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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和睦共处的两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式的竞争与冲突。这种资源分配的分歧反映在社会认同与交往上，依靠不同机制获得社会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之间彼此疏远。
4社会联系约束与需求的冲突
广泛的社会联系与有效的社会组织对中间阶层个体的社会参与意义重大。即使中间阶层内部充满了各种异质化因素，其共同体因素仍然可以使松散的中间阶层得到社会整合，这种整合的平台就是各种民间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中间阶层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而提供这种社会联系的有效载体或平台，就是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但由于制度约束，我们当前的民间社会组织极其匮乏，不能有效填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留下的大量空间，这种社会组织的缺失使中间阶层失去了整合平台。传统上的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等，它们从本质职能上属于政治控制社会外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这些组织虽然比较正式，有体制的依托，但它们对中间阶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经呈现出弱化趋势。社会组织缺失，缺乏足够的社会联系，导致了当前中间阶层社会联系范围非常狭窄、社会参与渠道狭窄、政治态度消极，缺乏足够的社会整合。
同时，中间阶层仍然具有社会联系的渠道和潜力。中间阶层是当前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是有积极社会交往需求的群体，成为各种新兴社会交往渠道的倡导者。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为中间阶层提供了几乎无限大的交往空间。
5政治冷漠与公民性特征的冲突
中间阶层混合了多种政治文化类型的特征，具有很多公民文化的特征或迹象。这些特征包括：中间阶层在法律层面上的公民意识较强，恪尽公民责任，维护公民权利，在社会冲突中更倾向于考虑法律层面的解决途径；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潜力较高，一旦中间阶层开始关注政治，可以迅速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可以对政治形成一种持久的压力；中间阶层有明显合作倾向，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较强，从而降低了个人所承担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并增加了社会参与中的谈判能力；中间阶层具有更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动机，除了最直接利益动机，社会责任感也是公民参与的重要推动；中间阶层具有一些现代的政治理念，较早完成了启蒙，在社会生活中强调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对传统的集体主义与臣民理念具有批判精神；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更高一些，人数比例更多一些。
同时，中间阶层在政治文化上距离理想的“积极——理性”公民仍然十分遥远，他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冷漠、政治认知有限和政治参与能力有限。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公民文化；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公民文化中所必需的重要特征，至少中间阶层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接近公民文化特征的部分。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曲折中的发展变数
中间阶层仍然处于萌发时期，在数量上仍然属于社会各阶层中的边缘力量。每个社会的每个新兴阶层都有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当前中国的城市中间阶层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肇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中间阶层还没有发育为完全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另外，中间阶层存在缺乏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民间社会组织平台、内部存在明显的异质化等特征。但中间阶层自身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其社会与政治环境的不断调适和变化，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逐渐壮大的可能。
这种变数就蕴含在中间阶层发展的两面性之中。中间阶层发展的两面性是整个社会转型冲突在中间阶层身上所留下的特征。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各种内在冲突并非不可改变的阶层属性，而是其特殊发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这种全方位的内在冲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了许多社会情景的外部约束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传统体制的惯性延续。这种约束条件本身是在不断演变的。随着中间阶层的外部条件的变化，中间阶层的内在冲突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社会转型冲突导致了中间阶层发展所遇到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会伴随社会转型中许多根本矛盾的解决而解决，或者由于社会转型矛盾的加深而加剧了中间阶层发展的内在冲突，或者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矛盾而导致了中间阶层发展的新冲突。相应于上述“砌墙模型”，中间阶层的发展变数分别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在社会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的环境中，对中间阶层膨胀的容纳能力提高了，其准入和内部的向上流动就会受到较小的制约，中间阶层的发展就会顺畅。相反，在经济形势发生大的波动的时候，就会突然压缩中间阶层的发展空间，中间阶层对社会的破坏力就会凸显。
②当政治参与的新途径进一步增加、实质性的政治参与逐渐代替形式性的政治参与，中间阶层的知识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就能够更多地转化为良性的、制度性的政治参与，使中间阶层在社会格局中的力量得以表现。否则，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就会继续成为一种隐性可能，在各种社会突发变动中可能被激发，成为爆发性的不稳定因素。
③中间阶层的利益一致化程度是个变数。中间阶层异质化的关键并不是各种职业群体的表明细分，而是“体制——市场”二元分配机制所带来的中间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这种二元分配机制会逐渐向市场方向倾斜，其导致的矛盾也会逐步得以消除。
④中间阶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个变数。如果对中间阶层组织交往渠道持续严厉管制，他们的正式交往平台就会继续萎缩，中间阶层在缺乏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就不能变现其阶层力量。同时，各种非正式的交往平台也会在强烈需求中不断滋生出来。因为社会自身的需求、社会群体的多元化、世界的发展趋势、信息联系的空前便利等各种因素对这种控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社会组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长冲动。一旦中间阶层取得社会组织平台，其社会与政治影响力将明显增加。
⑤从发展趋势看，中间阶层的公民特征会逐渐增强，距离负责——理性的公民阶层越来越近。当然，也存在中间阶层在社会格局中被边缘化的可能，他们成为无足轻重的社会力量。那时，中间阶层可能失去应有的理性和负责精神，演变为政治冷漠，或者狂热的激进阶层，这些都可以在历史进程中找到先例。
总之，中间阶层已经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粗具雏形，并在各个方面显示着逐渐壮大的力量。同时，中间阶层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每一个因素都有内在的冲突和两难，使得其发展充满曲折。而且，中间阶层的这些冲突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孤立的，会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而出现各种变数，使得中间阶层力量的发展成为未来的变数。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在当代世界，随着老中间阶层的衰落、新中间阶层的兴起，阶层结构变迁与分化日趋复杂，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并不清晰。特别是各国阶层分化并不同步，加剧了中间阶层研究的复杂性。学者们各自的考察环境不同，基本立场不同，对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存在很大的分歧，有关理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马克思对中间阶层的政治倾向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一贯的判断，其关于中间阶层的论述散见于其庞杂的论著中。其原因有三：首先，中间阶层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只是到了其晚年的时候，中间阶层才真正走入马克思的视野；其次，由于时代变迁，马克思著作中所提到的中间阶层所指代的具体对象并不相同；而且，马克思对中间阶层的看法本身是处于不断更新、变化之中的。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就是封建时代的中间阶层，他们曾经是革命的推动者和胜利果实的独占者。从市民阶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它在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政权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0页。马克思在早期的文献中所指的中间阶层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无论在政治倾向性和阶层力量上，马克思都没有对中间阶层寄以厚望。总体上，马克思认为中间阶层具有两面性、摇摆性和投机性等特征，甚至是反动的。但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里，他并没有为中间阶层留下足够的地位。马克思相信，中间阶层将会分化，特别是将无产阶级化，使得两大阶级对立的形势更加明显：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做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马克思还预言中产阶级将会被消灭，其中大多数成员将跌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只有少数升入资产阶级中去，显然这一情形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特别是以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的兴起，引起了晚年马克思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得不承认中间阶层逐渐壮大的事实，对以往“阶级斗争简单化”的观点形成了冲击。在论及新兴的职业中间阶层时，马克思认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安全和力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3页。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时更明确指出了中间阶层不断增长的趋势：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些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页。如果马克思认真研究关于中间阶层的新发现，他也许有可能重新考虑他的革命理论。可惜他晚年的这些新的发现、新的观点瞬息逝去，并没有从这里突破他已建立起来的理论。
持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学者大都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兴起的新中间阶层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中间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