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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克林顿，”萨姆说，“这不是事实。早在一六五一年，英国的威廉·哈维就研究了小鸡在蛋内的发育过程，从而奠定了遗传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在英国，一九○八年就开始了生化遗传学的研究。在那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此外，有许多工作是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马勒博士在二十年代和以后做的。但最最辉煌的，有时被称为‘遗传学的爆炸’的成就，又出现在英国——一九五三年在剑桥大学，沃森和克里克两位博士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的分子构造，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说到这里，萨姆微笑了。“沃森博士凑巧是在美国出生的，这说明基础科学无国界。”
有几位董事轻声地笑了，埃瑟里奇居然在情在理地露出愧疚之色。他承认道，“就像我们律师常说的，有些问题恨不得自己当初没有提过。”然后，他毫不动摇地又说，“不管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美国的科学水平是举世无双的；而且，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力量摊得太开，摊到别的国家去设立机构，那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研究的质量。”
有人低声交谈表示同意，这时另一位董事欧文·诺顿用他的指关节在桌上响亮地叩了几声以引起注意。他马上达到了目的。
诺顿七十五、六岁，是个通讯联络王国（包括一个电视网）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威信很高，有权有势。一般人都认为，费尔丁·罗思有他这样的董事颇为走运。现在，既然大家都盯着他，他那又高又粗的嗓子就大声地讲起来。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我们是在讨论——或者说应该讨论——本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的重大难题。我们选举萨姆·霍索恩当总经理，是因为相信他能出主意、想办法，领导有方。而他提出的建议也体现了这三点。可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都被克林顿和其他人劝说得要把这建议否定掉。好吧，就我来说，我不愿意。”
欧文·诺顿瞟了埃瑟里奇一眼，他俩过去在董事会上就有冲突；接着他的声音变得有讽刺意味了。“我还认为，克林顿，收拾起你那套专向陪审团摇旗呐喊的幼稚论调吧，他们对情况的了解赶不上本董事会成员的。”
暂时没人吭声，萨姆·霍索恩此刻在想，外界人如果发现公司的董事会并不像许多人估计的那样，难得开一次高水准的会议，将感到多么惊奇。尽管有时也能作出有分量而明智的决定，但经常有多得叫人吃惊的低水准的争论和琐碎的吵闹。
“说到底，争那个有什么意思，”诺顿继续说，“谁的科学高明——英国的还是我们的？这并不重要。”
一位董事问，“那什么重要？”
萨顿用拳头敲敲桌子。“多样化！任何事业，包括我这一行，另有个与原来的完全分开并独立存在的‘思想库’往往很有好处。而使两者分开得最彻底的办法，可能就是让它们隔一个大洋。”
有人插话说，“这办法也将使花钱没个底了。”
辩论持续了近一小时，有更多的反对意见和其他想法提了出来。但有几位董事支持萨姆的建议，欧文·诺顿的立场加强了这种支持。最后反对意见消散了。原来的建议最终以十三比一的票数通过，克林顿·埃瑟里奇是唯一的反对者。
“谢谢你们，先生们，”萨姆表示。“我确实相信这决议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
同一天晚些时候，他把西莉亚找来了。
