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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生斜长集-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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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由“直行”改“横行”,看来是小事,却也还需要一点勇气。因为 
我们的老祖宗,从用刀在乌龟壳上刻字时便“直行”,此后相沿不改,成为 
定规。清末时,西方文字传入,因为与我们的“祖宗旧法”不合,所以被轻 
蔑地称为“蟹行”文字,意思是像螃蟹一样横着爬。当时的《国粹学报》有 
一段名文曰:“蟹行文字,横扫神州,此果黄民之福哉?”中国人读了几本 
西洋书,便被视为黄帝子孙的灾难;如果汉字也“蟹行”起来,那还了得! 
所以,单以提倡“蟹行”这一点来说,钱玄同也配授以勇士称号。 
     不过,话说回来,提倡归提倡,《新青年》却一直未能“横行”。其原 
因,既由于经费困难,也由于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所以虽有陈望道的激烈的 
批评和呼吁:“诸子既以革新为帜,我狠愿诸子加力放胆前去,不稍顾忌, 
勿使 ‘后人而复哀后人’才好。”但是,钱玄同还是表示:“因印刷方面发 
生许多困难的交涉,一时尚改不成。”这个“一时”也就长了,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国家明文规定,汉字以“横行”为主,钱玄同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在我们这个“五千余年古国古”的泱泱大国里,要想搞一项改革也真难! 
     古语云:闻鼓鼙而思将帅。因作此文,戏拟一语曰:忆“横行”而望勇 
士。 

…  39…

                             钱玄同自揭老底 

      “五四”时期的钱玄同,确实是位勇士。他写过不少犀利的文章。其中 
有一篇《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所谓学问,所谓道德, 
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十分之 
八是教忠教孝之书;所谓史,不过是“大民贼”的家谱或“小民贼”杀人放 
火的账簿;要使中国不亡,使中国民族成为“二十世纪文明的民族”,必须 
以“废孔学”作为“根本之解决”。这些话,在今天看来,难免显得偏激, 
但当时,在推倒偶像,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方面,又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然而,谁想到,钱玄同还曾是个复古迷呢! 
     那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热衷于复古。当时有句流行的口号, 
叫做“光复旧物”。有的人考证出,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是在夏、商、周三 
代。据说:有一种“通天屋”,比现代的摩天楼还好;有一种“深衣”,穿 
起来满惬意;有一种 《鹿鸣》之曲,听起来可以感到“皇汉”民族的尊严; 
还有一种“干舞”,跳起来可以不失“陶唐氏之遗风”。受此影响,钱玄同 
也觉得: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应该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 
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 
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而同是汉族 
的,则愈古愈好。钱玄同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武昌起义之后,“辫发 
胡装”自然可以免去,但西装革履也非所愿。怎么办呢?他想起了“深衣”。 
古书上记载,这是诸侯、大夫和士平时在家闲居时所穿的一种服装,上衣和 
下裳相连,大概是一种男式连衣裙吧?古代没有摄影术,也没有裁剪大全一 
类的书籍,具体式样早已失传。好在钱玄同曾经从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考 
证是拿手好戏。于是,从1911年12月中旬起,他便参考《礼记》、司马光 
的《书仪》、题为朱熹所著的《家礼》以及黄宗羲、任大椿、宋绵初、张惠 
言、黄以周诸家的论述,做了一部书,叫做《深衣冠服说》,并且照所说的 
做了一身。1912年3月,钱玄同到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当科员,便穿上这一身 
自制的套服:头戴“玄冠”,身穿“深衣”,腰系“大带”,上办公所去, 
其结果是赢得大家笑了一场。 
     上述故事,见于钱玄同的一篇回忆文章《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态度底变 
迁》。文中,钱玄同还坦率地承认,更早的时候,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 
崇拜清朝“皇上”;为此,撕毁过谭嗣同的《仁学》;指责过具有革命思想 
的朋友:“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钱玄同写这 
篇回忆文章是在1924年末。那时新文化运动早已“铙歌奏凯”,钱玄同也早 
已成了名人了。 
     世事多艰。人难免要做错事,走错道,贵在能不断总结,弃旧图新。钱 
玄同复了一阵子古,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大受刺激”,“知道凡事总 
应前进,决无后退之理”,于是进而“疑古”,这就好;又进而在成为名人 
之后,仍能自揭老底,以自己做错的事、走错的路昭示来者,这就更好。生 
活、事业都需要这种精神。 
     有些人,总想塑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圣哲形象。讳言错误,讳言失败,明 
明有错,却硬不认错,甚或饰非为是,又甚或打击别人,以非作是。这种人, 
在钱玄同精神面前,是否感到汗颜呢? 

