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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外。看来，我们也只有认命了。外婆是个不认命的人，过了五十岁，她还做了隆胸手术。母亲对我说这件事的时候，颇为不满。过了五十岁，还对性如此执着，对于这样的外祖母，我作为一个女人，在心里的某一部分持有同感。我的母亲，现在依然在洗澡以前，盘腿坐在报纸上，用婴儿油按摩自己的胸部、臀部和腹部。
我知道有个女演员（她是个美女，担任过连续剧的主角），她就很在意自己的乳房小。因此，她也做了假体隆胸。当我看到她胸上留下的浅浅的伤痕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视线转移到一边去。
葡萄，无论是巨峰，还是特拉华，都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但是，对于男人来讲，乳房是否巨大，他们的感觉似乎是不一样的。性受幻想所支配，而女人又认同男人的幻想，并且为之恶战苦斗。看到她们的样子，多少有些让人感到可笑。
在涩谷、原宿等十几岁的孩子们比较集中的街上走，经常可以遇到小脸庞、修长腿、细腰身、巨乳（最近据说是“爆乳”）的少女们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把自己的乳房弄大一些，当然，过了五十岁那又是另一回事。
DENWA（电话）［电话］
附加功能越多，它距离“交际工具”就越远。
我不使电话，已经半年了。本来我就讨厌电话，即使在家，我也不接电话，总把它设定在“录音”上。半年以前，我连录音电话也给掐了。
起因是已经和我分手的男人来的电话。
电话是深夜两点响起来的。开始时，我没理它。可是，它响个不停。我还以为是谁来传达讣告呢，于是就拿起了电话。
“……喂，喂。”
打电话的人好像喝醉了，话说得含含糊糊。
“我有事要对你说，见个面吧。”
我沉默着，没有说话。我和他分手的时候，在彼此交换的信件里曾经相互表达了对对方的憎恶。
“……你好吗？”他反复地说。
“那个，我挂了啊。”我放下了电话。
第二天早晨醒来后，发现电话录音里已经录上了他的“想见你”的留言。
听人家讲，他离婚了。他想跟我说的大概就是这事吧？我们不再见面已经有一年了，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害怕按回放录音的按键，所以就把电话线拔掉了。电话就像断了茎的花一样，显得无依无靠。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重返犯罪现场的罪犯的心境，想再见他一面，但是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能总把电话线拔掉，所以便把“录音”换成了“应答专用”（一种只播送“不在”，无法录音的功能），使他没法再来电话。
由于我不接电话，所以不少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沉默寡言、十分敏感的作家。
其实并非如此，我只是不擅长打电话而已。
就是迷了路，我也不会打电话确认一下自己所在的位置。说来说去，我就是不喜欢打电话。我是个方向感极差的人，就是手里拿着地图，我也照样会迷路。有时为重要的工作去赴约，我找不着地方，就会在街上转来转去，急得要哭。我也会请水果店或者酒店的老板帮我看看地图，为我指指路，可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找不着该去的地方。有时候，明明三十分钟之前就已经走到了约定的地点附近，但是最后到达了约好的店里，我却要比约定时间晚上一个小时。当我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地向对方低头致歉时，对方则不满地说：“我不是给你这家店的电话号码了吗？”
打电话的时候，我总要想象对方在做什么。也许在睡觉，也许在吃饭，也许在洗澡，也许得了感冒发了烧，也说不定在做爱。不管人家在做什么，就随随便便不管不顾地闯入人家的家里，打乱人家生活的规律，这种电话不叫暴力叫什么？
据说亚历山大·古拉哈姆·彼尔去世的时候，为了表达祭奠之意，全世界停止使用了几分钟的电话。要是在彼尔逝世百周年的时候，电话消失了该有多好。
