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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生斜长集-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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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遍及美国、德国、法国、捷克、荷兰、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马来西 
亚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大陆有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1990年6月,《国 
际南社学会丛刊》第1期在香港出版。次年7月,《南社研究》第1期在中 
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些同志并在热情地呼吁建立“南学”。希望本书的出 
版能对推进南社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在1983年即已完稿,积压多年,始得面世。谨以此书,纪念中国近 
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阿英同志。柳无忌教授支持并资助此书的出版,金祖芳 
女士为本书编制了人名索引,并此致谢。 
                                                                 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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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历史的谜底》后记 

     年轻时做过许多梦。那时,共和国刚刚建立不久,正在扩建鞍山钢铁厂, 
于是,想当钢铁工程师;其后,地质勘探工作展开了,又想当地质学家;再 
以后,认识了数学的重要后,又想当数学家。只是,做过的梦虽然很多,却 
完全没有想到会研究历史。 
     1955年,怀着讴歌新生活的美好愿望,考进了北大中文系。一度废寝忘 
食地写诗、写小说;后来,对美学发生兴趣,又想研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一类问题;再后来,中国古典诗歌读多了,又想研究唐诗, 
仍然没有想到会研究历史。 
     我研究历史,完全是偶然的事。1958年,盛行“拔白旗,插红旗”,不 
幸,我被视为“白旗”。于是,一切美好的梦都不敢做了,只想如清人龚自 
珍诗所云,“至竟虫鱼了一生”,为古书作点注释。不想,连这一点愿望也 
无法实现。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个培训拖拉机手的单位。本该从此革面 
洗心,和学术研究分手,但无奈秉性难移,仍然挤时间读书、写作。我的工 
作单位在北京南苑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于是常常星期六晚上进城,借住在朋 
友单位的传达室里,星期天一早赶往北京图书馆看书,晚上闭馆后再赶回南 
苑。有时误点了,末班车已过,就只好步行几十里回去。同事见我星期天都 
不在,问我是不是去会女朋友了。那时候,在不少单位,谈恋爱,打扑克, 
侃大山,遛马路,都是合法的,不会有人干涉,但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就 
会带来很多麻烦。于是,我只能微笑着默认。1962年,调到城里工作,到图 
书馆看书方便了,但工作很忙,能用来研究的时间很少,只能挑灯夜读。本 
职工作做得是出色的,但仍然被有些人目为异端。“史无前例”的年代来到 
了,于是,又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天晓得, 
那时我才发表了很少一点东西)。那时,别的研究无法作了,就研究鲁迅; 
还曾偷偷地跟吴则虞教授学佛,帮他编 《中国佛教思想文选》。同时,开始 
研究宋明理学。关于王阳明、朱熹、泰州学派的几本书就是那时候写的。当 
然,这一切都是绝密的“地下工作”。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拨乱反正, 
多年的“左”的思潮得到批判,我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 
才真正有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条件。 
     我在大学后期对近代诗歌有兴趣,深深感到,研究文学,研究作家,必 
须研究历史,研究社会思潮。因此,又由研究文学史而旁及于近代史和近代 
思想史。这本集子中的《关于宣南诗社》、《龚自珍的〈明良〉四论》、《论 
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等几篇文章,写于60年代,大体上反映了我从 
文学到思想史、近代史的研究趋向。其他文章则都写作于1978年以后。 
     历史学的任务在于记述和说明人类社会已经发生的一切。首先,它必须 
忠实地记述历史过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历史, 
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由此作出价值评估,总结经验,探讨 
规律,为人们提供借鉴。这里,须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这种分析、评估、 
总结、探讨不是建立在正确的史实基础上,那末,其结论就极易陷入谬误。 
人们常常可以读到这样一种历史著作,必要的史实还没有搞清楚,或者还没 
有说清楚,就急于作分析,下结论。这样的著作也许可以流行于一时,但终 
将为历史所湮没。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的真相常常被种种烟雾所遮盖,而且,在很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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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环境还会为史家立下许多有形、无形的禁忌和戒律。因此,要忠实地记 
述历史过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既要求史家有董 
狐的直笔,又要求史家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格的求实精神,充分掌握一切 
必要的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缜密的比较分析,清理出真实的历 
史过程和本来面貌,作出必要的理论概括。既有的成说、观念、原则都必须 
接受史实的检验。史家应该有勇气抛弃那些虽然盛行但却被史实证明是不正 
确的观念,也应该有勇气提出自己从史实中提炼出来的一时不为人们所喜的 
看法。 
     比较起来,中国近代史更为复杂,血与火的政治斗争常常和诡秘多变的 
权谋相结合,因此,历史的真相也就掩埋得更深,未知领域也就更广,不少 
重大的事件就像难解的谜一样困惑着人们。要正确而生动地再现中国近代史 
的面貌,就必须抉幽钩隐,解开这些谜团,将那些深藏的历史奥秘揭示于光 
天化日之下。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此而写的。但是,历史的海洋实在 
太深了。这里用得着一句话:“余虽有志,而力不逮焉。”本书命名为《寻 
求历史的谜底》,只是表达作者企图正确地记述和说明历史的志向而已。 
     人的行动受思想支配,社会政治运动受社会思潮指导。史家不仅要善于 
发掘产生于幕后和密室中的奥秘,而且要善于发掘人们头脑中的奥秘。不了 
解社会思潮的起伏涨落及其彼此间的排拒与融会,就无法理解斑斓多彩的社 
会政治运动,也无法理解政治家的思想、理论、纲领、政策及其变化发展, 
同样不能揭开历史之谜。本书中有几篇文章,论述在近代中国发生了重大影 
响的几种社会思潮,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本书凡已发表过的文章均在文后注明出处,说明修订情况;未刊者则只 
署写作时间。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曾经和其他学者有过合作。现将主要由本 
人执笔的部分收入本集。其中,《关于宣南诗社》与季镇淮师合作,《何天 
炯与孙中山》与狭间直树教授合作, 《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章 
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等文与王学庄教 
授合作。 《龙华会章程探微》主要由王学庄教授执笔,本书仅收入由我执笔 
成分较多的第一部分。特此说明,并向上述诸学者致谢。 
