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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65页）黄爵滋提出了用“死刑”严惩鸦片吸食者的主张。
道光皇帝阅后，抄转全国各地方大员，并谕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58页）于是，针对黄爵滋的意见，全国各地方大员展开了章奏大讨论。综合起来看，各大员都认为银贵钱贱是由于鸦片大量输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但对于用“死刑”重罪吸食者，绝大多数官员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吸食鸦片不过如酒色过度一样，是自戕躯命，与杀人、强盗等十恶同罪，量刑过重；而且吸食者几遍天下，势必造成诛不胜诛的局面；二是认为禁绝鸦片，逐应从正本清源入手，贩售鸦片是活水源头，吸食为其流，只有重治贩售，遇源绝流，才能堵绝吸食。他们有的主张应严惩贩烟，开烟馆之人；有的主张严禁鸦片入口，禁绝烟船入港，驱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先严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有的主张重惩海口接引奸商；有的主张严惩官吏中的吸烟者。这些人的意见，也是很有道理的。在鸦片流毒全国之时，只有从入口到吸食的整个过程全力严加禁堵，才能收到禁绝之奇效，缺一则不可。
同意黄爵滋重罪吸食的仅仅是少数督抚，林则徐完全同意黄爵滋的意见，并结合自己在湖广辖境的禁烟成果，指出严刑峻法是可以禁绝鸦片的。他指出：“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357页）林则徐在条奏之时，还附上了《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的附片，进一步指出了鸦片的危害，发生了震聋发聩的吼声：“迨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泛泛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中）》）
此时的大讨论，进一步促进了禁烟措施的合理化与实施，因而也推动了禁烟工作的进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成果显著的禁烟活动。直隶、山东、江苏、湖广、福建、浙江、江西、两广等地，查获了多起烟土案。仅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即有二千余名鸦片贩子、掮客、吸食者被捕，每一天都有一些罪大恶极之人被判处死刑。到年底，鸦片商已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四处逃匿，鸦片的兴贩几乎中断了。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清廷的严厉禁烟与鸦片战争（2）（图）
内地禁烟初获成功，道光皇帝又把禁烟重点转向了堵绝鸦片进口上。道光十八年（1838），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通力合作。次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进行了雷厉风行的禁烟活动。他在邓廷桢、怡良的支持下，下车伊始，即缉拿了17个据报在案的烟贩，调查了45名涉嫌从事鸦片交易活动的官府人员。之后，又下令所有吸食、贩卖鸦片之人，必须在两个月内交出鸦片和烟具，投案自新。到六月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林则徐共捕获鸦片贩子1700余名，收缴烟膏 烟土近65万两，烟枪7万余杆，成果较为显著。对于官员中涉嫌贩卖鸦片之人，林则徐也大力进行调查、惩处，先后惩办了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及蒋大彪、徐广等下级军官。对于贩卖鸦片的外国人，林则徐也下了最后通牒，义正辞严地指出：“查尔等以此物（指鸦片）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今大皇帝闻而震怒，必尽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人民贩卖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是以持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系远人，从前尚未知有此严禁，今与尔明申约法，不忍不教而诛。查尔等现泊伶仃等洋之趸船，存贮鸦片甚多，意欲私行售卖，独不思海口如此严拿，光复有人敢为护送，而各省亦皆严拿，更有何处敢与销售？此时鸦片禁止不行，人人知为鸩毒，何苦贮在夷趸，久锭大洋，不独徒费工资，恐风火更不可测也。合行谕饬，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共交若干箱，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一面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即没收，人即正法字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第144页）然而，林则徐的谕令遭到外国鸦片贩子的抵制，林则徐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下令封仓，停止中外贸易；派兵包围商馆，撤退商馆内的中国买办、工役，停止食物供应。至此，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责令英国商人将鸦片全部交出，损失由英国政府和他本人负责赔偿。
林则徐收缴鸦片的工作至此已大见成效，至四月（1839年6月）共收缴了鸦片二万余箱。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其时销毁鸦片，是在海岸处挖了若干池子，将鸦片、石灰放在一起，当海水涨潮时，鸦片、石灰、水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灰烬，并被海水冲走，干净利落，一点残渣剩膏也未留下。
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毒行动，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的行动。然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
承平日久，清朝的八旗官兵、绿营兵已腐败不堪，没有什么战斗力。因此，鸦片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马戛尔尼的预言至此被证实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屈辱地同意了英军的一切要求。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中英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内容有七点：①准许英国商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贸易，准许英国在上述五口派驻领事；②割让香港给英国；③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行商欠款300万元，英国远征军费用1200万元，合计2100百万元；④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自由贸易；⑤赦免在战争期间充当汉奸的中国人；⑥重新订立进出口关税；⑦中英官员平等往来。