“你又要调动了，”他没把时间浪费在开场白上。“又得把国际部撇在你身后了。你的新职务是总经理的特别助理，在英国设立研究所一事上，我要你成为我最得力的膀臂。”
“好哇，”西莉亚接受了；这消息使她高兴，她使自己的语气和萨姆的一样轻快。她认为，萨姆显露出他必然会遇到的种种重压所留下的痕迹。他几乎全秃了，只剩下薄薄的一圈头发。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西莉亚推想，今晚她把这消息告诉安德鲁，那时会为此庆贺一番。
她问道，“什么时候开始？”脑子里她在盘算：拉丁美洲这一摊工作需要多久可以移交。一个月足够了。
“我巴不得今天下午就开始，”萨姆回答说。“但我们得给你安排个办公室，所以就定在明天上午九点吧。”
“你的这项新任务，”萨姆第二天向西莉亚解释说，“时间不会很长。主要就是帮助把研究所在英国建立起来，把人员配齐后开始研究。我想在一年内办成这事，当然越快越好。在这以后，我们将尽快地另给你任务。”
当务之急，萨姆继续说，是物色并任命一位英国科学家来领导研究所；是确定把研究所设在英国什么地点，然后买下或租下一所房子——最好是现成并能在略加改装后很快适合于新用途的。
一切事情都将抓紧办——这就是突然把西莉亚从国际部抽出来的原因。
萨姆本人打头阵，先去物色一位有威信、有能力的研究所主任，当然必要时西莉亚也要予以协助。至于其他事，西莉亚处理的是那些由她提出建议供萨姆和其他人考虑的问题。
萨姆和西莉亚两人下个星期就要到英国去。去前，他们要找文森特·洛德商量。尽管他反对这计划，但他对英国科学和科学家的情况很熟悉，也许能推荐几个候选人的名字。
几天以后，萨姆在他的办公室和洛德博士商谈，西莉亚也在场。
使西莉亚吃惊的是，洛德居然采取合作态度，甚至尽其所能地表示出友好情意。萨姆比西莉亚更了解背景一些，领会到洛德这样做的原因。费尔丁·罗思现在既然已决定在英国开展研究了，洛德就想控制它。但是萨姆仍决心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拟好了一张名单，”洛德告诉他们，“都是些有可能选上的人。你们接近他们时必须谨慎从事，因为他们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已经受雇于我们的竞争对手。”
萨姆和西莉亚查看了一下名单，上面有八个人的名字。“我们一定小心谨慎，”萨姆答应，“但是我们也要快些行动起来。”
“你们到那边以后，”洛德说，“还有一件事可以调查一下。”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叠别在一起的纸和信件。“我和剑桥大学的一位年轻科学家有通信联系。他正在做很有趣的工作，研究智力老化及阿尔茨海默氏症（也叫早老性痴呆症。译者注），但他的经费用完了，需要资助。”
“阿尔茨海默氏症，”西莉亚说，“那就是大脑不起作用的病，对吗？”
洛德点点头。“部分大脑出问题，丧失了记忆力。这病慢慢开始，愈来愈严重。”
尽管研究部主任早先对西莉亚很反感，他逐渐认识到她已是公司少不了的有影响人物；因此继续敌对下去毫无意义。他们甚至逐步做到彼此直呼教名——开始有点别扭，现在已很自然了。
萨姆从洛德手里把一叠信接了过来，匆匆一翻并读出声来，“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把信递给西莉亚以后，他问洛德，“你建议给予资助吗？”
研究部主任耸耸肩。“这是难以成功的一种研究。自从一九○六年诊断出阿尔茨海默氏症以后，科学家们一直没探出个究竟来。皮特·史密斯所做的就是研究大脑的老化过程，指望在研究这一过程时能发现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病因。”
“他有多少成功的希望？”
“很微小。”
“我们也许提供一些资金，”萨姆说道，“如果我们有时间，我要和他谈谈。但先要办其他事情。”
正在看信的西莉亚问道，“皮特·史密斯博士可不可能做研究所主任的候选人？”
洛德看来吃了一惊，接着回答，“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首先，他太年轻了。”
西莉亚低头看了一眼她刚才看的东西。“他三十二岁。”她笑了。“文森特，你到这里来的时候不也是这年龄上下吗？”
他严峻地回答，他那惯常的易动怒的脾气又有所流露了。“情况不一样。”
“我们来谈谈另外这些人吧，”萨姆说。他又回到原来那张名单上。“文森特，请一一简短地介绍一下。”
九
