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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的人们，秉承明确的血缘定位，有上下左右的亲缘网络，叔、伯、姑、婶、
舅、姨、侄、甥等各系亲戚的称谓不胜其繁，常常令西方那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一
头雾水。英文里有关亲戚的称谓要少得多，于是译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
妹（sister in low ）”，译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 in low）”，
如此等等，似乎直系小圈子以外已经人影模糊，诸多身份有赖法律确认，有一点
法律至上从而“N 亲不认”的劲头。
农耕定居才有家族体制的完整的延续。“父母在，不远游”；即便游了，也
有“游子悲乡”的伤感情怀，有“落叶归根”的回迁冲动，显示出祖居地或原居
地的强大磁吸效用，诸多心态与行态都指向家园——这个农耕文明的特有价值重
心。海南省儋州的人曾告诉我，他们先辈的远游极限是家乡山头在地平线消失之
处，一旦看不见那个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较而言，“马背上的民族”
就难有家园，逐水草而居，趋时令而途，习惯于浪迹天涯，即便有较为固定的活
动大区域，“家园”概念也要宽泛和模糊得多。一个纯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亲
怀他在一个地方，生他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抚育他在更遥远的另一个地方，他
能把什么地方视为家园？一条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线的尽头，一曲悲怆牧歌在蓝天
白云间飘散，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团聚的怀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对窄小的世界。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亲戚的墙垣或者邻家的屋檐，还有一片森林或者一道山梁，常常挡住了他们投向
远方的目光。因此他们是多虑近而少虑远的，或者说是近事重于远事的。亲情治
近，理法治远，亲情重于理法就是他们自然的文化选择。有一个人曾经对孔子说，
他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发现他父亲偷了羊就去告发。孔子对此不以为然，说我们
家乡的人有另一种正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表现在这里
面。这是《论语》里的一则故事，以证“法不灭亲”之理。《孟子》里有一个故
事更凸现出古人对人际距离的敏感。孟子说如果现在有同屋人相互斗殴，你应该
去制止他们，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邻居在门外
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关上门户其实也就
够了。在这里，近则舍身干预，远则闭门回避，对待同一种事态可以有两种反应。
孟子的生存经验无非是：同情心的标尺可以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情不及外”
是之谓也。
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
忧国忧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着这一思维轨道，
他们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
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政治和伦理的经纬。但他们无论如何勉力宣示道统和政统，
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
社会的文化胎记。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
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儒学前辈们“不语乱力怪神”，又称“不知生焉知死”，
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与犹太教、
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
教士为主体，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
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虽有过探寻宇宙
哲学的形而上趋向，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
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道学多沦为丹药、风水、命相、气功一类方术，佛门也多
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求财、求寿、求安的投资场所，是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神
界连锁店。一六二○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
铁，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其次是在战争方面、随后是在航海方面，改
变发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引起无数变化，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
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提到的
三项最伟大技术，堪称救世和创世的三大发明，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但中国的
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实用大多不追究公理，缺乏希腊哲学家从赫拉克利图、德
谟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识传统——这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
欲穷精神之理；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欲穷物质之理。中国缺乏求“真”优于求
“善”的文化血脉，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
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这是
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但不一定是儒生们的遗憾。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
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处飘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
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包括去逐一发
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谛？——那时候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有灼烤得他们坐立不
安。
中国人习惯于沉醉在现实感里。所谓现实，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
抽象的理念。因此当中国的知识眼界定格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时候，欧洲人却一直
在马背上不安地漂流和动荡，并且在匆匆扫描大地的过程中，习惯于抽象逻辑的
远程布控，一直到他们扑向更为宽广的蓝色草原——大海。
/* 66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2 ）
二
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子和叉
