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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以前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虽然上层不错，但中层很顽固，掌握实权的许多中层干部是从兵团、军队转业过来的，最下层就是他们这些科员。
对于现在的状况，尤军表示，如果和当初的预期比，肯定是不满意。但是如果和当时同一个起点的人比，还算可以。既不是特别快的，也不是特别慢的，和同学比也是这样。但对前景，尤军表示并不明朗，甚至有些悲观。自己从学校出来，很长时间不会拉关系，主要是拉不下面子。刚开始对官场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和朋友、同事聊天，才慢慢体会，感觉现实是很打击人信心的。即使现在好了很多，但承认骨子里还是很清高。虽然自信自己的能力，但没有很强的背景，在官场很难。如果发展中有什么转折和机遇还可以，但这些是可遇不可求的。
尤军大学班上的同学很多并没有进机关，而是到了公司里，包括一些从机关跳出去的。但和他们比较，自己仍然觉着选择是对的。他认为在公司里风险太高，虽然可能发财，生活比较丰富多彩一些，但是将来没有好的预期。将来自己虽然可能升到正处、副局就到头了，但还是要去争取一些机会，拼搏一下。自己这些年一直读书，没有间断过，认为在机关发展最忌讳后劲不足。对从基层干起，觉着并不一定是个坏事。假如要朝一个目标奋斗的话，需要很多条件。在基层东西比较多，什么事情都可以遇到，什么人都可以碰到，“很多人说经历就是财富”，在基层有很多事情在高层接触不到。这种经历在将来很重要，是所谓“后发优势”。
何京（24）、吕英（25）
吕英开始是在一家外企工作，感觉在外企能培养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或工作思维，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基础，但做到一定的位置就很难得到发展。所以，后来到现在的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工作，属于事业编制。当时觉着这个工作比较稳定，待遇也不错，自己的工作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但是时间长了，感觉工作内容比较单调，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涉及的知识比较少。在初期还有能承担一些责任、承担一些事务的感觉，但后来熟悉了业务，感觉工作缺乏挑战性。所以，现在想静下心来加加油、读读书，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所在，所以报考了研究生。
何京是吕英的朋友，被我也“顺道”作为采访对象，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做组织工作，开始说话有些官腔，言语很谨慎。后来放开了些。
很值得注意的是，吕英在准备报考研究生后变得关心政治，思想活跃，对何京所说的很多话不以为然，把何京作为保守的靶子。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几乎吵了起来，弄得何京很不高兴。
张兵（26）
张兵已届不惑之年，在国家机关下面的一个事业编制单位工作，副处级。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张兵感慨很多。
张兵在刚恢复高考时读的专科，学校师资并不好，学制只有两年，外语课都不开，所以认为自己教育上先天不足。毕业后在军队干了多年，驻地在京郊。他看玩笑说自己有“三个女人”：母亲、夫人和女儿。张兵老家不在北京，他是长子，希望能照顾母亲。夫人在企业，不太稳定。孩子现在上初中，虽然说是在北京生、北京长，但因为部队在郊区，决心不能让她只接受大都市的“郊区教育”。为了“三个女人”，决心要转业。“当时转业有规定，正营以下不包分配，副团以上才包分配，解决待遇也就是个副处级，还不见得是实职。”很多军队专业干部都会降级安排。张兵当时从“正营”级转过来的，在1996年的时候为新的工作单位多方奔波。后来放弃了企业单位，到了国家机关，虽然是事业编制，但也是考公务员“挤进来的”，感觉不容易。
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8）
进来不到一年，正赶上当时的新一届政府上来之后的机构大改革，精简人员。当时的分流条件非常优厚，“分流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其中一个去向是读研究生，费用全额报销，读研期间人事关系仍挂靠在机关。就是说，在工作保留的前提下，完全脱产读书。毕业之后，原单位还负责推荐工作。张兵动了心，他感觉自己的教育基础不够，梦寐以求的就是到正规大学学习。但在申请的时候，人事部门不批，说张兵不符合条件。因为单位虽然是财政全额拨款、按公务员管理，但还不完全是“公务员”，所以张兵想被分流读研的想法落了空，失去了一个读研的机会。
后来所在部委推行处级干部竞争上岗，那时候他还是正科级，领导动员他参与竞争，到了副处岗位。他对上次没能继续求学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又参加研究生考试，如愿以偿。复习考试时顶着很大的压力，因为自己在文化上有点先天不足，年龄偏大，离开学校太久了，英语都是靠自学的。入学后，大家都很佩服他的勇气。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领导支持还是支持的，因为是利用业余时间的周末上课。他对职业前景还是很看好，希望在硕士毕业后能有更好的发展。
金宇（27）
金宇明显有些脱发了，看起来将近四十了，但实际只有三十五、六岁。说起来，金宇觉着这些年太劳累了，心理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金宇在某中央机关工作，总是要起草各种文件材料，所以经常要封闭到宾馆里面写东西。他强调说，这些工作不是和做学问一样可以慢慢做，而是有时间限制，节奏很快，经常是要求几天内交稿，心情很紧张。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没有了时间概念，除了熬夜，周末也经常不能休息，整天就坐在电脑前边，房间到处铺满了各种参考资料。惟一的休息是晚饭后，能在宾馆下面散散步，如果能有人一起散步聊聊天更好了。如果紧张起来，连这种放松都没有了。
对于现在的工作，感觉有些枯燥。金宇还是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其他工作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但现在的业务已经非常熟练了，毕竟积累了几年时间，如果转过去有些可惜。自己现在是副处，处长马上要升职，不出意外自己能升到他的位置上。他强调说机关里面的工作安排主要不是看自己的兴趣，而是看领导的意图。
