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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学者大都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兴起的新中间阶层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中间阶层将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发展，最终将和无产阶级在所有重要方面都结为一体，接受社会主义。中间阶层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间斗争的加剧，它将迅速加入到无产阶级行列中来。极少数中间阶层的上层可能投向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力量上都无足轻重。
毛泽东在论及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中间阶层时，首先界定中间阶层的政治立场，然后才去“定位”什么阶层属于中间阶层。他认为，中间阶级并非指一切介于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有阶级，而是指那些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是毛泽东对中间阶级政治态度和心理状态的最生动的描述。经过分析，毛泽东认定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当时的中间阶层，“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而与现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更为相近的“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则是革命的同盟军，“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如果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细分，可以划分为经济宽裕的、经济自给的和生活下降的三部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相关引述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６页。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众说纷纭的西方观点（1）
当代西方关于阶层分析的主要理论源于韦伯，大都可以归为“新韦伯主义”。在中间阶层问题上，西方的各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中间阶层的独立性上，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分类标准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阶级分类标准，中间阶层既不是依靠资本来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也不是像工人阶级一样靠出卖劳动力取得维持生存的报酬，所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或阶级。而韦伯则将阶层分类标准扩展为经济、声望和权力等综合指标，当代西方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虽然并没有固守韦伯的标准，但已经将中间阶层的界定实现了多元化，从而认为中间阶层总体上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
其次，在具体分析中。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来讨论，这除了在理论上受传统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分法”的制约，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还没有发育成熟。新马克思主义虽然承认了中间阶层的壮大，但大多仍将中间阶层当做传统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或传统无产阶级的新形式、新发展方向。当代西方中间阶层理论则大多将中间阶层看做一个独立的阶层，而不是一个依附性的阶级，这种独立性不仅表现在中间阶层人数的增多，还表现在其独立的社会作用上。
第三，在分析框架上。马克思主义对中间阶层的论述主要局限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之内，主要讨论中间阶层在立场上是倾向于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阶层理论仍然如此。而当代西方关于中间阶层的讨论则突破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主要从中间阶层的各种社会功能上来理解中间阶层的作用，即使在政治领域也更多地独立论述中间阶层的影响和立场；同时，当代西方各种理论自身并不一致，往往各执一词。
韦伯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中间阶层，但从他的社会分层理论中，仍然可以看出他不认同中间阶层的革命性。除了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划分的经济属性标准之外，韦伯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标准：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身份认同）。参见韦伯：《支配的类型》，台湾新桥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页~87页。这种多元的阶级属性，使得韦伯与马克思强调使用阶级斗争概念不同，韦伯主要使用阶级行动概念。韦伯认为中间阶层不一定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和有组织行为，把与中间阶层相关的阶级斗争讨论范围限在经济冲突之内。参见李强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有的学者对中间阶层充满了信心和期待，认为西方社会正在或已经中间阶层化，全体新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权力将继续增长，最终发展成独立的阶级。它将取代其他阶级，起到推动现代社会运转的中枢作用，是下一个统治阶级的候选人，下一个历史时代是属于他们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间阶层是民主的维护者和争取者。自由主义是西方最认同的政治意识，它以个人为中心，企图扩大个人的政治权利，并增加个人保持政治见解及参加政治活动的正式机会。自由主义认为，一旦个人取得了这些权利，它自然会对政治产生敏感并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奋斗。因此，自由主义者判定西方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于中间阶层的壮大。20世纪最后20年的民主化浪潮，激发起无数学者的研究热情。探索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发生机制时，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受到重视。特别是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中间阶层被认为是推动民主化的决定性力量。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在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7页。这样，中间阶层的壮大成为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之一。
