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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生斜长集-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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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执政,重用外戚,杜根上书太后,要求归政皇帝,太后大怒,命人把他装 
在袋子里,在殿上扑杀。执法者因钦仰他的为人,命施刑人不用重力,杜根 
当时死去,但随后苏醒。邓太后命人检查,杜根装死三天,隐身逃亡,在外 
当酒保。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人或诛或逐,杜根复出为侍御史。本句 
写对同时被捕的维新党人的期待,希望他们中有人能像杜根一样,虽受酷刑 
而仍能忍死生存,在备历困厄后终得胜利。西太后发动政变时,与谭嗣同先 
后被捕的尚有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人。 
     以上两句用典。由于中国古典诗歌高度精炼,要求在最小的篇幅里包含 
最丰富的内容,因此,诗人就不得不借助于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来表达当时 
的事件和感情。这样,就可以引起熟悉有关历史的读者的丰富的联想,从而 
增加诗歌的思想内涵,扩大其表现力量。以本诗前两句为例,它写的是东汉 
后期的两个著名历史人物,表述的却是19世纪末年中国维新党人的斗争和处 
境。其中既有对战友命运的系念,也有对战友坚持斗争的期待。 
      “我自横刀向天笑。”这是全诗写得最明朗的一句,也是艺术精华所在。 
如果没有这一句。全诗将黯然失色。 
     诗人被囚在狱中,但豪情不减,他把自己想像为横刀跃马的威武斗士。 
 “天”是尊严的、神圣的,主宰一切的,但诗人却以一“笑”相对。这一“笑”, 
典型地表达了谭嗣同藐视威权、藐视艰难、藐视命运、藐视生死的英雄主义 
精神,一个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站立起来了。 
      “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全诗最难解的一句,也是解说最纷纭的一句。 
梁启超在 《饮冰室诗话》中提出:“两昆仑”,一指康有为,一指侠客大刀 
王五。梁称:谭嗣同少年时曾向王五学剑。光绪被软禁后,王五曾准备到中 

…  21…

南海瀛台夺门营救。但是,此说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康有为与王五不能 
构成“去”与“留”的对照,而且,康、王不是一个社会层次的人物,谭嗣 
同也不会将二人并列。 
     敝意以为:去,指出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留,指留京被捕的维新 
党人。西太后发动政变时,谭嗣同决意留京,作中国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 
他力劝梁启超出走时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 
主。”“肝胆两昆仑”,意谓不论出走或留京的维新党人,都肝胆磊落,如 
昆仑般高大、巍峨;言外之意是,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希望。 
     此解似可贯通全诗,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  22…

                            《奴才好》不是邹容的作品 

           奴才好! 

           奴才好! 

           勿管内政与外交, 

           大家鼓里且睡觉。 

           古人有句常言道: 

           臣当忠,子当孝, 

           大家切勿胡乱闹。 

           …… 

这是邹容《革命军》中引用过的一首诗(诗长,不具录)。多年以来,一直 
被认为是邹容的作品。1974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邹容》一书说: 
 “他又以辛辣的笔触,写了一首《奴才歌》,讽刺不许革命的奴隶哲学。” 
197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一书说:“邹 
容还写了一首乐府《奴才好》”,“怀着悲愤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孔 
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痛斥孔孟之道就是奴才之道,它不仅维护了封建主义 
的统治,而且维护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歌词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尊孔与崇洋之 
间的关系,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激发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意识”。云云。 
     这首诗果真是邹容写的吗?在《革命军》中,邹容说:“近人有古乐府 
一首,名《奴才好》。”这里,说得很清楚,它的作者是一位“近人”,而 
不是邹容自己。 
     这位“近人”是谁呢?查《奴才好》发表于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第 
86期,署名“因明子”。“因明子”是蒋智由(观云)的笔名,因此,《奴 
才好》是蒋智由的作品。 

…  23…

                     柳亚子与“松陵女子潘小璜” 

