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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生斜长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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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十八师团二千余人便于10月2日在山东黄县登陆。这样,袁世凯政府 
便觉得“有助”于日本政府了,要求“放逐”、“引渡”孙中山等人的照会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提出的。 
     照会最后说: 

           以上三项内酌量实行,则于中政府此次助日,亦可表示日政府真诚互助之意。 

这真是妙不可言的画龙点睛之笔。中国让出自己的一大片领土来任日军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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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厮杀,而日本政府则“逮捕”并“引渡”孙中山等“乱党”——这就是袁 
世凯政府所指望的中日“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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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伪造 
                              的孙中山“卖国协约” 

     袁世凯想当皇帝前后,曾经散布过几种宣传品,大肆攻击和诬蔑以孙中 
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以笔者所知,有《孙文小史》、《黄兴小史》、《乱 
党之真相》等几种。最近见到一种《中华革命党总理孙文与日本民党首领犬 
养毅所结协约概略》,颇有点意思。 
     原件为毛边纸油印本,计20条。妙文难得,抄录部分条文如下: 

           一、中日两国,既属同洲、同文、同种,彼此自当互相提携,维持东亚和平。 

           二、中华革命党成功时,应与日本民党创制五权宪法,组织中日联邦。 

           三、中日联邦成立时,应尊日本国王为联邦皇帝。四、中日联邦成立时,中华应改民主为 

      君主,尊孙文氏 〈为〉中华国王。 

           五、中日联邦成立时,中日两国民党之劳绩卓著者,应由联邦皇帝叙爵赏勋。 

           六、中日两国与他国开战时,中华海陆军须受日本 

           政府之管辖,平时则否。 

           七、中华政府与他国有交涉时,须受日本外务省之指导。 

           八、中日联邦成立时,两国平时内政,彼此不得干涉。 

以上8条,规定了两国的政体和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接着4条,规定“日 
本民党”援助“中华民党”的义务,如:“凡中华民党,在日本者,日本民 
党应请其政府格外优待”;“凡中华民党在中华有危险时,日本民党应请其 
政府饬驻中领事妥为保护”;“中华民党当起事前后,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 
接济军火及军费”;“中华民党当危急时,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助以兵力” 
等等。其次6条,为“中华民党”应允给予日本的利权: 

           十三、中华民党成功时,应以满蒙一切特权让与日本。 

           十四、中华民党成功时,应割福建与日本。 

           十五、中华各行政机关,应聘日人若干名为顾问。 

           十六、中华路矿诸政,应许日人以投资之优先权。 

           十七、中华海陆军,应聘日人若干名为教员。 

           十八、中华各学校,应聘日人若干名为教员,并加日语科…… 

最后两条,规定中华民党不能成功时,日本民党,应请其政府位置中华民党 
的重要人物,并说明协约发生效力的时间及修改的有关问题,不录。 
     笔者不想为孙中山作全面辩护。在还没有认识到必须“以俄为师”之前, 
为寻找支援力量,孙中山确实对日本政府存在过幻想。但是,这份《协约》 
却是地地道道的假货。 
     作伪者很费了一点心思。他知道孙中山和犬养毅关系密切,也读过孙中 
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的《誓约》,因此懂得使用“创制五权宪法”一类的词 
语。但是,作伪的痕迹仍然很明显,例证之一就是“组织中日联邦”。在中 
国近代史上,康有为确实有过类似想法,但孙中山则从未有过。例证之二是 
 “中华应改民主为君主,尊孙文氏〈为〉中华国王”的条文。孙中山是坚定 
的民主主义者,他怎么会想自己当“国王”呢!例证之三是所谓“应尊日本 
国王为联邦皇帝”,日本只有“天皇”,没有“国王”,作伪者竟连这一点 
常识都忽略了。 
     袁世凯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伪件呢?大概是:自己想当皇帝,便说孙 
中山想当国王,自己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便说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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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这样就彼此彼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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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祺瑞对日 《秘密意见书》 

     在日本山口县文书馆所藏档案中,有一通段祺瑞致田中义一的函札,是 
研究皖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重要资料。函称: 