…  40…

                            柳亚子不当新顽固 

     刚写下题目,一位朋友就提出:“世上只有老顽固,何来新顽固?”看 
来,先得交代来历了。 
     大概是1924年吧,吕志伊写信给柳亚子,反对新诗。同年6月,柳亚子 
复信吕志伊,为新诗辩护,谆谆告诫:“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 
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考吕志伊其人,字天民,云南思茅人。 
1905年参加同盟会,致力于反清斗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司法 
部长,是位鼎鼎大名的革命派。他与柳亚子同隶于当时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彼此相交甚厚,因此,柳亚子才有上述告诫。“新顽固”指的是曾经走在时 
代前面而后又落伍、守旧的那种人。 
     其实,柳亚子也险些当了“新顽固”呢!那是在1917年。胡适正在兴致 
勃勃地提倡以白话写诗,有一首题为 《朋友》的诗说:“两个黄蝴蝶,双双 
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柳亚子对此类诗看不惯,写信给杨杏佛,批评胡适所作的白 
话诗,“真是笑话”。他认为,文学革命只能是内容的革命,“所革当在理 
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白话诗断不可作。对于柳亚子的这 
一观点,胡适讥之为“不成理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 
 《清庙》诗,据说是周公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有一首《生民》,据说是周公 
祭祀第一代祖宗后稷之作,都以四言为主,自然古色古香,佶屈聱牙。胡适 
以此为例,责问柳亚子,既然你主张“形式宜旧”,那末,南社诸君为什么 
不以此为楷模,而要写作唐宋时代才发展起来的“近体诗”和更“近体”的 
词呢? 
     柳亚子终于渐渐想通了,转变为白话诗的热烈拥护者。在给吕志伊的信 
中,他说:“文学是善于变化的东西,由四言而变为五、七言,由五、七言 
的古体变而为律诗,变而为词,再变而为曲,那末现在的由有韵诗变为无韵 
诗,也是自然变化的原则。”又说:“时下的新诗,也许有浅薄无聊的作品, 
总不能归罪于新诗的本身呀!”你看,柳亚子很懂得区分新事物及与新事物 
同时出现的弊端呢!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人们常常满足于按老套子生活。因此做改革派难, 
一辈子做改革派尤难。在近代史上,往日的改革派成为后来的“新顽固”者 
大不乏人。就拿康有为来说吧!戊戌变法期间,一百零三天之内,促使光绪 
皇帝连发改革诏谕一百余件,真可谓领导时代新潮流。然而,曾几何时,却 
堕落为保皇派,什么改革都反对,连民国废跪拜也抗议,说是不跪不拜,留 
此膝盖何用。真是发昏得可以!柳亚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辈子不当“新顽 
固”,永远随时代潮流而动,前进不止。 
     据说,商汤曾在自己的浴盘 (洗脸盆)上铸文,辞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这段铭文出于商汤还是出于秦、汉时期儒家的伪托,尚待考 
证。不过,我认为,这种“日新”不已的思想却应该视之为我们民族文化的 
精粹。 

…  41…

                                  跋胡适、陈寅恪墨迹 

        1931年9月19日,胡适应陈寅恪之请,为之题唐景崧先生遗墨: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9月23日,陈寅恪复函胡适,对他的题诗表示感谢,函云: 

             适之先生讲席:昨归自清华,读赐题唐公墨迹诗,感谢感谢!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 

         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现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专此敬叩著安! 

                                                                                   弟寅恪上 

                                                                                 九月二十三 

  上述诗与函墨迹,均见于胡适日记。 
        唐景崧 (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县人。同治四年(1865年) 
  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中法战争时慷慨请缨,出关援 
  越抗法,因功被清政府升二品秩,加赏花翎。光绪十三年 (1887年),任福 
  建台湾道员,后升台湾省巡抚。 
        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订立《马 
  关条约》,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纷起反对,爱国士绅丘逢甲等 
  决定自主抗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大总统”,以蓝地黄虎 
  为旗,建元“永清”,以示永远臣属清朝之义。唐景崧在致清廷电中表示: 
   “台湾士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又发表文告称:“仍恭奉 

                                                     ① 
  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6月2日,清政府派出李经芳与 
   日本签署“台湾交接文据”,日军向台湾发动进攻,唐景崧命文武官员限期 
  内渡,自身逃回厦门。日军旋即占领台湾。 
        唐景崧内渡后闲居桂林。光绪二十八年冬病逝。著有《请缨日记》、《寄 
  闲吟馆诗存》等。 
        1928年,陈寅恪与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1931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教 
  授,陈寅恪则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二人同为中央研究院理 
  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成员,学术上时相切磋。当年5月, 
  胡适请陈寅恪为其所藏《降魔变文》卷子作跋,陈寅恪因亦有请胡适为唐景 
  崧遗墨题词之举。 
        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蓄谋侵占我国东北。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 
  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诬称系中国军队所为,借此突然 
  袭击中国东北军驻地和沈阳城,史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南京国民政府 

                                                                                 ① 
  奉行对日妥协政策,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结果, 
  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日军于19日晨占领沈阳等二十座城市,不久,东三省 
  全部沦陷。 
        胡适于19日晨得悉有关消息,午刻见到《晨报》号外,确证此事,并知 

                             ②                                           ③ 
   “中国军队不曾抵抗”。他忧愤填膺,“什么事也不能做”,于是翻读唐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45 页。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1 辑,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 页。 

② 《胡适日记》,1931 年9 月19 日。 

…  42…

  景崧遗墨,见到其中有“一枝无用笔,投去又收回”之句,感慨万端,因此 
  挥笔题写了上述律诗。 
        当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 (指丁文江——笔者)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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