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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生斜长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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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民国魁垒耆硕之儒”。4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刊出《章炳麟之丑 
史》一文,该文引录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四函,作为章“以万金 
出卖革命”的罪证”。5日,《民声日报》再次发表文章反驳戴季陶。该文 
说明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等人的关系是: 

         初,日人有汉字统一会之设,而张之洞亦赞成之。章氏曾为一文,揭诸 《民报》,盛致讥 

      评张氏之意。张氏于文学极自熹,闻章氏非之,思所以自能者,令其婿卞某托刘申叔代达殷勤, 

      谓每年愿致千金,而章氏多所要索,卞某不敢应,以语端方。端方固惎章甚,以为可以术致章 

      氏归国后除之。章氏知其狙诈,则愈为谰言相弄。端知章终不可利诱,其事遂寝。该文认为, 
 《民权报》所发表的章氏四函“并无卖党之证”,“谓章氏以术取清吏之财 
则诚有之。夫以术取清吏之财者,革命党中宁止一章氏,要之非穷凶极恶, 
罪在不赦者也”。当时,章门弟子黄侃任《民声日报》主笔,此文可能即出 
于黄侃之手。 
     为章太炎辩解的还有《神州日报》。5月6日,该报发表《正告同业》 
一文,批评戴季陶和《民权报》。该文说: 

         章炳麟者,实革命之先觉,文学之泰斗也。今某报亦痛骂之,并揭其往昔之隐事,其事之 

      有无,姑不置辩,而某报犷悍之言,实不免有伤忠厚。 

该文并称:“昔之主张革命者,惟一之目的是在革命,小德出入,尽人难免。 
     戴季陶不理会《民声日报》和《神州日报》的解释与反批评,于6日、7 

… 页面 28…

日连续发表《非民声之〈民声报〉》及《正告〈神州报〉》两文答辩。他仍 
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宣称:“本报攻击章者,在昔则以图财之故而通清吏, 
作奸细,弃革命党,攻击孙中山;在今则主张专制,逢迎袁世凯,诋毁孙、 
黄,排斥同盟会,何能谓为小德?” 
     正当双方激烈笔战的时候,袁世凯任命章太炎为国史院长,主修民国史, 
于是,又引起了同盟会广东支部的愤慨。该部发表通电说:“章炳麟前乞充 
满奴端方侦探,泄漏民党秘密,笔据确凿,尚存本处。今闻拟委国史院长, 
如此重大事件,付诸佥壬之手,势必颠倒是非,摇撼万世,誓不承认。” 
     大概是这一类的文章、电报多了,而且都言之凿凿,因此,连章太炎自 
己的统一党员也怀疑起来,浙江统一党支部就曾致电章太炎询问,6月6日, 
绍兴《越铎日报》刊出了章太炎的复电,电称: 

         同盟南北诸报语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词,其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通其原委。仆自抵东 

      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与安南、 

      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时假贷俱绝, 

      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 

      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嘱长崎领事卞某带归,卞即张之婿也。卞回国之后,不敢请通,私 

      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反嘱卞来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仆亦欲达初 

      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 

此电承认了为去印度做和尚而向张之洞、端方谋款的事实,也说明了终于不 
成的原因:“端方遂欲致之鼓山(福建)、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至 
于所谓“侦探”云云,章太炎愤愤地指出:这是“诬人之言”。 
     章太炎的这封复电,除了在和刘师培的关系上有所隐讳外,关键之点大 
体说清楚了,但是,由于《越铎日报》是小地方的报纸,人们普遍没有注意 
到这封电报。 
     1912年9月28日,北京《民主报》上又出现了一篇题为《讨民贼章太 
炎》的文章,指责章太炎有七条罪状:其一是“充端方侦探,至卖友邀功, 
亲笔手札,千金赏酬,久已揭载报章,摄之影片,真凭实据,人所共知”; 
其二是“因刘申叔与圣母何震,受端方之运动,每月得其干修二百两”。当 
月12日,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参加,但章太炎 
不仅不参加,而且发表《却与黄、陈同宴书》,攻击黄兴、陈其美为“匪目”, 
因此,《民主报》便反唇相讥了。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行,确有若干不妥之处,加以批评是可以的, 
但是动辄揭“老底”,扣以一顶“端方侦探”的帽子,也未必妥当。如果说, 
在章太炎散发 《伪〈民报〉检举状》的时候,把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想得严 
重一点,还情有可原;但是,在经历了三四年之后,仍然危言耸听,靠一顶 
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帽子”来搞臭章太炎,那就真的“有伤忠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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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有个响亮的口号,叫“排满革命”,由于满洲贵族集 
团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顽固地拒绝改革,因 
此,这一口号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颇有“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之概。 
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却出现了“联满革命”的主张,其代表作是同盟 
会会员刘揆一的 《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这是个迄今尚未有人论 
及,但却值得大书特书的文件。 
     刘揆一 (1878—1950),字霖生,湖南湘潭人。1903年留学日本。1904 
年在长沙与黄兴等共同发起组织华兴会,1907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执行 
部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1911年3月,因反对俄国侵略伊犁、英国侵占 
片马,东京留学生带头掀起反帝救亡运动。在此期间,刘揆一以传单形式散 
发了这一文件,原件现存日本外务省档案馆。 
     该文一开始就说明主旨:“吾人欲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非改革今日 
之君主立宪未获奏功,欲改革今日之立宪,非融和汉、满、蒙、回、藏之民 
党,亦有缺憾。”接着,该文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危急形势,认为中国只有实 
行共和,才能挽救危亡,与列强并立于世界。该文说: 

