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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很希望培养一些自己的心腹爱臣,祖秉圭当是上好人选。
祖秉圭的官运实在亨通,按察使没当多久,又迁布政使,当上了从二品的大员;雍正五年十月,任贵州巡抚,同年十二月改任广西巡抚,终于成了权重位高,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雍正皇帝加意提拔祖秉圭的意图非常明显,祖秉圭从知县当到巡抚,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如此升官之法,多少也有些出人意外。
祖秉圭自己,大抵也有点吃不透圣上的意思,多少有点骄傲起来了。从十月到十二月,贵州巡抚只当了两个月,就出了纰漏:当时贵州苗民造反,皇上知道祖秉圭不会打仗,所以委了祖秉圭贵州巡抚不久,急忙调了会打仗的张广泗任贵州巡抚,由贵州提督、名将杨天纵提兵平叛。张广泗还没有到任,祖秉圭在教场阅兵,放出话来,说要尽剿诸苗。苗民一听官军要尽剿,纷纷殊死抵抗。
朝廷对于苗民的政策,向来是抚剿并用,连哄带骗,只求苗民不造反,就万事大吉。祖秉圭刚刚当上封疆大吏,要抖一下威风。但是他几年之前还是一个七品芝麻官,重大国策,想来是不懂的。他这一抖威风,在熟知苗务的将军杨天纵眼里,纯属是“不谙事机”,或者说是添乱,苗民殊死抵抗,就要发大兵征剿,兴师动众,朝廷不知要花费多少银子。
杨天纵忙于兵务,和张广泗一起终于平定了苗疆。这时候,祖秉圭在广西巡抚任上已经一年有余。但是苗疆平定,杨天纵却翻起了老账,把祖秉圭如何不懂苗务,如何在教场阅兵的时候胡说八道,如何成为这次不得不对苗民兴兵的罪魁祸首,着实参了一本。杨天纵是康熙朝就征战沙场的老将军,又刚刚平定了苗疆,立下新功,皇上对他所奏的事情,无论如何也要给点面子。所以好言安慰杨天纵,说祖秉圭果然不能胜任其职,已经下旨罢退。
祖秉圭的广西巡抚当得正起劲,不料在贵州的两个月时间,居然惹下了祸根,旨意一到,无端就丢了广西巡抚的官,只好回北京闲居,闷闷不乐。但是话反过来,雍正皇帝对这件事情,也没有责怪祖秉圭,罢他的官,倒有八成是为了安慰劳苦功高的老将军杨天纵,所以用了不痛不痒的“罢退”二字。杨天纵当时已经十分苍老,至雍正九年退休,第二年就亡故了。此乃旁枝侧节,表过不提。
却说雍正七年,祖秉圭丢了前程无量的巡抚一职,在京闲居。皇上对他固然没有恶感,他也少不了动用上三旗宗亲当中的三大爷四大妈,走动人情,盼望再次起复,重新当官做老爷。事也凑巧,这年广东巡抚兼粤海关监督杨文乾暴病身亡,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出了缺,对于本身就是巡抚出身的祖秉圭,自然是十分眼热,上下打点的情形,估计也是有的。
上文说到,雍正皇帝通过杨文乾的官声和事迹,引起了对广州城内外的外洋船贸易的相当重视。眼下杨文乾亡故,所以要拣派一个心腹之人,前去管理这等同外洋远夷贸易的事务。这祖秉圭年纪尚轻,罢退之后,闲居在京,想来这番挫折,对他也有所教训;再者祖秉圭行军打仗自然不行,平定苗疆的事情出过洋相,但是他却一路当过知县、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和巡抚,处理内政,应该还是有一套的。
这是面上的理由,更重要的原因是,粤海关监督一职,向来名义上是户部的属员,其实却是内务府所派。内务府的事情,等于是皇上的家里事情,上三旗满族宗亲当中,未必有比祖秉圭更合适的人可以充任。雍正皇帝大概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起用祖秉圭,任为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但是不兼巡抚,品级和巡抚相同,也是正二品,领监察御使衔,有密折上奏之权。
