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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被说成“理合如此”。
通过以上三例，可以看出， 《水浒》作者在塑造宋江时受有传统儒学影
响。
… 08…
宋江之死与忠义之道
——旁门说 《水浒》之二
在 《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打方腊后，被封节度使，是个喜剧式的结
尾。在 《水浒》中，宋江打方腊后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
管，但不久，就被蔡京、童贯、高俅等贼臣陷害，吃了放进慢药的“御酒”，
中毒身死，是个悲剧的结尾。
两种结尾孰优孰劣呢？
“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水浒》写宋江之死，一方面
是为了将所谓“忠”与“奸”的矛盾贯串全书，一方面则是为了按照儒学伦
理规范，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典型。
宋代的理学家朱熹说过：“困厄有轻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
检点自己念虑动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沟壑，丧躯
陨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个是处。如此则方寸之间，全是天理，虽遇大困
厄，有致命遂志而已。”（《朱子学归》卷14）又说：“学者须于此处见得
定，临利害时，便将自家斩锉，也须壁立万仞。” （同上）朱熹这里讲的都
是道德修养问题，他要求人们能够经受各种大“困厄”的考验，即使碰到“将
自家斩锉”、“丧躯陨命”的情况，也要站稳脚跟，毫不动摇，恪守儒学道
德规范。
《水浒》写宋江之死完全符合朱熹的这一要求。
你看，宋江自饮“御酒”之后，已知中了“贼臣”们的奸计，于是，他
“检点自己思虑动作”，叹道：“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
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很有点儿朱熹所说的“仰不愧，俯不怍”的意思。
不仅如此，他还处处替朝廷着想，怕自己死后李逵“再去啸聚山林”，便连
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也与他慢药服了，从而消除了宋王朝的一个隐患。
宋江虽然无辜被害，死在旦夕，而对宋王朝仍然忠心耿耿，自称：“我
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
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是宋江死前的自白，够得上朱熹所说的“方寸
之间，全是天理”的标准了。
宋江是《水浒》作者全力歌颂的英雄人物。清末的燕南尚生在《新评水
浒传》中说：“试思操纵予夺之权，耐庵之秃笔操之者也。使非第一流人物，
何故安之于大统领之地位乎？”这是看出了《水浒》作者的用心的。在宋江
身上，作者几乎堆砌了人间的一切“美德”，什么“及时雨”、“呼保义”、
“孝义黑三郎”啦，什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啦，什么“仁、义、
礼、智、信皆备”啦，等等。其中，《水浒》作者突出宣扬的是“忠义”，
它是宋江思想的灵魂。 《水浒》写宋江之死，正是为了在死这一大关节上更
充分地表现宋江的“忠义”之道，在完成宋江形象上涂抹上最后一道油彩。
在表现宋江之死上， 《水浒》作者是颇费苦心的。李逵，这是个一贯主
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革命派，又是个听说宋江抢了民女就拿起双斧
“径奔宋江”的烈汉子，但是，却被宋江的“忠义”所感动，表示“死了也
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吴用，是早期梁山事业的奠基者，晁盖的主要助手，
不愿意投降，但受宋江之死的感动，居然和花荣双双自缢于宋江墓前。宋江
死后，被“玉帝”封为“梁山泊都土地”，被宋徽宗封为“忠烈义济灵应侯”，
四时享祭，祈风得风，祈雨得雨……在作者笔下，宋江真是死得感天动地，
… 09…
影响深远。
“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鬼神”，这是《忠经》中的一段话。
《水浒》作者的上述安排，正体现了《忠经》的这一思想。
旧史有所谓《忠义列传》，是表彰那些在生死问题上能经得住考验的“忠
臣义士”们的。据旧时史官们说，“非死之难，处死之难”，意思是：死并
不难，正确地对待死、处理死是难的，所以要表彰表彰，好给人们作榜样。
《晋书》是首创《忠义列传》的一部史书，它表彰了不少“杀身以成仁”的
人。此后，这一体例就被沿袭了下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北宋时，宋祁、欧
阳修等修《新唐书》，将《忠义列传》的地位抬到各分类列传的首位。元朝
在修宋、辽、金三史时，丞相脱脱特别集合“儒臣”讨论，议决“凡前代忠
义之士，咸得直书而无讳焉”，也就是说，那些当年的敌人都可以表彰，于
是，《宋史》的《忠义列传》就被浩浩荡荡地塞进了一百七八十人之多。明
初，朱元璋在做了皇帝后不久，也匆匆忙忙地下令表彰前代的“忠臣义士”。
历代的统治者为什么要这样热心地提倡“忠义”呢？修《新唐书》的宋
祁讲得很清楚。他说：“忠义者，真天下之大闲（闲，就是法度的意思）欤！”
又说：“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砺生民，而窒不轨也。”原来，宋祁们
要用“忠义”之道来磨炼人们甘心为皇帝卖命送死，又要用它来防止冲决冲
击封建制度的“不轨”行为。
《水浒》写宋江，正是按《忠义列传》的要求写的，所以《水浒》又叫
《忠义水浒传》。
然而，上述云云，只是事情的一面。还应该说明的是，《水浒》作者和
旧史官们又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他对造反的梁山好汉们有强烈的同情，
因此才能那样饱蘸感情的笔墨，绘声绘影地写出了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将他
们处理为英雄，处理为正面人物，而不是“乱臣贼子”，这是旧史官们所永
远无法达到的高度。
旧式的农民起义领袖被招安后，或是成为皇帝的奴才，得以苟全，或是
仍被猜忌，不得善终。《水浒》通过写宋江之死，将一百单八将的命运写得
凄凄惨惨，这就忠实地表现了一支农民起义部队从发展壮大到走向失败的历
