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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谓来自清朝安徽巡抚衙门档案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其证据就在“宋
卿”二字上。武昌起义前，任何清吏都不会于伪造此类函件时，把他们的二
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牵连在内。
1982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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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酝酿过程
据柳亚子《南社纪略》一书，南社的酝酿是在1907年冬，上海酒楼的一
次宴会上，参加者为刘师培、何震、杨笃生、邓实、黄节、陈去病、高旭、
朱少屏、沈砺、张家珍及柳亚子，共11人。当时相约结社，并曾拍过一张照。
这次活动被视为起点。陈去病在《高、柳两君子传》中说：“至丁未冬，复
与予结南社于海上，而天下豪俊咸欣然心喜，以为可藉文酒联盟，好图再举
矣。”但是，它的准确时间，却一直不为人们所知，有待考察。
1908年3月17日，上海《神州日报》刊登过高旭的两首诗，题为《丁
未十二月九日国光雅集写真题两绝句》，诗云：
伤心幾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二百年。记取岁寒松柏操，后贤岂必逊前贤！
余子文章成画饼，习斋学派断堪师。荒江岁暮犹相见，衰柳残阳又一时。
幾复，指明末东南地区的文学团体幾社和复社，它的领导人后来大都参加了
抗清义军或有关活动。高旭诗中，不仅表示要继承幾复传统，而且要后来居
上，超越前贤。高旭表示，在写作上，要师法经世致用的颜元（习斋）学派。
这首诗表明了雅集的日期——丁未十二月初九，即1908年1月12日，它是
不是柳亚子等酒楼小饮，相约结社的日期呢？
1909年夏，高旭有《重观海上写真成两章》云：
今贤那识古贤心，幾复风流何处寻？富贵于侬本无分，聊将皓月证初襟。
残阳疏柳黯魂销，吟到河山惨不骄。毕竟经生成底用，可怜亡国产文妖。
将这两首诗和上两首诗对照，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前者为
幾复风流的中断伤心，后者则感叹于幾复风流的难以承续；前者对超越“前
贤”具有信心，后者则感叹“今贤”不易企及“古贤”；前者以“衰柳残阳”
点明雅集时间，后者则写因“残阳疏柳”而黯然魂销。这种联系说明了，所
谓“海上写真”与“国光雅集写真”是同一张照片，只不过高旭在“重观”
时，由于人事变迁，心情已经大不一样了。1909年夏，刘师培公开叛降清朝
政府，成为两江总督端方的随员，高旭的《重观海上写真成两章》即系为此
而发。诗中所谓“经生”、“文妖”，均指刘师培，刘师培的叛变使革命知
识界极为震动。与高旭同时，柳亚子也有两诗志慨：
风流坛坫成陈迹，盟誓河山葆令名。凤泊鸾飘吾辈事，未须憔悴诉生平。
杨子美新成绝学，士龙入洛正华年。千秋谁信舒章李，幾社中间著此贤。
诗中述及杨雄投靠王莽，陆机入晋为官，以及李雯降清，都是暗指刘师培。
1912年，高旭在《愿无尽庐诗话》中引录了自己的《重观海上写真成两章》
后，即介绍了柳亚子上述二诗，称为“同心之言”。查《南社纪略》，这两
首柳诗的题目为《重题南社写真》。因此，可以肯定所谓《南社写真》、《海
上写真》、《国光雅集写真》都指的是1908年1月12日酒楼宴集，相约结
社时所拍的照片。由于刘师培是那次活动的参加者，所以在他叛变之后，高
旭、柳亚子在“重观”照片时，才有那么多的感慨。此外，还有一个证据。
1909年9月11日，柳亚子自上海回吴江时，舟中有《怀人诗》十四首，其
一云：
搏虎屠龙梦已芜，几回相见只长吁。销魂疏柳残阳句，南社犹存第一图 （聘斋）。