雍正七年起,粤海关监督不再由广东巡抚兼任,单独设立,自祖秉圭始。雍正八年,另外派了原贵州布政使鄂弥达任广东巡抚,但是祖秉圭虽然只有粤海关监督一个实职,地位却和广州的督抚并无高下之分。虽然不称封疆大吏,但是官品和巡抚一样,又可以将密折装在专用小盒子里直接上达天听,实在是一个可以和督抚分庭抗礼的官职。
祖秉圭虽然没有再次当上巡抚,但是皇上以自家人相待,又允以密折奏事之权,等于算是皇上的心之一,品级地位和巡抚一致;而粤海关又是一个和内务府紧密相关的机构,外洋船来往贸易,银钱多多,必定是个大大的肥缺。想来启程之前,皇上又秘密地有所嘱咐。如此这般安排停当,祖秉圭肯定是兴奋喜悦,带着不少家人随从,拍马前来广州上任。
祖秉圭的当官经:大量贡品、礼物送往北京
雍正七年八月,祖秉圭到任,正式署理大清粤海关监督衙门。却说杨文乾之改革,虽然勇猛精进,把外洋大班激得暴跳如雷,但是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外洋船来往广州贸易,利润丰厚,通常要达百分之四十以上;欧洲的有钱人,正对中华艺术和器物,趋之若骛,所以尽管加收“规礼”和“缴送”,外洋船到港的数量,却有增无减。
祖秉圭靠皇上大力提拔当上了大官,到底有多少管理水平,也难说得很;但是初来乍到的时候,夷务是肯定不懂的。不懂夷务,一点也不意味着当不了专管夷务的大官,这是官场的规矩。好在唯一懂夷务的能员杨文乾已经一命呜呼,祖秉圭也大可以照虎画猫,将手脚施展开来。当官的诀窍,还在下面不造反作乱,上面能够糊弄过皇上,便是上上大吉。
祖秉圭其时,也算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一是外洋船到港甚多,贸易繁荣,出入银钱很多;二是杨文乾将该立的规矩都立了,该得罪的人也全部得罪完了。祖秉圭照虎画猫的时候,只要不出新招,就不会得罪于人。和杨文乾相比,祖秉圭秉性绝对不是那种狷介之人,甚至可以算是相当圆滑。无端得罪人的事情,他是不干的。
这当中,糊弄住皇上,是第一等的大事情。所以祖秉圭到任不久,就用心搜罗奇珍异宝,能工巧匠,源源不断地送往内务府。雍正七年,祖秉圭到任后的第一年,就选送了牙雕匠陈祖章进内务府造办处供职,后者在雍正乾隆年间,成了著名的宫廷艺术家。祖秉圭的进贡之物,有稽可查者,有雍正九年四月,给皇上送去玻璃围屏二架,计二十四扇。皇上想来很是喜欢,特意下旨,交内务府总管海望收藏。
祖秉圭充当海关监督的这几年,给内务府送的西洋奇珍当不在少数。内务府的规矩,像祖秉圭这样的外放大员,一年当中当送四节:春节、冰敬、中秋和圣诞。所谓圣诞,当是皇上的生日,而不是西洋的圣诞节。祖秉圭既然是自己人,这一节自然要格外重视。祖秉圭的差使,以肥著称,西洋玩意,比如钟表、大块玻璃、呢绒布、短铳火枪、鼻烟和鼻烟壶,更是多多益善。祖秉圭也颇有机巧之心,尽选当时最时髦的摆设,就是用西洋玻璃绘画,配上广东木匠精工细作的围屏之类,中西合璧之作,使得王公贵族也趋之若骛。
雍正年间,宫中已经开始安装大块平板玻璃作为时髦,这些平板玻璃,大概就是祖秉圭年代陆续进宫的。比如雍正九年,祖秉圭送往宫中“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这等大块玻璃,万里迢迢来自欧洲,再由陆路小心运到京城,倒也实在是不可多得之物。皇上见到祖秉圭懂得孝敬,龙心不禁大悦,这也不在话下。
哄好了皇上,这官就能做得四平八稳。有史以来,粤海关监督的官,从来也没有像祖秉圭这么长的任期,想来皇上是给哄得极好的。雍正十年如果不出那场变故,祖秉圭的官恐怕还能继续当下去,何况从官声上讲,祖秉圭也不算差。自祖秉圭署理粤海关以来,关税银的收入稳步增长,雍正七年,是二十二万余两,八年升至二十八万余两,雍正九年,更是破天荒地达到了三十七万多两,见梁廷枏《粤海关志》前引书。具体数据为:1729年(雍正七年),222 116855两,1730年(雍正八年),280 903734两,1731年(雍正九年),374 453233两,雍正十年无数据。这和雍正初年,粤海关的关税银收入仅有几万两的情形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粤海关关税银收入大增,其实是杨文乾打下的基础。可惜杨文乾拼着恶名播下种子,却由祖秉圭来收割庄稼。祖秉圭于关务上面,却是典型的照虎画猫,照的是杨文乾这头老虎,画出来的猫,倒也像模像样。杨文乾任用六家“行头”,乃是将官府的责任,推到洋货行头上,这样的好办法,祖秉圭自然是照做不误。他也任用了五家规模较大的洋货行,作为外洋船到港以后的保商,只是改了一个名称,称为总商,听上去更加文雅好听些。