从上述内容来看，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的条款中只字未提鸦片一事，似乎不可理解。其实，英国当局也知道从事鸦片贸易的邪恶性，英国民众强烈呼吁放弃鸦片贸易，因此，他们不敢公开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鸦片贸易合法化，一直是英国奸商的梦想。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鸦片贸易的邪恶的权力。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其实原则是鸦片贸易的继续。因此，在签订条约时，英国不敢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写进条款中，而是“劝说”清廷自动放弃禁烟。在谈判中，英方的中文秘书小马礼逊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鸦片纳税进口的要求，并诱劝说：清廷每箱鸦片征收关税50元，每年进口约6万箱，清廷便可得到300万元关税收入。英国首相巴麦尊也致函英方代表璞鼎查，再次强调：“为了保证两国间长久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放在某种正常、合法的基础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希望您利用一切有利机会，使用一切有力论点，使中国全权代表深刻认识到您的意见，用征税代替禁运，对中国有莫大的好处。”因此，璞鼎查极力申说，引诱耆英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但耆英老于世故，委婉予以拒绝：“鸦片弛禁之事，目前不便遽然奏请，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勿庸绳之以法。”耆英的话表明：中国无意于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英国商船贸易鸦片也不查不禁，任其发展。这是战败者无可奈何的态度。
但是，清廷却未放弃禁烟的努力。既然不能杜绝外国输入鸦片，道光皇帝就企图严禁国内兴贩和吸食，来达到禁烟的目的。道光皇帝在谕令中要求各地严禁，他在谕令中指出：“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指耆英）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道光皇帝还是要求各地查禁兴贩和吸食，直隶等地区也惩治了一批烟贩，朝廷的禁烟令似乎还在生效。
但是，清廷战败了，五口通商，便于海外鸦片跨区域地输入中国。因此，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获得了迅速发展。仅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两口岸输入中国的鸦片，即大大高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水平。
虽然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空前增加，而清廷却熟视无睹，不敢认真查禁，不加干涉，但英国仍不满足，仍然要求邪恶的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次失败，英法联军甚至攻陷京师，火烧了圆明园。战败之辱，何以复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八年（1858）中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计有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以及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章程：海关税则》等。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被进一步瓜分，中国也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所没有得到的鸦片贸易合法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实现了。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规定：“向来洋药（即鸦片）……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章约汇编》第一册，第129页）具体税率则规定为：“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在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其民间买卖，于（咸丰）九年（1859）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李：《鸦片战争事略》卷下）至此，清廷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
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洋药（鸦片）进口迅速攀上了新的高峰；同时，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以后，上海便迅速代替偏处东南一隅的广州而成为新的鸦片最大进口口岸。1847年，上海进口鸦片约为16500箱，约占全国进口总量的一半，70年代以后，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已占全国进口量的70％以上。（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139页）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清廷禁烟政策的破产
咸丰八年的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海关税则》，明确规定了鸦片进口的合法化，但清廷仍保持征税等权。具体说来，鸦片合法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允许鸦片纳税进口（每百斤鸦片征收关税30两），但外商不得将鸦片运至五口以外的内地；第二，鸦片在内地的关税厘金，由中国自主办理。根据这些规定，清廷无法阻止洋鸦片入口，又不想让洋鸦片如决堤的河水，四处泛滥，掠走更多的白银。于是，清廷在内地关税厘金上作文章，企图通过高税政策，稍微限制一下洋鸦片的销售。
关税厘金，其实是一种过境税。咸丰三年（1853），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为了搜集军费，创办了厘金制，强征货物过境税，并在扬州之仙女庙、宜陵、张网沟等地试行，收税率为货物总值的百分之一，故称厘金。次年，厘金税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了国内货物中转税。当时，全国共有厘金局六百余所，分局、分卡则多如牛毛，难以计数。厘金局、分局、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