金宇觉着机关里的工作事务性比较强，而且经常有些工作变动，所以虽然在机关里这么多年，但谈不上什么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不是专家。但又补充说，这本来就是机关里的工作性质，一般官员根本不需要自己是专家。
生活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房子是单位分的，没有什么负担。妻子在事业单位上班，比较稳定。小孩在上小学，主要是妻子操心。曾想买一辆车，但发现自己早已经养成了路上出神的习惯，感觉这样开车非常危险，所以就放弃了买车的想法。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等我有司机的那天坐专车吧。
没有过多长时间，再和金宇联系的时候，他说已经升了处长。
许刚（28）
许刚的企业虽然资产规模不大，但很有特色，知名度很高，在见面之前竟然从网上搜到很多有关他个人和企业的采访、介绍。当然我对他从事的领域并不了解，以前也没有听说过他。
许刚中学的时候看过很多伟人的传记，当时发现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所以想从政。“目的很纯洁，想为人民服务，想做个好官”。高中时候就入了党，在中学里是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总是第一第二。其他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绝对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看得出他对自己的中学经历很自豪。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一般，担任过一些学生干部职务，“但没有很做大的职务”。他们那一年毕业分配很不理想，没有能去机关，而是到了北京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党务部门，还是因为自己有学生干部和党员的背景。在单位整天看报纸喝茶，无所事事，工资也不高，感觉很苦闷。后来离开单位，到一家公司“打工”。在第一家企业只干了一年半，在第二家也没有长久，受当时经商风潮的影响，自己出来干起企业，至今已经有10年了。后来，原来就职的那家大企业破产了。现在自己的企业比较稳定，而且处于上升趋势。
前些年忙企业感觉身体有些透支，一到下午就心跳不正常。现在实行了员工持股制，自己做董事长，持股百分之六十，另外聘了人管理日常经营。“以前是自己老失眠，现在是总经理失眠，他的压力比较大。”自己上班就是两三个月开一次董事会，审查财务报表、过去三个月的工作，对一些企业的大事做决策，但具体的经营就不管了。一年前太太生孩子，自己也在家照顾，也算自己休息一下。除了带小孩，就去健身俱乐部锻炼，旅游，感觉效果很好。“以前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运动，而是心理压力太大，没有一个放松的心态”。并不希望自己的企业做得多大，但希望能长久地良性生存下去。
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9）
回过头看当时从商的选择，很庆幸没有从政，觉着现在这个商业社会，要做纯洁的官很难。既然是商品社会，就不如拿钱说话。自己的公司性质决定了应酬也不多，感觉现在很自在，没有人约束，不用违心地说什么话，生活很真实。“如果现在要我选择做一个处长或者做现在的事情，我绝不会走仕途”。他的口气很肯定。他的经营宗旨是要诚信，强调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经常发动员工给灾民捐款，自己也捐助了20万元建一所希望小学。他强调这并不是公共关系，对自己的企业经营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对生活要求不高，“有车有房子就行呗。我绝不想买别墅，有钱我也不买”，这种说法印证了他随意的穿着、随和的性格。
施全（29）
和施全约在他家所在小区的会所里的咖啡厅，那个小区是知名的高尚住宅单位。见面时他正在和人谈生意，随身的笔记本开着。穿着很讲究，待人很有分寸。所有的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个忙碌而精干的商人，也是一般大家都熟悉的成功人士形象。施全很忙，只有中午吃饭的时间可以边吃边聊，而且还约了另外一个朋友。
施全大学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比较活跃，属于那种不太安分的学生。和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曾经历过“八九风波”，之后信念和生活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毕业的时候分配到北京一家百货商场做售货员卖牛仔裤，不到一年就去了一家外企在华机构，后来公司经营失败关门了。那一段是施全最困难的时期，赶上了许多事情。后来转行做现在的行业，从公司注册至今已经十年，企业有了一定规模。对未来期望很高，立志要把企业做大，称过去的十年是从婴儿到小学，今后的十年是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同时解释这是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处在发展初期，技术含量不高，市场进入门槛低，如果不做大就难以生存。对于企业的发展喜忧参半，认为发展势头很好，竞争力也很强，但希望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些。
对生活比较满足，家庭很和谐。就是事业有压力，比较忙碌劳累。虽然施全的年龄应该有三十五岁了，但还没有要孩子，准备最近要孩子。在职读了一个硕士，自嘲是“混”来的。施全说当年从商的时候首先希望自己过得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人过得好，然后再好的话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了，就建学校搞教育。现在愿望基本都实现了，已经捐助了两个希望小学，“企业的中期目标就是要把所有的员工培养成中产阶级”。
吴芳（30）
吴芳来自南方，是独生女，十年前考到北京一所大学，学的是工科，但从小就对文科充满兴趣，喜欢写东西，对数学感到很头痛。在学校比较活跃，参加了不少社团，编辑了一些校园刊物，认识了许多朋友。将要毕业时决定要弃工从文，于是考取了文科类的硕士。参加社会工作的兴趣仍然很大，曾担任过学校研究生会的主要干部。
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中学老师，父亲也在教育系统的机关里工作。祖父的家庭成分比较高，在以前的运动中受到了很大冲击。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也受到父辈的影响，经历过知青上山下乡的苦难。这种家庭背景对吴芳影响很大。我觉着她从小到大都很顺利，但她说这只是表面，其实也受到过很多打击，只是都挺过来了。
第四部分：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