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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和玛乔里说话，”梅尔说。“但我想和我的孩子说话。”
“梅尔没有一天不唠叨这件事，他希望她再嫁人，要不就死掉。”特芮说，“不说别的，”她说，“她在让我们破产。梅尔说她不结婚是为了故意刁难他。她有个男朋友跟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所以，梅尔也在养着她的男朋友。”
“她对蜜蜂过敏，”梅尔说。“如果我不祈祷她再婚，就祈祷她被一群狗日的蜜蜂扎死。”
“真可耻。”劳拉说。
“呲呲呲呲呲呲呲——”梅尔用手指作蜜蜂状在特芮的喉咙上比划着。然后双手垂下来，一直垂到身子两旁。
“她很邪恶。”梅尔说。“有时我真想装扮成一个养蜂人去找她。你知道吗？戴着那种像头盔一样的帽子，有可以放下来遮住脸的挡板，大手套和防护服。我去敲门，把一窝蜜蜂都放到她屋子里去。当然，我得首先确保孩子们都不在家。”
他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看上去他费了很大的劲。然后，他把两只脚都放在地板上，身体前倾，
手肘支在桌子上，用双手托住下巴。
“要不我还是不给孩子们打电话了，这恐怕不是个什么好主意。也许咱们直接去吃饭，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我说。“吃或者不吃，或者接着喝。我可以现在就出去，向落日走去。”
“那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劳拉说。
“就是我说的意思，我说。“就是说我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可要吃点东西。”劳拉说，“我想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饿过。有什么可以垫垫的？”
“我去拿点奶酪和饼干。”特芮说。
但特芮只是坐在那儿，没有起身去拿任何东西。
梅尔把他的酒杯倒扣过来，酒洒在了桌子上。
“酒没了。”梅尔说。
特芮说，“现在干吗呢？”
我能听见我的心跳。我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跳。我能听见我们坐在那儿发出的噪音，直到房间全都黑下来了，也没有人动一下。 ①这里梅尔想说“骑士也是别人的仆人”。“仆人”对应的英文为“Vassals”，梅尔把它说成了“vessels”。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拼写错误（a变成了e），有点像中文里的“白字”。Vessels的中文翻译为“容器、船”，在这里如照字面翻，就没有念白字的味道了。所以可以把“vessels”译成“扑”。在后面的对话里，特芮还会用这个“白字“来讥笑梅尔。 ②尼克（Nick）和尼基（Nicky）都是“尼古拉斯（Nicolas）的昵称。尼基更亲密一点。 我的朋友梅尔·麦克吉尼斯在不停地说着。梅尔·麦克吉尼斯是个心脏病医生，有时候，这种身份给了他这样说话的权力。 我们四人围坐在梅尔家的餐桌旁喝杜松子酒。从水池后面大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充满了厨房。四人里有我、梅尔、梅尔的第二任妻子特芮萨（我们叫她特芮）和我的妻子劳拉。那时我们住在阿尔伯克基。但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
还有一件事
L。D。的老婆玛克辛晚上下班回家后发现他又喝醉了，正对着他们十五岁的孩子雷骂骂咧咧的，她让他滚出去。L。D。和雷坐在厨房的桌旁争吵。玛克辛连放下包和脱外套的时间都没有。
雷说：“告诉他，妈，告诉他我们说的。” L。D。转了转手中的杯子，但没有喝。玛克辛用愤怒厌恶的眼光看着他。
“最好别把你的鼻子往你不知道的事情那儿凑。”L。D。说，“我无法对整天坐在那儿读占星术杂志的人认真。”
“这和占星术无关，”雷说。“你没必要来侮辱我。”
说到雷，她已经有两周没去上学了。她说谁都不能强迫她去。玛克辛说这是低收入家庭的一连串不幸中的又一个不幸。
“你俩都给我闭嘴！”玛克辛说。“我的天哪，我的头已经大了。”
“告诉他，妈。”雷说。“告诉他是他脑子里的问题。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告诉你问题在那儿！”
“那糖尿病呢？”L。D。说。“还有癫痫症？大脑能控制那个吗？”
他在玛克辛的眼皮底下举起杯子，喝干了它：“糖尿病也一样，”雷说。“癫痫症，随便什么！大脑是人体中最有威力的器官，顺便告诉你一声。”
她拿起他的烟，给自己点了一根。
“癌症。癌症怎么样？”L。D。说。
他觉得他可能把她给难住了。他看着玛克辛。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就扯上这个了。”L。D。对玛克辛说。
“癌症，”雷说，冲着他的愚蠢摇摇头。“癌症也一样，癌症也是从大脑开始的。”