本诗也作于刘师培叛变之后，聘斋，指张家珍，他同为1908年1月12日相
约结社时的参加者。诗中，柳亚子提到的“销魂疏柳残阳句”，即指上引高
旭诗：“衰柳残阳又一时”与“残阳疏柳黯魂销”。由此也可证明，所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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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第一图”，即是高旭所说的“国光雅集写真”，也即“海上写真”。这样，
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了。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11人在上海酒楼宴集，相
约结社的时间是在1908年1月12日，柳亚子所说1907年冬是阴阳历推算时
的大概估计，并不精确。酒楼宴集时可能有过“国光社”一类的提议，所以
高旭称之为“国光雅集”，后来南社的名称一经确定，国光社的名称也就弃
而不用了。
但是，问题还不能就此结束，如果我们进一步查考，就会发现， 1908
年1月12日的11人集会之前，还有一次 5人集会。当年1月7日，《神州
日报》刊有佩忍的《无畏、天梅、亚卢、嘐公翩然萍集，喜成此什》云：
星晨昨夜聚，豪俊四方来。别久忘忧患，欢多罄酒杯。文章余老健，生死半凄哀（谓冯沼
清）。待续云间事，词林各骋才。
佩忍，即陈去病。无畏、天梅、亚卢、嘐公，分别为刘师培、高旭、柳亚子、
沈砺。当时，陈去病正在上海编辑 《国粹学报》。从诗中可知，他们在“久
别”之后，从“四方”聚集到陈去病这里，在一个欢乐的晚上，酒酣之余，
陈去病提议组织文学团体——“待续云间事，词林各骋才”，明末的幾社成
立于云间 （今上海松江县），“待续云间事”，即指成立文学团体。刘师培
没有对陈去病的建议明确表态，他在《步佩忍韵》一诗中云：
老木清霜黄歇浦，故人应讶我重来。海天归棹人千里，江国消愁酒一杯。尽有文章志离合，
似闻欢笑杂悲哀。四方豪杰今寥落，越水吴山汩霸才。
刘师培这时新自日本归国，故有“海天归棹人千里”之句。同时他正暗中准
备向端方自首，所以不愿多谈政治，只表示希望以文章记述“离合”之感。
积极支持陈去病的是高旭，他在 《次佩忍、无畏韵》中说：
到头时事何堪说，地老天荒我始来。幾复风流三百首，竹林豪饮一千杯。尽教黄种遭奇
劫，端为苍生赋大哀。尚有汨罗须蹈去，江山如此不宜才。
高旭这里不仅提到了幾社、复社，而且还提到了晋初的竹林七贤。他主张“端
为苍生赋大哀”，步武明末夏完淳的《大哀赋》，为拯救民族的危难而写作。
柳亚子的和诗为 《海上即事次巢南、慧云韵》：
天涯旧是伤心地，裙屐丛中我再来。把臂恍疑人隔世，浇愁端赖酒盈杯。琵琶天宝龟年怨，
词赋江南庾信哀。莫管存亡家国事，酒龙诗虎尽多才。
诗中，提到了安史乱后流落江南，以琵琶诉怨的李龟年，提到了沉沦北国，
写作《哀江南赋》的庾信，显然，在文学主张上，柳亚子是高旭的同道。
从上述陈去病等人的唱和之作看，这次5人聚会才是南社的起点，陈去
病等人和 《神州日报》的主编杨笃生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往往在一两天之
内就能刊出，因此，诗作发表时间和5人聚会时间不会相距很远，其时当在
1908年1月初。正是先有了这5人聚会，才发展为几天后的11人聚会，成
立南社的打算也就愈来愈明确了。
… 28…
越社和南社
林辰同志《鲁迅与南社》一文（载1961年9月26日《光明日报》），
论证鲁迅参加的是越社，不是南社；越社成立于南社前，是南社的兄弟社团，
而不是它的分社；鲁迅与南社无关。后来李诗同志《越社和鲁迅》一文（载 1962
年1月11日《光明日报》）据南社成员陈去病、姚光的两篇文章修正了林辰
同志的意见，指出：越社成立于南社后，是在南社影响之下成立的。但他仍
然分割它们之间的关系，认为越社只是处在南社的“卫星组织”的地位，并
无总社、分社的关系。对此，我愿进一步提出两条材料来加以考辨。