一九七二年六月，伦敦的生活丰富多彩，西莉亚尽情地享受着。
公园和花园里百花盛开——玫瑰、紫丁香、杜鹃花、蝴蝶花——空气里弥漫着各种花的芳香。游客和伦敦市民都沐浴在暖和的阳光下。军旗敬礼分列式——庆祝女王生日的军队仪式——是生气勃勃的军乐队表演，令人眼花缭乱。在海德公园，衣着优雅的骑手骑着马在罗登马道上慢跑。附近，沿着弯弯曲曲的塞彭坦小溪，儿童们欢快地在喂鸭子，而鸭子和水里游泳的人在争地盘。在埃普索姆赛马场，一年一度的赛马会已经举行，这是多年的传统，有气派，热闹非凡。这年夺魁的是一匹名叫罗伯托的小公马和骑师莱斯特·皮戈特，他已是第六次获胜了。
“这个季节来到英国简直不像是来工作的，”西莉亚有一天对萨姆说。
“我觉得似乎我应该付给公司钱，因为公司这时节让我来享受。”
她住在骑士桥的伯克利饭店，从那里出发，她过去几星期已跑了十几个地方，为费尔丁·罗思物色可设研究所的地点。安德鲁离不开诊所，没有陪她来，因此西莉亚是一个人。萨姆和他妻子莉莲则住在克拉里奇饭店。
现在是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西莉亚来到霍索恩夫妇下榻的克拉里奇饭店的套间，她是来报告她选址情况的。
“你知道，我在这里几乎到处都走遍了，”她对萨姆说，“我认为最适合我们建立研究所的地方是在埃塞克斯郡的哈洛。”
莉莲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地方。”
“那是因为哈洛是个小村子，”西莉亚解释说。“现在它是所谓的什么‘新城镇’，英国政府搞了三十多个这一类的‘新城镇’，为了把人口和工业从大城市里分散出去。”
她接着说，“这地点符合我们所有的要求：离伦敦近，有快车在那里停站，公路良好，附近还有机场。有不少住房和学校，周围是开阔的农村——
研究人员在那里住家太好了。”
萨姆问，“找到房子没有？”
“也有一点眉目。”西莉亚查看自己的笔记。“一家名叫科姆思拉斯特的公司，是生产对讲电话装置、防盗警铃等小型通讯器材的，它在哈洛有个厂，但现在公司方面资金陷入困境，办不起这个厂了。该厂面积和我们需要的差不多。厂内空空的，科姆思拉斯特公司正在找马上付现钱的买主。”
“这房子可以改装成实验室吗？”
“很方便，”西莉亚摊开了几张蓝图。“我带来了他们的图纸。我还和一个承包商谈过。”
“你们这对搭档考虑那枯燥事情的时候，”莉莲说了一句，“我可要到哈罗德公司（伦敦一家著名的百货商店。译者注）买东西去了。”
两天以后，萨姆和西莉亚驱车前往哈洛。萨姆开着租来的美洲虎牌汽车，在伦敦清晨的车流中觅路向北驶去，西莉亚则浏览当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
头版上的报道预言，停顿已久的越南和平谈判即将在巴黎恢复。在马里兰州的一家医院里，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沃利斯脊梁上的一颗子弹被成功地取了出来，那是在一个月前一次未遂行刺中打进去的。尼克松总统在评价越南战争的谈话中，向美国人保证说，“河内在这场孤注一掷的冒险中正遭受着失败。”
一条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来的消息似乎特别引人注目，它描述了一次盗窃——在一个叫“水门”的地方，有人闯入民主党总部。看来这是小事一桩，西莉亚不感兴趣，把报纸放开了。
她问萨姆，“你最近几次的会见怎样？”
他做出副苦相。“不好。你的进展比我快。”
“找地方、找房子比找人才容易些，”她提醒他说。
萨姆根据洛德提供的人选名单，正在一个个物色研究所的领导人。“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人当中，”他向西莉亚吐露，“多数都太有点像文森特了——有他们各自的定见，有地位意识，而他们搞研究的最佳年岁可能已经过去。我想找的则是这样的人：有振奋人心的设想，能力当然很强，也许年轻一些。”
“即使你遇到这样的人，你怎么能一见就知道呢？”
“我会知道的，”萨姆说。他微笑了。“也许就跟爱上一个人一样，你也说不清为什么。一旦发生了，你就准能知道。”
伦敦和哈洛之间二十三英里的路程越走车辆越多。后来离开了A414干道，他们进入一个芳草萋萋的地区，道路宽阔，有许多漂亮住宅，有时住宅之间空着大片土地。这里考虑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