DOUSEIAI（同性爱）［同性恋］
阿尔宾和上祐深受女性喜爱，他们两个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同样可爱、爱撒谎、能说……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爱上了同年级的女孩子。
有一天，上体育课，我戴上了花边的粉色乳罩，故意当着她的面，脱下海军式学生服。她对我说：“真可爱，你的乳罩。”这一句话把我弄了个大红脸，连耳根都红了。
到位于天城的学校的别墅住时，我为了让她嫉妒，深夜故意亲吻了同宿舍的女孩子。结果，传开了闲话，大家都说“听说美里是个同性恋”。但是，她只给了我冰冷的一瞥，形同路人。
我想和她说话，想接触她，更想让她喜欢上我。我不知该怎么样解决这份日益加深的对她的恋情，有一次我干脆逃学到了海边。
我想最后听一下她的声音，于是便走进了电话亭。
“大家都受到了你的干扰，你别做那种怪事了。”说完，她挂上了电话。听她的话语，很明显，她十分厌烦。
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随即便进入了戏剧的世界。每次演戏的时候，我都要写一封长信，最后总要附上一句，邀请她来看戏。结果，她连一张明信片也没给我写过。离开学校，到今年已经十年了。我和她都二十七岁了。我曾经出席了同学的结婚仪式，期待在那里见到她，但是却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下面我要讲的是，五十岁的导演A的故事。
A二十二岁就组建了一个剧团，在涩谷车站附近把一个咖啡馆改建成了一个小剧场。一天，这个剧场正在进行正式演出前的全场排练，突然一个男性白人出现了，他哇啦哇啦地说了一通。意思是，他是个有名的导演，他的歌剧在百老汇大获成功，他来日本就是为了演出他的歌剧。
“昨天我看了公演，你导演的歌剧很棒！”他几乎每天都到剧场来，拼命地赞美A的剧，后来A开始在咖啡馆、餐厅里用只言片语的英语与他进行交流。
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人一边吃着牛排，一边聊着。忽然，A觉得对方的声音显得很是激动，便侧耳仔细听了听，他好像是在说“我爱你，到饭店来”。A大吃一惊，便用蹩脚的英语反复拒绝他。但是，看到他哀求的样子，心想“那就去一次吧”，便跟着他到了他住宿的一流饭店。走到总服务台，人家把他叫住了，说饭店有规定，不许住宿者以外的人进入。没有办法，A把他带到了情侣旅馆。
A刚脱下裤子，就被他扒掉了衬衣和内裤。A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爱抚开始了。当他的舌头伸延到A的下腹部的时候，把A痒得实在忍不住了，A大笑了起来。随着嘴里喷涌而出的笑声，A滚到了床下。A笑得在地毯上滚来滚去。白人导演站起身来，悲哀地俯视着A，自语道：“我明白了。”“对不起”，A说着，在尴尬的气氛中穿上衣服，离开了旅馆。
NIGERU（逃げる）［逃跑］
尽管比起原地踏步，需要勇气和精力，也要消耗神经，但是人却都想逃跑。
《苏菲的抉择》是我喜欢的一部电影。在严酷的现实中，女主人公面临许多选择，每次的选择都使她失去十分重要的东西。盖世太保逼迫她在女儿和儿子之间选择一个，她高叫着：“我选女孩子，选女孩子。”于是自己的女儿被送进了毒气室。在最后的场面里，她离开了能够保证她未来幸福的年轻的恋人，和一个精神失常的男人一起自杀身亡了。
有一种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从不顾及结果如何，只是一味地逃跑。我就是这种人。
来看我写的戏的高中同学离开的时候，都说：“美里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获得了成功，真让人羡慕。”可是，我却丝毫没有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感觉。其实，我是为了逃避学校当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为了逃避学习，而在高中受到了勒令退学的处分，我是为了避免在家里整天和母亲碰在一起，而参加剧团的招收考试的。考试是合格了，可是演第二场戏的时候，我就从舞台上逃了出去。