     金冲及、狭间直树、汪荣祖三位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外交史料馆、国会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为作者阅览、利用资料提供了最大 
方便,刘彦成和首都师大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 
此致谢。金祖芳女士多年来支持作者的研究和写作,本书自然也包括了她的 
心血。 
                                                1992年6月于北京东厂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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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史》 
                             第二编第五卷序 

     本卷所述,大略从1926年5月北伐先遣队入湘,到1928年6月北伐军 
进入京津,时间约两年多。这是风雷激荡、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空前高扬的时 
期,也是风云变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因而内涵极为丰富、复杂的时期。 
其间,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由并肩对敌到彼此刀兵相见,盛极一时的北洋军阀 
由撑持半壁江山到终于覆灭收场。 
     北伐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统一、独立、富强的伟大愿望。辛亥革命 
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和支持下,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局 
面。孙中山为了完成从兴中会开始的未竟之业,备经困顿,屡蹶屡起,不幸 
赍志而殁。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正是这位先行者和许多英烈未竟事业的继 
续。它的战略目标是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小军 
阀集团。由于它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心所向,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并有 
苏联援助,因此,进展迅速。在8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克两湖,下江西,平 
定福建、安徽、浙江、江苏,先后击溃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西南、 
东南的小军阀们纷纷望风归顺。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然而,北伐又是在相当复杂的矛盾和背景中进行的。 
     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振兴中华,这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北伐 
统一战线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领导权、方针、 
政策、思想理论以至北伐的时机等问题上,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又存在许多分 
歧。北伐前夕,发生中山舰事件,反映出国民革命阵营内部争夺领导权的尖 
锐斗争。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以退让求团结,协助蒋介石达到了他前此未曾 
达到的权力高峰,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是,在北伐开始后, 
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中共中央又感到对蒋介石策略的不当,企图限制和削 
弱他的权力。为此,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国民党 
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胜利,但是,蒋介石已经军 
权在握,左派和中共的胜利并不巩固。 
     列强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权益,因此,一直关注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和国民 
革命阵营内部的变化。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列强逐 
渐感到,单一的武力镇压未必可行,也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他们倾向于软 
硬兼施,怀柔与威胁并用。在次要权益上,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在 
主要权益上,则竭力加以维护。在他们逐渐看清了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着 
 “激进”与“温和”两派的分歧后,便企图利用矛盾,施展各种手段,分化、 
软化中国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由于实力下降,不得不逐步后退,日本 
由于实力上升,日渐发展为侵略中国的头号力量。 
     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特征。北伐期间,爱国官兵、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战争 
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但是,当时统一战线内部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却相当 
复杂。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反对群众运动,部分人并因运动中群众的失序与 
过火而仇视群众;另一种是全盘肯定群众运动,忽视必要的领导和政策、策 
略的指引,从而使失序与过火现象不能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纠正。1927年春,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部分地区的农村革命由减租减息突然跃进到重新分配土 
地。这一跃进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扩大和加深了本已存在的各种分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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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参加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时本来就是顾虑重重 
的,当群众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的时候,他们便转而向革命阵营中的“温和” 
派寻求保护。 
     国民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在1927年春演变到了白热化阶段。在列强的诱 
迫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实行 
暴力“清党”,随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接着,武汉汪精卫集团实行“分 
共”,中共则在南昌发动起义,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曾经并 
肩作战的国共两党化为不能两立的仇敌,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令人为之扼腕 
的变化。“清党”和“分共”的结果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精英,也失去了工 
农群众,国民党内的专制与腐化现象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在群众运动、军队政治工作、部分国 
民党地方党部中取得了领导权或支配地位,为前期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 
大贡献。但是,中共当时正处在幼年时期,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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