还有些学者持有比较保守的观点，认为中间阶层的在社会属性和政治面貌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这一点，对于那些期望成为地位集团的中间阶层来说表现比较明显，可以在特定历史材料的分析中找到佐证。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中间阶层，是当时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社会力量基础，给德国以至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动荡和伤害。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间阶层运动。这种政治倾向来自中间阶层的一种失落：工人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运动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中间阶层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受到了漠视。因为，中间阶层感到了两方面的压迫：一方面是力量和地位正在不断成长的团结起来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公司和政府的官僚机构。这样，即使当时的中间阶层经济地位改善了，其极端主义倾向仍然有它的必然性。李普塞特分析到：在不同的国家，最“不满的”情绪可能来自不同的阶层或阶级，有些国家是新出现的工人阶级；而在有些国家，这个阶层可能是小商人和其他相对独立的创业者。参见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会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众说纷纭的西方观点（2）
米尔斯的观点与所有上述观点不同，他认为中间阶层根本就不能发挥政治作用，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中间阶层“后卫政治”观点，辛辣而形象地刻画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许多人挣脱了流行的信仰的束缚，却没有找到新的信仰，因而不理解也不注意任何政治问题。他们是政治的局外人。他们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对派，他们是逍遥派，是置身事外的人。如果我们同意希腊人对白痴的定义，认为白痴就是独善其身，那么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相当大一部分美国公民都是白痴。参见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及最后一章的相关论述。他明确反对“白领权力行将崛起”的理论，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并从大众媒介、社会结构、政治环境等因素中找到了解释。
持功能主义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中间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缓解社会冲突的力量。中间阶层即使没有上升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但他们的人数和权力将继续增长，也将在保持不同阶级总体平衡的社会机制中发挥政治稳定作用。作为阶级平衡的重要因素，他们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延续下去。中间阶层的发展将阻止无产阶级化的蔓延，在劳资间起缓冲作用。由于新中间阶层继承了老式中产阶级的某些作用，同时又和普通工人有联系，他们也将和这两部分合作，从而成为跨越阶级对立的桥梁，减少阶级冲突。他们是阶级利益的平衡器和稳定器，为社会带来和谐，促成没有阶级争吵的新型社会团结的产生。所以，所有希望通过选举或革命获得权力的阵营或运动都会考虑投中间阶层之所好。
这种观点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的亚里士多德，这也是最早论述中间阶层政治作用的学者，他明确提出了中间阶层维护城邦政治稳定的功能。亚里士多德对中庸之道十分推崇，并将这种政治哲学和正义观紧密相连。参见王岩：《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亚里士多德正义观探析》，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在他看来，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方式及城邦政治活动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庸等各种状态，遵循正义即遵循中庸的行为标准。决定国民阶层地位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只有中间阶层拥有适当的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是理想的中庸阶层。所以，中间阶层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是阶级争斗中的力量平衡，能够维护城邦政治的稳定，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若城邦中严重缺乏中间阶层的力量，就可能导致两个严重对立的阶层之一掌握政权，成为不稳定的平民政体或寡头政治。
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显然，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中产阶层参加权力角逐，就可以改变力量的对比，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因为一个政府辖有数量充足的家境小康的公民实在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在有的人家财万贯，有的人身无分文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端的平民政体或登峰造极的寡头政体，从两种非常形式的政体中都可能产生出僭主或暴君制来。僭主制可以产生于极其鲁莽的平民政体或暴虐的寡头政体，相形之下产生于合乎中道的或其中没有太多差别的政体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毋庸置疑，适中的政体是最优秀的政体……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加稳定和持久，就是因为平民政体中的中产阶层人数和中产阶层在政体中的地位都超过了寡头政体。若是一个政体缺少了中产阶层，穷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那么内乱很快就会发生，城邦也随即归于解体。……为何大多数的政体不是平民政体就是寡头政体？因为在这些政体中，中产阶层的人数常常少得可怜。……愈接近合乎中道的政体必然愈好，而离之愈远的政体必然愈恶劣。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7页。三国内众口一词的“稳定器说”
我国学者在论及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极具功能主义色彩的观点，即认为中间阶层具有能够维持社会稳定、政治保守、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充当阶层冲突的缓冲等特征。甚至将这种观点作为分析、研究的无需辩驳的预设前提，常常推出应该大力培植中间阶层的结论。本研究把这种观点称为“稳定器”说。
在许多长期关注社会分层的学者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分析思路，并在其著述中一贯地体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