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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公”。循此以进，世界必将日臻美好，每个人的合理利益也必将得
到满足和尊重。
联合国曾将《礼记》的有关段落镌刻在总部大厦的墙上。现在，美国波
士顿的唐人街仍将“天下为公”作为匾额。可见，经过孙中山的阐释和宣传，
“天下为公”这一命题已广为世界人民所知，成为世界思想宝库的重要内容
之一。它在人类生活和世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一天天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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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孙中山奋斗的伟大目标
统一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基础。孙中山一生为中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
因此，实现国家统一是他一生奋斗的伟大目标之一。
孙中山年轻时，帝国主义列强正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攫取权益。
为了维护祖国统一，避免“瓜分豆剖”局面的出现，孙中山毅然创立兴中会，
号召国人奋起救国，振兴中华。他大声疾呼道：“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
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孙中山的呐喊迅速得到广泛的
响应。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它标志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为中国
历史的发展昭示出一幅诱人的前景。孙中山于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热情地
发表宣言，提出“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
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等五大目标。为了早日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
孙中山敝屣尊荣，毅然让位于袁世凯。他天真地设想，从此可以进入“民国
统一，永无僭乱”的太平世界，然而，现实很快碾碎了他的美好理想，辛亥
革命后不久即出现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孙中山不得不重整旗鼓，再
次踏上为中国统一而奋战的征途。
孙中山认为：中国历史虽然有分有合，但分是暂时的，总趋势则是日渐
走向统一。他说：“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势，然
为时不久，合而为一。”孙中山看出了中国历史的兴衰治乱和国家分合之间
的密切关系，认为统一使中国历史出现盛世，而分裂则必然造成社会动乱。
因此，他把恢复国家统一视为“头等大事”和“根本要图”，是关系“中国
存亡”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他说：“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可言，财
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可以自由发舒。”孙中山充
分认识到，以中国的土地、人民、物产等条件，一旦统一，将会形成对国家
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他说：“若能合为一气，一致进行，排除障碍，
统一中国，将来定可为世界一等强国。”
孙中山坚决反对分裂国家或有可能导致分裂国家的种种主张。民国时
期，有些人鼓吹在中国实行“联省”制或“联邦”制，对此，孙中山持强烈
批判态度。他在 《民权主义》演讲中说：“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该把
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
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
又在《孙逸仙宣言》中称：“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
国分裂成为许多小的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
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
坏的力量，而联邦制则必将破坏这种意识。”他愤怒地斥责说：“提倡分裂
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
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孙中
山认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要实现国家统一，既不能一切集权于中央，又
不能完全分权于地方，必须斟酌于两者之间，采取适当的制度。他认为，有
些权力，必须掌握在中央手里，例如外交：有些权力，则不妨分之于地方。
1921年制订的中国同盟会总章提出：“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1921
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又发布宣言称：“集权专制为自满
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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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
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接受孙中山的思想，决定在中央与各省之间采取均权制，“凡事务有
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孙中山
企图通过这种“均权”制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国家统一
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
孙中山认识到，民国时期的分裂状态和列强侵华政策有关。1924年9月
18日，他在《北伐宣言》中指出：“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
受自帝国主义。”11月，他又明确指出：“革命以来迭次发生乱事，均因各
国援助一派武人，逞其野心所致。故非排除扰乱中国之外国势力，中国之统
一和平乃不可能。”随后，他在日本门司发表谈话，明确提出，要废除十三
国对华不平等条约。
要实现国家统一，有和平和武力两种办法。在一部分时间内，孙中山主
张用武力削平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孙中山于1922、1924年两次派兵北
伐，都是为着这一目的，但是，孙中山认识到，武力的办法会给国家与人民
带来巨大的破坏，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又力主用和平的办法统一中国。
1923年1月，孙中山向全国发布《和平统一宣言》，中云：“谋国之道，苟
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1924年11月，他在
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劈头第一句就是：“兄弟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
的人。”
孙中山所考虑的“和平统一办法”大致有三种。一是宣传，一是“文治
感化”，一是谈判。孙中山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1922年8月，他在上海宴
请报界人士，要求他们以舆论推动统一事业。他说：“欲得真正统一，尚须
大家奋斗。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诸君能提倡公理，分别是非，