“简直是疯了！”L。D。说。他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烟灰缸跳了起来。他的杯子倒了下来并滚到了地上。“你疯了，雷！你自己知道吗？”
“闭嘴！”玛克辛说。 她解开外套的纽扣，把包放在桌子上。她看着L。D。，说道，“L。D。，我受够了。雷也是。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一样。这事我想了很久了。我要你从这里搬出去。今晚。就现在。就这一刻。给我从这里滚出去。”
L。D。哪儿都没打算去。他把目光从玛克辛转到中午起就在桌上放着的那瓶酸黄瓜。他拿起瓶子，把它从厨房窗户扔了出去。 雷从椅子上跳起来。“天哪！他疯了！”
她走过去站在她母亲身边。她微微地用嘴吸了口气。 “打电话叫警察，”玛克辛说。“他有暴力倾向。快离开厨房，别让他伤着你。给警察打电话。”玛克辛说。
她们退出了厨房。
“我走。”L。D。说。“好，我现在就走。”他说。“这正合我意。反正你们都是一群疯子，这里是疯人院。外面有另一种生活。相信我，这里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疯人院。”
他的脸能感到从窗户上面的破洞吹来的风。
“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他说。“外面。”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
“好极了。”玛克辛说。
“好吧，我走。”L。D。说。
他使劲拍了一下桌子。他把椅子猛地往后一推，站了起来。
“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L。D。说。
“你给了我足够多的来记住你。”玛克辛说。
“那就好。”L。D。说。
“走呀，滚出去。”玛克辛说。“我付这儿的房租，我要你走。就现在。”
“我在走。”他说。“别逼我。”他说。“我在走。”
“走呀。”玛克辛说。
“我这就离开这个疯人院。”L。D。说。
他进到卧室，从壁橱里取出一个她的行李箱。这是个旧的白色人造革箱子，其中的一个扣环已经坏掉了。她曾带着它去上大学，里面装满了毛衣。他也上过大学。他把箱子扔到床上，开始往里面放他的内衣、他的长裤、他的衬衣、他的毛衣、他的有铜带扣的旧皮带、他的袜子和他所有其他的东西。他从床头柜上拿了几本杂志供阅读用。他拿了烟灰缸。只要塞得进去，他把能放的东西都放进去了。他扣好那个好的扣环，捆紧带子，然后他想起了卫生间的东西。他从壁橱架子上她帽子的后面找到这个塑料剃须袋。放进他的剃须刀、他的剃须膏、他的爽身粉、他的去味棒和他的牙刷。他也拿走了牙膏。然后他拿走了牙线。
他能听见她们在客厅里低声交谈。
他洗了把脸。把肥皂和毛巾放进了剃须袋。然后，他又放进了肥皂盒、杯子、指甲剪和她卷眼睫毛的夹子。
他无法合上剃须袋，但这没关系。他穿上外套，拎起行李箱。他走进了客厅。
看见他后，玛克辛用胳膊搂住雷的肩膀。
“就这样了，”L。D。说。“这就是再见了。”他说。“我估计除了说再也不想见到你以外，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也一样，雷。” L。D。对雷说。“你还有你那些疯狂的念头。”
“走呀。”玛克辛说。她抓住雷的手。“你对这个家庭的伤害难道还不够多吗？别停下来呀，L。D。。从这里滚出去，让我们过几天安宁的日子。”
“别忘了，”雷说。“它在你的脑子里。”
“我在走，我能说的就这些了。”L。D。说道。“随便去哪儿。远离这个疯人院。”他说。“这是最关键的。”
他最后环视了一圈客厅，然后他把箱子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又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我会保持联络的，雷。玛克辛，你自己最好也离开这个疯人院。”
“你把这里变成了疯人院，“玛克辛说。“如果这里是疯人院，那是你造成的。”
他放下箱子，把剃须袋放在箱子上面。他直起身来，面对着她们。 她们向后退了退。
“当心点，妈。”雷说。
“我不怕他。”玛克辛说。
L．D．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拎起了箱子。
他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
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
＇译后记＇
小二