史全程，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谓“招安”的欺骗性，在客观上否定了宋江
的妥协投降行为，读者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受招安之路不可走，那是绝
路一条。这是现实主义的力量，也就是文艺学中通常所谓“形象大于思想”
吧！
还是将 《水浒》结局处理为悲剧好。
… 10…
《水浒》为何成了
“断尾巴蜻蜓”
——旁门说 《水浒》之三
《水浒》较早的本子是百回本，它包括了梁山泊聚义、受招安、征辽、
打方腊等内容。明代万历年间。有人加进了打田虎、王庆的故事，成为百二
十回本。到了明朝末年，金圣叹自称得着《水浒》的古本，认为招安以前是
施耐庵所写，招安以后都是罗贯中所续。于是，把七十回以后一刀砍去，改
原来第一回为楔子，增写了最后一回，这就成了“断尾巴蜻蜓”——七十回
本。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
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
金圣叹的“当世之忧”
金批七十回本《水浒》出现于1641年，正是明王朝行将覆灭的前夜。这
一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部队攻克洛阳。三年后，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国
号大顺，改元永昌。不久，率师东征，于3月19日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的
统治。
金圣叹对《水浒》的批释中，有不少是针对明末政治现实而发的评论。
例如第十五回，杨志对梁中书说：“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
的。”金圣叹在此批道“借事说出千古官兵，可恼可笑。”这里，显然流露
出金圣叹对明朝官兵镇压农民起义不力的不满。又如第五十一回，金圣叹批
道：“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几肉，填不可
限之溪壑，而欲民之不叛，国之不亡，胡可得也。”金圣叹这里所说的“今
也”，同样指的是明王朝。当时，统治者纵容贪官污吏，肆意掠夺、榨取，
连金圣叹都感到“民之不叛”、“国之不亡”是不可能的了。再如第六十九
回，金圣叹批道：“然而世无伯乐，贤愚同死，其尤驳者，乃虽走险，至于
势溃事裂，国家实受其祸。”“走险”，指的是投入农民起义军：“势溃事
裂”，正是明王朝覆灭前夕的真实写照。
可见，《水浒》虽然成书于明初，但金批《水浒》却产生于明末的政治
土壤。
在 《水浒序二》中，金圣叹写道：“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金圣
叹的砍《水浒》乃是出于他的“当世之忧”。
对农民起义，金圣叹主“剿”
对付农民起义军，统治者历来有“剿”、“抚”两手，交互使用。所谓
“剿”，即武力镇压：所谓“抚”，就是“招安”。二者的目的完全相同，
只是由于形势不同，认识不同，统治者中会形成不同的策略重点，甚至会形
成“剿”、“抚”两派的策略分歧。
金圣叹属于主“剿”派。他一再表示，农民起义军为“王道所必诛”。
他说：“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也。”在他看来，只
有“剿”，只有“大正其罪”，才能“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
所以，他坚决反对招安。其理由：第一，他认为农民起义军受招安根本不可
信。他说：“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又说：“夫招安，则强盗之变计
也。”第二，他认为招安有损王朝威严，破坏国家法制。在《宋史目》中，
他批评主张招安宋江的宋朝官僚侯蒙“一语有八失”，如“温语求息，失朝
… 11…
廷之尊”，“轻与议赦，坏国家之法”等等。金圣叹认为，强盗不办罪就不
能治天下。在《梁山泊英雄惊恶梦》这一回中，他借嵇叔夜之口骂道：“万
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搜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
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后日再以何法去治
天下！”不仅如此，金圣叹又直接出面批释，誉之为“不朽之论”。第三，
也是最主要的，金圣叹认为，对农民起义军实行招安，就起不到警戒作用，
不能防止农民革命的再起。在他看来，招安的结果，农民军“进有自赎之荣，
退有免死之乐”，“有罪者可赦，无罪者生心”，造反的便会越来越多。他
说：“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乌知不将有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
者乎？”基于以上考虑，金圣叹就坚决而强烈地反对招安了。
在 《水浒》中，宋王朝后期对梁山泊起义军采取的是招安政策，这正是
金圣叹所反对的。于是，他砍去了宋江等受招安等内容，另外编一个卢俊义
的“恶梦”，预示凡参加农民起义军的都要一一明正典刑：“将宋江、卢俊
义等一百零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金圣叹并在这段文字后面批
道：“真正吉祥文字”。
明王朝招安政策一再失败的结果
任何人的思想总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总要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金
圣叹之所以砍《水浒》，原因在于明朝政府实行招安政策的一再失败。
1630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曾发给农民起义军以“免死牒”，企图招
安当时正遍布关中的王嘉胤等起义军。王嘉胤等拒绝受“抚”，进一步壮大
革命力量。 1631年，起义军发展为36营，拥有20余万之众的浩大队伍。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以主“抚”失策的罪名逮捕杨鹤下狱。
1634年，农民起义军高迎祥部误入车箱峡绝地，向总督河南、陕西等五
省军务的兵部侍郎陈奇瑜要求“招安”，当农民起义军走出栈道时，一齐杀
死了明朝政府的“安抚官”，继续坚持战斗。于是，明朝政府逮捕陈奇瑜，
充军边地。
1638年，总理南京、河南等地军务的熊文灿向农民起义军赠送鱼肉，张
贴招安文榜，一次又一次地派使者去农民起义军中“招抚”，但最终还是失
败了。熊文灿因此被明朝政府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