同赴一的，则统一必可成功。”
所谓“文治感化”就是建设好广东，以之作为榜样，号召全国。1917年
夏，孙中山为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此，孙中山
即有意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1920年11月，他发表演说称：“我们现在是
要把广东一省，切切实实的建设起来，拿来做一个模范，使各省有志改革的
人有一个见习的地方；守旧固执的人，也因此生出改革的兴味。这个实际建
设就是极大的文化宣传。中国的统一，只有靠这一个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出现和平潮流。自1919年2月起，南方军
政府曾和北洋政府举行多次和平谈判，均未成功。1920年6月，孙中山在上
海发表宣言，建议继续召开和平会议。此后，他多次发表宣言及谈话，表示
愿与北方停战言和，并愿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实力派代表人
物“会商”。1922年8月，他在致苏俄代表越飞函中又称：“我当时准备，
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合作。”1923年9月，香港人何东倡
议召开南北各方领袖平等联席会议，讨论和平统一问题。孙中山立即复电表
示赞同。
孙中山是一个充分尊重人民意志的政治家。他深刻地了解人民渴望国家
统一的愿望。1921年4月，他发表谈话称：“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
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
完整的国家。因而，我们正在尽力完成赋予我们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
他要求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都能尊重人民意志，实现和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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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首都革命”，推翻直系军阀曹锟等人的
统治。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迈上统一之途的重大时机，也是中国前途的一
线生机，立即扶病应邀北上，准备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会谈。他
并接受中共在1923年6月提出的建议，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讨论中国的统
一与建设问题。《北上宣言》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
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
达到。”因此，他呼吁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参加国民会议，万众一心，
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不幸的是，由于北洋军阀的阻挠和反对，孙中山设想
的国民会议并没有开成，他自己也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不仅为中国的统一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而且留下了丰富的关
于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一份遗产，一切炎黄子孙都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和继
承，努力维护和促进国家的统一，早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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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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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研究基金会发起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它在历史长河中奔腾
不息，生生不已，至今仍葆有强大的活力。
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绚丽多姿，致广大而极精微，是人类文化中具有鲜
明特色和个性色彩的光辉瑰宝。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它熔铸、陶冶了一代又一
代中华人的思想、道德、心理情操和行为方式，并且还将继续熔铸、陶冶一
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同时又
深深地影响了其他民族和国家，为东方文明、欧洲文明以至全人类文明作出
了巨大的、卓越的贡献。
无可讳言，中华文化也有它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面。近代以来，
为了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进行了艰巨的探索。今
天，这一探索仍在继续，需要我们继续付出辛勤的劳动。
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新繁荣，我们需要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中
华文化的历史，同时也需要广泛地研究人类文化发展中一切有用的经验。为
此，我们一致同意，发起成立中华文化研究基金会，以民间集资的形式，长
期、稳定地资助、奖励和推动对中华文化的研究。
文化和经济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翼。文化的发展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力量
为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依赖于文化的光照。我们认为，成立文化研究基金
会是利我民族，利我国家，利我子孙后代的一件大好事。我们诚挚地欢迎和
希望一切热爱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人士群策群力，共襄其成。
… 88…
提倡短文力争写短
新闻、文学等方面的短文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在史学领域内，短文还
寥寥。不少作者，总觉得万字以上的文章才有分量。
其实，文章的长短和学术价值并不成正比。一篇文章，如果拖沓、臃肿、
新意不多，或全无新意，虽长而学术价值并不高；相反，如果要言不烦，精
光毕露，虽短而学术价值并不低。
中国古代的史论都不长。贾谊的《过秦论》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
上、中、下三篇加起来不过二千二百余字。苏洵的《六国论》分析齐、楚、
韩、魏等国的外交失策，为宋王朝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殷鉴，全文五百四十余
字。王安石的 《读孟尝君传》是一篇翻案文章，它一反陈说，对一向以“得
士”著称的孟尝君提出了新看法，全文仅九十字。钱大昕的《答问》第十诠
释 《元史》中“投下”二字，旁征博引，勾勒了契丹、蒙古时期一种特殊的
社会组织形态，全文五百余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有名的
史论集，其中的章篇大都在一二千字以至三四千字之间。
当然，时代前进了，史学发展了，文章写得长一点是必要的。人们不应
该笼统地反对长文。有些刊物，规定稿件不得超过万字，这不一定妥当。还
是应该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当长则长，当短则短。现在的问题在于：是不
是所有的文章都要写得那样长？史学家们于写作长而充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