     打开1904年出版的杂志《女子世界》第4期,人们可以发现传记栏内有 
一篇《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写的是唐末两个精娴武技的侠女故事, 
作者为“松陵女子潘小璜”。文中,潘小璜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游侠阶层, 
声言:“吾二千年前之中国,侠国也;吾二千年前中国之民,侠民也。侠者, 
圣之亚也,儒之反也,王公卿相之敌也。重然诺,轻生死,挥金结客,履汤 
蹈火,慨然以身许知己,而一往不返,一瞑不视,卒至演出轰霆掣电、惊天 
动地之大活剧,皆侠之效也。” 
     紧接着,《女子世界》第7期上又发表了同一作者的《中国民族主义女 
军人梁红玉传》;后来还有一篇《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歌颂明末时 
一位抗清的无名女子。在《女子世界》上,还有这位女作家署名的两首诗, 
题为 《哭陶亚魂》。看来,这位女作家不仅会写传记,而且会写诗;不仅极 
为熟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具有强烈的近代革命意识。她到底是谁 
呢? 
      《女子世界》第10期上,有一篇《女雄谈屑》,叙述明末妇女抗清事迹, 
其中谈到一位名叫杨娥的云南女子时,作者写道:“顷嘱吾友潘小璜女士为 
女杰作传,鼓吹芳烈。”作者署名亚卢,亚卢是柳亚子的笔名。这样看来, 
潘小璜是柳亚子的朋友。然而再一查考,上述署名潘小璜的 《哭陶亚魂》诗 
竟收在柳亚子自编的《磨剑室诗集》内,陶亚魂,名赓熊,与柳亚子同为吴 
江黎里镇人。1903年时,曾与柳亚子一起组织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其后, 
又一起进入著名的上海爱国学社读书,并一起资助邹容出版《革命军》。1904 
年病故,柳亚子写诗哭悼他是很自然的。然而,最初发表时为什么署名“潘 
小璜”,并且冠以“松陵女子”的头衔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潘小璜者, 
并无其人,不过是柳亚子故弄的玄虚而已。这一解释还可以从柳亚子的自编 
文目——《磨剑室文目》得到证实。在该目内,上述署名潘小璜的几篇传记 
均赫然收录,雄辩地说明它们都是柳亚子的作品。此外, 《女雄谈屑》谈到 
的云南女子杨娥的传记,后来也确实写了,并且发表了,但署名并不是“潘 
小璜”,而是柳亚子自己。 
    柳亚子自称:“从小袒护女性”,“有些像《红楼梦》上的贾宝玉”。 
及长,更加关心妇女问题。 《女子世界》创刊后,他曾以安如、亚卢、松陵 
女子潘小璜等为笔名在该刊发表过不少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已经不是一般 
地提倡女子教育和女权,而是号召女子参加革命,标志着当时的妇女运动已 
经大大超出于戊戌维新时的水平。 
    柳亚子化名女性为女子杂志写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不仅说 
明柳亚子的天真和热忱,而且也说明了当时女作者的缺乏,参加妇女运动的 
妇女的缺乏,以致男士们不得不“鱼目混珠”,冒名顶替,借以扫除寂寞, 
壮大声势。《女子世界》虽名为女子的“世界”,其实作者仍以男士占多数。 
有些冠以女士头衔的作品,恐怕也还是柳亚子一类男士的手笔吧! 