我记得是在开场十分钟之前的最后的排练的时候。
按照规定，当时要排练我的独白以及后面的歌唱，为正式演出做准备。背景音乐响了，我站在舞台中央灯光照射的地方，抬着头正要说出台词，可是却怎么也发不出声来。
“怎么回事儿？柳，没时间了。稳住劲儿。”
背景音乐又响了起来。我低着头。导演喊了一声“哎”，背景音乐停了下来。其他的演员都看着我。我觉得自己的呼吸急促，汗喷涌而出，坐席二百的小剧场像橡胶似的，在我眼前一会儿伸长，一会儿又缩短。“我不活了。”就在我产生这一念头的瞬间，导演怒气冲冲的喊声消失了，我的心脏的跳动也变得平稳了。我从剧场跑了出去，沿着排满了等待开场的观众的狭窄的楼梯跑了上去。
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就在我向附近的国铁国铁，JR，日本铁路公司运营的铁路。铁道线跑去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叫“柳小姐”。我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比我晚一年进剧团的进修生S。
“我看，你最好马上回去。”
“我不干了。”
“不干是可以的。可是也得等到这次公演结束以后。现在你要是跑了，就意味着你一辈子都要逃跑。”
听着她的一番宏论，我火了起来。
“好了，你回去吧。”
“你准备到哪儿去？”
“回家。”
“胡说。你是想死。你要是回家，我送你回去。你要是想死，我和你一块儿死。”
我们在雨水的敲打下，互相盯视着对方。
“走，回剧团吧。”她攥住我的手腕，向坡上跑去。她领着我避开观众的视线，从剧场的楼梯走了下去。刚下楼梯，她就昏了过去。
人真的能够逃脱，恐怕只有死的时候。想不死还能逃走，那无疑是天真的想法。尽管如此，人还是要逃跑。我总是摆脱不了那甘美的想法——一瞬之间的死。我写的戏剧《绿色长椅》马上就要开幕了。我真想逃走。
NUSUMU（盗む）［偷盗］
错认为东西原本就是自己的、而试图将其抢夺回来的行为。在现代，再没有像革命家那样的大盗了。
我曾经偷过印章。
我来到百货商店的卖印章的地方，为我掌管的剧团刻制橡皮章。我在表格上填写了住所、名字以及电话号码后，售货员告诉我说：“一共五千三百元。”
我递给他一张一万日元的票子后，售货员就去拿找给我的钱和收据。在这段时间里，我看了看摆在外面的印章。“斋藤”“佐久间”“佐佐木”，不知不觉地，我在里面寻找起我所熟识的人的名字。售货员半天也没回来。我有意识无意识地把“佐藤”的印章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售货员迟迟不来，弄得我心里起急，同时心里十分紧张，弄得口袋里的印章都有些汗乎乎的，为了排遣心里的焦急和紧张，我把一眼看到的绿色印章袋子拿在了手里。正巧，我身后有一个女人走过。我立时紧紧地握住印章袋子，然后又把它放进了自己的衣袋里。售货员出现了。
“什么时候可以来取？”我的声音稍有些颤抖。
“需要十天左右。”
接过找给自己的钱和收据，我无意识地向上面看了看。这一看，吓得我马上屏住了呼吸。监视器的镜头就在我的上方，正好对着我的脸。我战战兢兢地离开了百货商店，生怕人家把我叫住。
十天过去了，可是我不敢去取印章。因为我已经被拍在了镜头里。而且橡皮印章上还刻着我的住所地址和电话号码。我算是逃不了了。我决定跟剧团的朋友说明情况，请她帮我去取一下。
“人家要是说你偷了印章，可怎么办？”
“没关系。我就跟他们开个玩笑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可是，我被照到录像里了。”
“人家要是那么说，我就马上讲，我付钱，对不起。一点事儿也没有的。”
我把相当印章和袋子价格的钱放在一个信封里，请朋友偷偷地放在柜台的角落里。
据说，实际上，正像她所说的那样，售货员什么也没说，就把橡皮章给了她。
当我要把这枚印章送给我的朋友佐藤的时候，人家说：“这种不值钱的章，根本没法用。”
至今，这枚印章依然存放在我的整理柜子里。
几年以前，我和一个男性过着半同居的生活。
一天夜里，我下班回来，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信，封口没有封好。因为有时候信封好了，可能又觉得还有什么漏写的地方，便会再打开封口，重写一遍，所以我当时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