缺乏的中国传统社会，公民文化的形成是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不断冲突和调适，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破”与“立”的对抗与妥协。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痕迹在中间阶层身上反映得尤其集中。如果说适于中国国情的公民文化的形成在结果上是政治稳定的保障，那么其形成过程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则是个未知变数。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异质化的共同体
从内涵上，可以把中间阶层看做一个共同体，他们在社会阶层关系上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中间阶层具有“教育背景”这个共同的门槛，他们有相似的高学历，相似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有共同的社会骨干认同意识，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理性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等等，这些都是中间阶层的结合点。大部分被访者承认“中间阶层”的确实存在，这说明，中间阶层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整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一些社会群体看做一个共同体。
同时，中间阶层内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包括一些有共性的异质性特征，还包括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几乎所有中间阶层的研究者都承认这一点。甚至，关于中间阶层“大杂烩”的争论持续不断，许多研究者甚至据此否认中间阶层的确切存在。我们在相信“中间阶层”是个可供分析的共同体的前提下，还要承认中间阶层确实远远没有成为结构、意识与行动完全一致的共同体。由于各种共同或特定的原因，中间阶层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各个层面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本节所讨论的中间阶层“异质化”现象。
有些中间阶层的结构异质化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时期具有一些共性，另外的一些则是带有明显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痕迹。无论如何，中间阶层的异质化程度是个动态的过程，受各种因素的持续影响而不断变化。
一“新中间”与“老中间”
最明显的是“新”中间阶层与“老”中间阶层的区分。许多经典作家都提到了中间阶层有“新”、“老”之分。马克思的论著里将中间阶层看做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企业主（个体手工业者）、小农场主（自耕农）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由经济地位相对独立的律师、医生等所组成的专业技术阶层，或资产阶级的服务阶层，两者共同构成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过渡中间层。随着小资产阶级逐渐衰落，而专业技术阶层逐渐壮大，马克思开始关注专业技术阶层这一新兴阶层，而将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看做“老中间阶层”。米尔斯也在其关于中间阶层的专著中使用了这种称呼，并对新中间阶层从职业上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参见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之所以称之为“新”与“老”，区别在于西方国家两种社会群体兴起阶段的差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是老中间阶层的黄金时代，而20世纪后半段的现代社会是新中间阶层的兴起时代。而如果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开始算起，这种时段上的区别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新中间阶层与老中间阶层同时出现并兴起。发展至今，老中间阶层仍然处在发展时期，即使也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发展规律，老中间阶层的衰落也是未来的事情。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来看，本研究所分析的自营者属于老中间阶层，公务员、“事业人”（知识分子）和企业白领相当于新中间阶层。
可以看出，所谓的老中间阶层其实就是小资产者，所谓的新中间阶层就是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这两种人所凭借的资源完全不同，前者是资本，后者是专业技术。专业人员必须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才能在中间阶层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教育对于小资产者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这并不是真正关键的，因为有些创业者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甚至正是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进行创业。真正重要的是，两者在社会生存中所面临的风险完全不同。小资产者在社会生存中有着更多的风险，比如，经济政策的变化可能决定着他们事业的存亡兴衰，商业竞争中的残酷可能让他们一夜之间体会天堂与地狱两个世界。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虽然新修改的宪法从法律上保障了私有财产，参见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内容。但小资产者对个人的财富并不真正放心。面临风险和失败，小资产者根本没有选择留下还是离开的自由，自己的事业和个人的身家性命是紧紧绑在一起的。而专业人员与所在“单位”的关系并非完全依附性的，所在组织的兴衰成败决定他们的事业高度、具体收入，但不决定他们的命运，在前景不妙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离开，另谋高就。甚至，他们在完全不同的事业方向上寻找新的出路，比如从公务员转到企业白领，或者“下海”经商。当然，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小资产者的梦想是一夜暴富，专业人员的梦想是步步高升。这种风险的不同使得两类不同的中间阶层群体在政治意识和行为上表现并不一致，相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小资产者在政治意识和行为上更加慎重、保守。
即使是中小企业主，他们产业规模的区别很大，产业类别的区别也往往很大。比如，中等企业主在社会与政治参与上更加保守、稳健，而从事股票和金融等高风险的企业主要比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主更加敏感。
第三部分：政治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