         浸假吾人而能倾倒政府,建立共和国家,则新中国之民气,实足震慑全球,而彼时之德、 

      美诸国,必可与之联盟,英、法、俄、日之野心,亦必因而退步。 

但是,为什么革命党人长期奋斗而不见效果呢?该文认为,其原因之一就在 
于“满汉民党种族之见存,未能举国一致”。该文说: 

         使汉人、满人而各知爱国家、爱种族也,则是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 

      皆不足以救危亡,即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 

      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 

      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 

刘揆一不是阶级论者,他不懂得阶级分析。但他能将一般“满人”和“满洲 
皇族”区分开来,认为汉满两族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满洲皇族”的卖国 
政策不仅违背了“汉人”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了“满人”的利益,“满人” 
应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这不能不是一个相当深刻而正确的 
见解。 
     刘揆一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面前,不仅满汉之间,其他 
各族之间也应该团结一致,他说: 

         满、蒙失,则东北各省不易保全;回、藏失,则西北各省亦难搘捂,是吾人欲保守汉人土 

    地,尤当以保守满、蒙、回、藏之土地为先务。 

他建议,中国各族人民之间广泛展开交流,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个包含各民族 
的革命政党——“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共同进行革命。文章说: 

         为今之计,刻不容缓,先择蒙、回、藏人之有知识者,与吾汉人及满人通其气谊,通其学 

      业,然后多殖汉人、满人于蒙、回、藏地,以改良其政俗;多移蒙、回、藏人于腹地,以联络 

      其声援,庶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敌,此予提倡汉满 

      蒙回藏民党会之大意也。 

文章完全没有早期革命党人那种狭隘的种族主义情绪。主张“联满”、“联 
蒙”、“联回”、“联藏”,把中国各族人民都看成是推倒清朝政府的革命 
力量,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也是这一文献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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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政府 
                              指望的中日“互助” 

     人有遗传病,有时,政府之间也有遗传病。前文谈过,清政府得了“恐 
孙症”,多次要求日本当局驱逐孙中山;不幸,袁世凯政府也患上了此症。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一份《节略》,中云: 

          本国此次内乱,实由孙文、黄兴、胡汉民等煽惑主使,以致使本国民商损失产业甚巨,即 

      各国商民在长江流域者亦颇受影响,本国人民莫不痛心切齿于该乱党等。现闻孙文、黄兴、胡 

      汉民等已赴贵国境内留寓。距本国一苇可航,难保不借为根据,再图倡乱。在贵国笃念邦交, 

      自当有防范之法。但本国人民必多忧虑猜疑,恐生误会,应请贵大臣转达贵政府,以东亚和平 

      为念,务筹正当切实办法,以弭祸乱,而息猜疑,固不徒本国人民之幸也。 

从内容上看,这是袁世凯政府的外交部递交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时间当在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之后。由于是外交公文, 
所以话说得很婉转,也很花了一点脑筋。你看,它不仅指控孙文等对“本国 
民商”的“危害”,而且特别指出,“即各国商民在长江流域者亦颇受影响”, 
企图以此打动日本当局。至于应该怎么办,《节略》没有明说,只是希望“务 
筹切实办法”,结尾特别意味深长地点明:“固不徒本国人民之幸也”,那 
意思是清楚的:“处理”了孙中山等人,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有好处。 
     无奈,日本政府这时仍持两面政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孙中山仍然居 
留日本,并于1914年6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策划反袁斗争。袁世 
凯政府坐不住了,于当年9月9日由驻日公使陆宗舆面交日本外务省一份照 
会,提出三项条件: 

           (一)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重要乱党,如孙、黄、陈、李及曾有令指捕之人之寄居日本者, 

      一概正式宣布放逐,永远不准居留日本境内,其正式退出日本者,不准再行登岸,未在日本者 

      一概拒绝来日。 

           (二)日本政府对于乱党之徒众,如有在日本作反对中国之行为,经中国政府之请求,即 

      应按律惩办;其有犯刑事证据,经中国请求引渡者,日本应即引渡。 

           (三)不在日本之乱党,如与日本人有秘密合谋举动,日政府应严密取缔,并按律惩治。 

      日本人如有庇护或援助在日本或日本外之乱党,日政府均应实行禁止。其迁居日本租界及租界 

      地之乱党,经中国请求引渡,日本政府即应交出。 

这份照会不仅要求日本政府“放逐”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 
而且要求“引渡”;不仅要求“惩办”中国之“乱党”,而且要求禁止日本 
友好人士援助中国革命,口气实在大得很,硬得很。 
     袁世凯政府一向搞的是奴才外交,是什么原因使它腰板突然硬起来了 
呢?原来,这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驻华公使日置益面见袁政府外交总长 
孙宝琦,无理要求按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将山东省黄河以南划为日本对德 
 “作战区域”,并撤退胶济铁路中国驻军。同月30日,袁世凯政府通知陆宗 
舆转告日本政府:“胶济路潍县以东至青岛一带,日人可任便布置”。于是, 
日军第十八师团二千余人便于10月2日在山东黄县登陆。这样,袁世凯政府 
便觉得“有助”于日本政府了,要求“放逐”、“引渡”孙中山等人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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