           慨自庚申政纲失统,人怀异志,军权旁落,兵日加多,国困民穷,而曹、吴不悟,是以有 

      甲子戡乱之师。当时国人望予出扶危局,恳切推勉,至再至三,义不获已,始就临时执政。自 

      维国家多事之秋,民心厌乱之日,首宜安内以御外,节用以理财。是以从政之初,即召集善后 

      会议,用以解决一切善后事宜,同时即由该会议产出 《国民会议条例》。现正从事筹备,冀以 

      容纳多数政见,而收和平统一之效。其于临时期内建设者,有临时参政院、军事整理委员会、 

      财政整理委员会,而于裁兵、理财诸大端,皆国内老成优秀之士,无日不殚精竭虑,期底于成, 

      此亦予年来所抱安定内政之政策也。 

           贵国与我国唇齿相依,利害密切,允宜时时互相借助,以保极东和平。然亦宜亟谋两国经 

      济上之发展,速使商民得以及时恢复于灾惫之余,此为两国并立共存之机所不容缓者,想阁下 

      虑之熟矣。兹乘吉田总领事荣归之便,藉布区区,以慰远念,尚希时惠德音,以匡不逮。 

末署“段祺瑞拜手,五月二十八日”。信中说:“从政之初,即召集善后会 
议,用以解决一切善后事宜……现正从事筹备,冀以容纳多数政见,而收和 
平统一之效。”据此,知此函作于1925年。 
     庚申,指1920年。当年5月,吴佩孚由湖南前线率兵北撤,同时联合奉 
系军阀张作霖,向皖系挑战。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大败,段祺瑞通电 
下台。“政纲失统”,指此。甲子,指1924年。当年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 
国民军回师北京,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11月,冯玉祥、张作霖达成妥协, 
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1925年2月,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 
开以军阀、官僚为主要成分的“善后会议”。3月至4月,先后通过《军事 
整理委员会条例》、《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国民代表会议条例》 
等议案。4月21日,善后会议结束。本函即作于此后。 
     段祺瑞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由来已久。从 1916年起,他就曾派曹汝 
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款额就 
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1924年上台后,又再谋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 
致田中义一函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写作的。信末附有 《秘密意见书》,它是段 
祺瑞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物证。 《意见书》共分三部分,其中重要的是 
第一、第三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执政府对外之政纲》,共四条: 

           一、保持国家人格,尊重国信; 

           二、维持国际平等国交; 

           三、联合日本,以确立东亚永久之安宁,预防世界未来之战乱; 

           四、泯除国民对日之误解及偏见。 

当时,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 
权。段祺瑞上台后,即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权益。 
本函再次表示“尊重国信”,奴颜婢膝之态宛然可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 
期推行侵华政策,中国人民昂扬着强烈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是正当的、爱 
国的,然而段祺瑞却称之为“国民对日之误解及偏见”,表示要加以“泯除”, 
这实际上是在向田中保证,他的政府要大力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 
       《意见书》第三部分为《执政府对日本之希望》,共五条: 

           一、对于上项内外政策之实施,希望贵国朝野之谅解,并予以实际上之充分援助,以期达 

      到东亚永久安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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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两国提携,应自泯除国民误解入手,希望贵国对于以前之中日悬案,放弃目前小利, 

      出以公正宽大之牺牲的态度,挽回中国国民之同情,而谋两国国家永久远大之共同利益。 

           三、对于西原借款,依上列尊重国信之精神,于中央政府巩固时,谋正当之整理,希望贵 

      国当局及舆论方面,暂持傍观态度,免招各方之误解。 

           四、希望临时垫款五千万元,以充收束军事及建设新政府之用,并继续周旋善后大借款四 

      万万元,以充整理内外各债及全国统一善后之用。 

           五、希望投资共营煤铁等矿业。 

段祺瑞上台后,政权并不巩固。这五条,反映了他急于取得日本帝国主义政 
治和经济支持的迫切心情,也反映了他对自身地位不稳的忧虑。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华政策往往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段祺瑞 
要求日本政府“放弃目前小利,出以公正宽大之牺牲的态度”,正是要求田 
中义一对这种侵华政策加以粉饰,使之带有欺骗性,从而“挽回中国国民之 
同情”,维护中日两国反动统治者的“永久远大之共同利益”。由于西原借 
款旨在独占中国主权,支持段祺瑞扩大内战,早已声名狼藉,但段祺瑞仍然 
表示,“于中央政府巩固时,谋正当之整理”,不仅如此,段祺瑞并力谋通 
过田中,获得四万万五千万元的新借款,其数量之大,令人惊愕。不过,大 
概正因为数量大,皖系又已成了风前之烛,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贸然投入这样 
大的赌注。此函去,不见下文,大概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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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仪出宫、胡适抗议及其论辩 

     溥仪出宫本来是1912年制订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此项条件共八款。 
其第一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变。中华民国以待各国君 
主之礼相待。”其第二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百万两,俟改铸 
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其第三款规定:“大清皇 
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当时不 
少革命党人就对这一优待条件表示不满,认为“存废帝之名,辱我民国;糜 
四兆之款,吸我利源”,它“貌袭文明,实伏乱源”,要求修改或推翻。孙 
中山虽同情这一主张,但因客观条件限制,无力改变。民国初年,清室曾经 
有过按优待条件搬往颐和园的准备,但因感到袁世凯无相逼之意,也就在紫 
禁城里住下来了。此后,经过张勋复辟,社会上不断有人呼吁废除溥仪尊号, 
令其出宫,但历届北洋政府均意在优容,这就使得溥仪在“黄圈圈”里继续 
做他的小皇帝。这种情况,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才得以改 
变。当年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通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其主要内容 
为:“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 
室家用50万元”;“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宫禁,自由选择住居,但 
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次日,溥仪被迫出宫。有关情节,电视剧《末代 
皇帝》有很多生动的表现。 
     废除溥仪尊号,令其出宫一事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章太炎致电 
黄郛等人,誉为“第一功”。他认为,溥仪身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妄行 
复辟,制造内乱,本应受刑事处分,现在饶他一命,令其出宫,“仍似过宽, 
而要不失为优待”。孙中山也致电冯玉祥,认为“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 
自固”。即使是溥仪本人,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也不得不在对记者谈话时表 
示:“余极愿为一自由之人,长此困守深宫,胥为礼法束缚,余甚难堪。此 
次出宫,为余夙愿,今始克偿,故并无其他不便之感。”但是,出人意料的 
是,被认为是“新文化领袖”和“新思想代表”的胡适却提出了抗议。11月 
5日,胡适致函外交总长王正廷,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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