名称好听,实质还是一样:行商们一要负责洋人的行为,二须承担外洋船缴纳关银的事项,三要帮助海关监督大人顺利完成一年四节的贡礼,四是大人辛辛苦苦来广州当海关监督,俸禄又不十分高,多少也要让大人的私人钱包有点面子。这是行商的责任,而那些总商则是首当其冲,责无旁贷。
洋人在广州贸易环境宽松自由
祖秉圭对洋人大班谦和礼貌;
祖秉圭为人大概是谦和的,特别是和性格狷介、爱钻牛角尖的杨文乾比较起来,可谓天壤之别。作为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政府最高官员,性格沉稳谦和,倒是非常妥帖的一桩事情。雍正十年,蓝旗国外洋船的大班们受到他的接见,事后说起来,对祖秉圭的印象很好,说他是既文明,又客气。这样的评语,对于清初的满洲大员来说,也算是十分难得。
为人谦和是一方面,处事并不十分迂腐是另一方面。康熙朝对外洋远夷,甚是器重,固然不假,但是满洲大员当中,大端架子,看不起汉族同僚的顽固之人,也不在少数。对于洋人,特别是外洋远夷,或视为洪水猛兽,或自视天皇贵胄,不屑与之打交道,或格外苛刻,百般限制,把所谓中外之大防,看得比女子贞操还要严重,种种迷信和无知,殊为可笑。与此相比,祖秉圭算是相当落拓,从不拘谨苛刻。
洋人大班同上一任的“抚院海部”杨文乾交恶,均有怨恨之心。祖秉圭到任,基本上是采取绥靖安抚的政策:该交的船钞、规礼和缴送是一文不能少,但是其他方面,一是办事效率甚高,洋人也算满意,二是对洋人限制很少。做生意固然自由,洋人可以和任何一家洋货行签约购货,广州城外贸易镇和黄埔锚地,也任由洋人自由活动;洋人在中国店铺买酒,放枪作乐,爬上高塔鸟瞰广州城,不是特殊情况,都由得他们。
洋人大班最敏感的一点,乃是祖秉圭在礼节上,充分尊重这些贸易者,也就是以己度人,对领导整个贸易的大班们,以“绅士”相待。这里所谓的绅士,也就是中国概念中的大人。贵为二品正堂的祖秉圭大人,中国的老百姓一见面就要跪下磕头,但是祖秉圭却十分尊重这些洋人大班:接见的时候,设座奉茶,并送一点象征性的小礼物。洋人大班们自然感觉很好,对祖秉圭也多有溢美之词。
尊重和客气,甚至小恩小惠,当然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于洋人大班们关于“规礼”和“缴送”的抱怨,从来是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洋人大班自雍正四年起,一直觉得抚院海部规定的“规礼”和“缴送”,是让洋人蒙受了“冤枉”(Grievance),皇上肯定是不知道他们的冤情的,所以他们也千方百计要在大人面前喊冤。祖秉圭到任,这种冤枉也不知听到了多少,但是这位海部大人一律装得听不见。
洋人大班并不知道,加征“规礼”和“缴送”,本来就是雍正皇帝和杨文乾之间有默契的事情,因此,这份冤枉,就是喊破了天,也绝无昭雪之可能。祖秉圭装聋作哑,当然是上上之策,不会再进一步得罪这些洋人大班,至少使得贸易能顺利进行下去,粤海关税银不断增加,奇珍异宝源源送进宫里去。这是他当官的唯一关注。
祖秉圭虽然落拓,对洋人远夷的态度也堪称平等尊重,但是仍然脱不出中华上国故步自封的老套。雍正年间,广州对外贸易规模已经十分巨大,每年贸易总量超过数百万两白银;海关监督大人受命于皇上,是和外洋远夷直接打交道的最高官员,何况对前来广州的洋人大班平等相待,本来有一个十足的好机会,了解世界,和其他国家相互交流。尤其是对欧洲国家,这是第一个知彼知己的机会。
广州城的大小官员,很多是两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