当短篇小说集《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于1981年4月出版时，美国具有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正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试验性的后现代写作，小说流派多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如“超小说”、“非虚构小说”、“自省小说”和“寓言小说”等等。同时，短篇小说集的销售极为窘迫，即使是名家的短篇小说集，也只能卖出去几千本。卡佛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如同一针强心剂，为美国短篇小说写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对美国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复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小说集里篇幅不长的十七篇小说也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卡佛成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小说家，并为他赢得了“美国的契可夫”这一称号。《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出版后，效仿者趋之若鹜，卡佛成了美国继海明威之后受到模仿最多的作家。那一时期美国文学杂志经常收到被编辑戏称为“卡佛式小说”的投稿。《时尚先生》（Esquire）曾开出一个现代人必读的书列（共75本），《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就名列其中。
这一文学现象也受到了另一个英语国家文学界的关注，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编辑布福德（BillBuford）于1983年出版了一期美国小说特刊，他在引言中说道：“美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型小说，这是一种怪异的和令人难以释怀的小说。它不仅与英国当下的小说不同，和通常的美国小说也大相径庭。”从外表上看这一类小说与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其叙事手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评论家给这类小说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如“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高度写实主义”、“照相现实主义”等等，而布福德则称它为“肮脏现实主义”（dirtyreali*）。两年后，《密西西比评论》也推出了一期这类“新小说”的特刊。编辑赫辛格（KimHerzinger）在题为《论新小说》的引言里表示了与布福德相似的看法：“我猜想出现了一类新的小说，证据是美国主要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些书的语调和结构以及它们受到媒体关注的程度。”赫辛格在引言里首次把“极简主义”（minimali*）这一通常用于音乐和视觉艺术的术语运用到了文学作品上。从此以后，这一新小说的领军人物卡佛就被一些评论家称作“极简主义之父”。卡佛在世时曾出版过四本重要的小说集，但提起卡佛的小说，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这本小说集，它几乎成了卡佛小说的注册商标，被誉为“极简主义”文学写作的“圣经”。
《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卡佛在这部小说集里运用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手法，如评论家经常提及的不可靠叙事者、非确定性叙事以及省略和空缺手法等等。具体的表现是小说中常见的修饰性词汇、反映作者观点的阐述性文字不见了。小说的句式和用词简单，叙事者往往远离事件主体，用有节制的语调叙事。小说经常由几个像是被照相机和录音机记录下来的生活片段组成，而这些片段之间的一些有机联系则被人为地省略了，使得小说的情节模糊，故事性不强并具有多义性。在小说结尾处卡佛往往不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终结，而是用模糊的口气暗示一种即将到来，但很可能是更加糟糕的结果。说到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如餐馆女招待、锯木厂工人、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等等。这些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愿望，做着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为生存而挣扎，无法获得在常人看来并不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窘困和不如意，婚姻破裂，失业，酗酒，破产等等。卡佛特有的叙事手法使读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