一为南社发起人高旭在1911年所写的一首诗，题为《闻广南社将继越南
社出世为南社应声，喜而赋此》，见其所著《天梅遗集》卷六。越社的称呼
既可以是越南社，其身份自是十分明确的。另一材料为越社的组织章程，载
于鲁迅手自编辑的越社机关刊物《越社丛刊》第一集。中云：“本社由南社
分设于越，故以越名。”又云：“本社书记应将社友姓名、住址及一切社务
情形于每年夏季、冬季报告南社书记员。”又同集登载的 《南社条例》中也
规定：“社友有于所在地组织支社者，须于成立以前报告本社，由本社认可。”
“支社书记员须将社友姓名、住址及一切社务情形每半年于雅集前一日报告
本社。”此外，这一集的开头还登有陈去病的《越社叙》，肯定越社是“吾
南社”的一部分；末尾又登有高旭的《南社启》，诗文部分则有柳亚子及南
社主要成员雷昭性 （铁崖）等人的作品。此刊今存苏州博物馆柳亚子纪念室
内。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越社确为南社的分社。
其次，是越社的成立时间和鲁迅参加该社的时间问题。据上引高旭诗题，
越社成立于广南社前。高诗云：“刮地风吹热血凉，铜琶铁板恨茫茫。五羊
城畔妖云黑，夜半鸡豚礼国殇。”可知广南社当成立于1911年3月广州起义
期间。又据姚光的《淮南社序》：“大江以南，首倡南社……而后如越、如
辽、如粤，闻风响应。”可知广南社成立前，越社成立后，中间还成立过一
个辽社，因而，越社的成立至少是 1910年冬天的事。李诗同志推断成立于
1911年3月到6月间是错误的。至于鲁迅参加越社的时间，则是在辛亥革命
之后，不必如林辰、李诗同志推断得那么早，周建人在 《绍兴光复前鲁迅的
一小段事情》一文（《人民文学》1961年7、8期合刊）中曾指出过。此外，
我估计，南社发起人陈去病在这段时期内也和鲁迅有过接触。《越社丛刊》
出版于1912年2月，这以前，陈去病正担任着绍兴《越铎日报》的主笔（据
金世德《陈去病先生年表》，原载苏州《明报》，范烟桥先生藏稿）。《越
铎日报》是越社的机关报，报社社址则是越社的联络处；而鲁迅又正是该报
的发起人。他们之间有交往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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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越社新考
关于越社以及鲁迅和它的关系，前些年很有些争论。笔者陆续读到一些
史料，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其一是越社成立的时间。陈去病的 《越社叙》在《南社》第四集和《越
社丛刊》第一集中发表时，都没有注明写作年月。但是，它最初在北京《帝
国日报》发表时，除题为《越社成立叙》外，文末并署明“辛亥仲春中浣一
①
日吴江陈去病书”，据此，该文的写作时间可以明确地定为1911年3月11
日。又，鲁迅致许寿裳书，告以“近日拟立一社”，时在同年4月12日，陈
②
去病介绍宋琳参加南社的时间是4月17日。综合这些材料，越社成立的时
间当为1911年4月或5月。
其二为越社和南社的关系。 《帝国日报》在《越社成立叙》之后，附有
《越社简章》，其第一条为：“本社由南社分设于越，故以越名”。文字和
《越社第二次修改章程》完全一样。这就告诉我们，越社一开始就明确地自
认为南社的分社，而并非后来修订章程的结果。
其三为鲁迅和越社的关系。1912年3月，《越铎日报》内部发生争执时，
宋琳曾投书上海《民声日报》，中云：
前琳以神州光复，特邀集社友周豫才、张越民、王文灏诸君，在绍兴以越社名义组织《越
铎日报》，以为文明之鼓吹。
这里，宋琳在周豫才的名字上，特别冠以“社友”二字，说明鲁迅曾明确地
加入过越社，而并非如某些人所回忆，“又参加，又不参加”。宋琳写这封
信的时候，距离越社成立不到一年，不会发生记忆上的差错。
其四为 《越社丛刊》的影响。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