…  24…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是伪作 

     最近读到书目文献出版社新出版的《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徐锡麟、 
秋瑾、陈伯平、马宗汉),其中收有《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一封,为各本孙 
中山集所无。《年谱》编者盛赞此信的史料价值,认为这是孙中山和徐锡麟 
 “在革命活动中有直接联系的唯一明证”,把他“一向探索的症结解决了”。 
     乍一看,这封信确实很重要。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徐锡麟和孙 
中山有矛盾,始终不肯加入同盟会。安庆起义失败,他被捕后在供词中曾说: 
 “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然而,此信中孙中山却说:“前 
读大札,聆悉种切。阁下热心公益,怀雪前耻,抱推翻伪廷,驱逐胡虏之宗 
旨,坚忍不移,可敬可羡。”可见二人函札往来,感情融洽。又说:“(阁 
下)辗转设施,得安庆武备学堂之领袖,全体学生感阁下平日鼓舞演说,亦 
令持报复宗旨。一旦事起,均受指麾云云。”可见徐锡麟在安庆的活动情况 
是向孙中山作过汇报的。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也都知道,孙中山在很长一段 
时期内,一直将起义重点放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忽视长江流域,然而, 
信中孙中山却说:“弟以为安徽一省实为南省之堂奥,而武昌为门户,若阁 
下乘机起事,武昌响应,一举而得门户堂奥,则移兵九江、浦口等处,以窥 
金陵,则长江一带可断而有也。”可见孙中山并未忽视长江流域。 
     但是,稍加分析,此信实在是一篇伪作。作伪的痕迹很明显: 
     其一,信末署名为“弟汶手肃”,孙中山名文,从来不写作“汶”。作 
 “汶”,在“文”字旁加上“三点水”,完全是清朝统治者的“恩典”。大 
概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吧,清朝统治者好在“乱党”的名字上加偏旁,以示 
贬抑。例如,在北京正阳门炸五大臣的吴越,清朝统治者在“越”字旁加了 
个“木”,成了吴樾。孙文呢,则加上“三点水”,以示其“海盗”身份。 
这种情况,大量见于清朝统治者的官方文书中,也偶见于保皇党攻击孙中山 
的宣传品中,孙中山自己是绝对不会自署为“汶”的。 
     其二,信中提到一位“宋卿”:“一面密遣心腹,与宋卿约定;一面先 
歼恩抚 (指安徽巡抚恩铭——笔者),城中必乱;君率全体学生先占抚署, 
发号施令,安慰军民,宋卿君谅亦由汉阳接济军械以为后劲。”“宋卿”者 
谁?鼎鼎大名的黎元洪也,宋卿是他的字。当徐锡麟在安庆准备起义的时候, 
这位“宋卿君”正在武昌当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忠心耿耿地为“大清”训 
练新军。如果此信属实,那末,岂不是他早就暗通革命党,后来武昌起义时, 
他怎么会手刃革命士兵,坚决拒绝出任都督,不吃不喝不开口,从而赢得了 
 “泥菩萨”的雅号呢! 
     其三,信中,孙中山要徐锡麟“严为之备,弗稍遗漏,是为切要”,但 
是,这封信却将起义计划、关系人员等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孙中山是 
个有经验的革命者,何以疏忽至此! 
     很明显,所谓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乃是辛亥革命之后好事之徒的伪作,其 
目的在于掩盖徐锡麟和孙中山的矛盾,好让徐锡麟的形象更完美些,所谓“为 
贤者讳”也。编者不察,误以为真,实在是上了作伪者的当。 
     徐锡麟和孙中山有矛盾,对孙中山不满,这一点早已为徐锡麟的供词所 
明白宣示,亦已为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和章炳麟的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所肯定。但是, 《年谱》编者却认为徐锡麟的供词是一种“权变的饰词”, 
目的在于“转移和分散”清政府对孙中山的注意。编者并批评陶成章、章炳 

…  25…

麟二人“误解”供词,“缺乏深刻思索”,“忽略”了徐锡麟的“命意”。 
这是把真实可靠的历史结论推翻,“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最早发表于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 
附于吴健吾等所作《徐锡麟事迹》后,多年来无人注意。去年浙江有的史学 
工作者去安徽作过调查,得知此函由曾在安徽都督府工作过的吴健吾提供, 
据说是从清朝安徽巡抚衙门档案里发现的。调查者查阅了有关档案,得不到 
佐证。调查者怀疑此函的真实性,但又认为,“即使是伪作也不等于凭空捏 
造。既然来自安徽巡抚衙门的档案,作伪者必然是清朝官吏,所据当来自清 
朝官府密探的情报。这些情报虽大多是捕风捉影,不甚可信,但多少仍反映 
了当时的情势。宋卿何许人,无从查考。”(见《浙江学刊》1981年第4期》) 
其实,所谓来自清朝安徽巡抚衙门档案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其证据就在“宋 
卿”二字上。武昌起义前,任何清吏都不会于伪造此类函件时,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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