子，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假猎具取食的方便。人声鼎沸的马戏和斗牛以及集体圆
舞，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的闲暇娱乐。奶酪、黄油、皮革、毛呢、羊皮书一类珍
品，更无一不是游牧人特有的物产。还有骑士阶层，放血医术，动不动就拔剑相
向的决斗，自然都充满着草原上流动、自由、骠悍生活的遗痕。这都是欧洲人可
能留给一个中国观察者的最初印象。统计资料说，现代美国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
一次家，这种好动喜迁的习性，似乎也暗暗涌动着他们血脉中游牧先民总是不断
启程上路的岁月。
当然，说欧洲人都是游牧后裔并不全面。他们虽然没有东亚地区那么足够的
雨水和温暖，却也有过葡萄、橄榄、小麦以及黑麦，有过农耕文明的繁荣。只是
他们的农耕文明在历史上被游牧部落反复摧毁和反复改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
所变易。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曾遭受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迫，甚至有过元朝和
清朝的皇权旁落全国易帜，但农耕文明的深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岿然不动，而且
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之一。直到二十世纪前
夕的鸦片战争之时，中国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只有独身长
跑式的“绵延”而没有众人接力式的“进步”（钱穆语）。了解这只恐龙，不能
不了解文明源头上的差异。如果这个差异不是造成当今文明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全
部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但起码不应成为人们的盲点。
一个没有家园的游牧人，有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必须习惯在陌生的地方同
陌生的人们交道，包括在利益方面进行争夺和妥协。在这个时候，人群整合通常
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亲情已经取消，辈份已经失效，年长也不再能支撑权
威。加上人们都以马背为家，远道驮来的物品总是十分有限，彼此富不了多少也
穷不了多少，个人财富同样不足以成为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一种因应动荡生活和
平等生活的决策方式，一种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在这里当然无
可避免。
显而易见，武力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权威筹码。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产生的“军
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剑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现在西方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
在那时已有蓝本：斯巴达城邦里国王、议会、监察官的功能渐趋成熟。现代西方
普遍实行的议会“两院制”在那时亦见雏形，“长老院”senate至今还是拉丁语
系里“参议院”一词的源头。当时的民众会议即后来的public握有实权，由全体
成年男子平等组成，投票选举产生首领，一般都是能征善战的英雄。而缺乏武力
的女人，还有外来人所组成的奴隶，虽然合占人口的90％ 却不可能有投票资格。
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女人无法力制男人，奴隶已经降于主子，希腊式民主一开
始就并非全民作主，不过是武力竞斗中少数胜出者们的一席圆桌盛宴，大多数弱
败者因性别、族别等诸多限制而不可入席。
希腊是民主一个过于冷酷和血腥的光辉起点。随着城邦的建立和财富的积聚，
长老院后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随着越洋的拓殖和商业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市民
逐渐取武士而代之成为民主主体。随着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的奇缺和妇女就业浪潮，
还有工人反抗运动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现，还有美国种族主义奴隶制度的解
除，妇女、工人、黑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也有了更多一些的民主权利。这种欧洲式
的民主当然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肯定，面对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大潮，要处
理贫困、环境、恐怖主义一类全球联动式的挑战，以国家为单元的内部民主已经
药不对症和力不从心，如果没有沟通和整合全球各个族群的超国家民主，没有更
为开放和更为包容的“欧盟”、“亚盟”、“非盟”一类机制以及最后必不可少
的全球性权利分享和权利制衡，所谓全球化就将是一个长着无数脑袋的巨型怪兽，
一身而数心，身同而心异，将永远困于自我纷争和自我伤害。这是一个新的难题，
对于传统民主国家和传统集权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
都是一种与血缘亲情格格不入的社会组织方式，意味着不循私情的人际交往习俗。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正如法治是一种制度，更
是一种文化。一个观察台湾民主选举的观察家曾经写到：八十年代台湾贿选盛行，
一万新台币可买得一张选票，观察家们对此曾乐观地预言：随着经济繁荣和生活
富裕，如此贿选将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观察家十多年后再去台湾的时
候，发现贿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拜票”之风甚至到了见多不怪的
程度。人们确实富裕了，不在乎区区几张纸币，但人们要的是情面，是计较别人
“拜票”而你不“拜票”的亲疏之别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见，这种人情风所到之
处，选举的公正和效率也就不得不打下折扣。
/* 67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3 ）
在很多异域人眼里，相对而言，中国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民族，一个“和为
贵”的民族。中国人总是以家族道德和家族感情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即便在
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的风暴中远离家园，进入了高度流动和完全生疏的社会，进
入了以货币兑换人情的服务网络和以法规取代人情的公约体系，也常常不耐“人
情淡薄”的心理缺氧，常常会在新的环境里迅速复制出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
系——领袖是“爷爷”和“爹爹”，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朋友和
熟人成了“弟兄们”，关系再近一步则成了“铁哥”“铁姐”。这种现象在现代
军队、工厂、乡村、官场以及黑社会中皆习以为常。从蒋介石先生开始，就有
“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一类苦恼：章子代表公事公办的法度，没有私
下写“条”或亲自见“面”的一脉人情，没有称兄道弟的客套和请客送礼的氛围，
就不是时时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办，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
的义气，既要吃掉半个民主也要吃掉半个法治。这样看来，中国茶楼酒馆里永远
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情结的恒久发作，是家族
亲情在餐桌前虚拟和重建的物态表现。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