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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书评撒旦的视角（2）
正如大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我们完全有道理这样看待。不仅仅是在《玩笑》里，而且在《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中，甚至在《笑忘书》的某些故事里，我们都可以读到一幅完整而生动的画面——因为这幅画面是通过我所谓的私人史诗的方式来表达的 ，它显得尤其生动——，展现了捷克三十年代以及随之而来的布拉格之春时代政治背景的 画面。路德维克的“溃败”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整整一代人，整整一个民族的幻灭，他们曾经相信过1948年的“布拉格事变”，之后他们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得以一笑，然后又再一次地沉默。从这个角度来说，昆德拉小说的确可以算是对斯大林主义最尖酸的揭露之一，小说无情地拆解了种种体制，将这个巨大的骗局昭示天下。
但是为什么就此停止了呢？必须继续，必须走得更远，这样我们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如果说昆德拉的确用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捷克的历史和政治，当然，这是因为他曾经亲眼看到过这一切，他甚至被卷进去过，成为其中的受害者，成为反对派，但这更是因为从某个时刻开始（或者说从某个思想点开始），他激进地转变了，脱离了绝对的方式，有点像《玩笑》里的主人公路德维克一样，只有不再彻底地相信这种绝对的方式才能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通常把昆德拉当成一个政治作家（这是异端派的共同命运），把他的小说当成支持杜布切克政权的游行来看，当成反社会主义，反捷克共产党的游行，但是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本书所拒绝的，是所有的政治（不仅仅是右派或左派的政治体制），是政治现实本身。这里的“政治颠覆”是彻底的，它不仅仅针对这种或那种政治现实，而是政治概念本身，是偶像（就像瓦雷里说的那样，昆德拉在不止一个角度与他十分相像）政治。昆德拉之所以这样看待历史和政治，实际上，是因为他并没有用严肃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政治，而是退后一步来看，这一步的后退与科学“客观性”或者“历史客观性”毫无关系，也与反对派战士那种分析性（这些都是单纯的战术性后退）无涉，因为这是绝对的后退，无条件的后退，是无信仰的后退——与他人不同——，对于这样的后退，我们无法回头。“如果历史在开玩笑呢？”路德维克自问道。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任何一个政治家（哪怕是反对派的政治家）都不会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会消弭他们存在的必要性），这个问题自身就已经包含了答案。正是通过这个启发昆德拉，并且给了他清晰思路的问题，昆德拉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与雅洛斯拉夫·阿塞克（这是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伟人）在四十年前所写的作品相当——或者说延续。就像昆德 拉的小说展现了当代社会一样，雅洛斯拉夫的作品展现了奥匈时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真实面貌，用一种激进的方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这是只有文学才能做到的，只有文学可以在政治和历史前发出这样的笑声，可以毫不留情地把它们剥光，也就是说将它们削减到无，这不是一种逃避，而是深入，从根本上停止它们的运转，揭露它们的恐怖，而且，除了它们身上所披的不合常理的振振有辞的外衣外，它们别无辩解，因此它们在这揭露中就显得更加无耻。换句话说，如果说昆德拉的小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完全忠于当代历史的素描，那正是因为他的小说将历史，所有意义上的历史仅仅当作单纯的历史来看待：是一个潜意识的故事，一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可同时又是不值一提的悲喜剧，一个只可能被文学泄气的气球。
如果不走到这一步，仅仅将昆德拉的小说当成政治置疑来看，实话说，这就是对它们进行操纵。正如—我们还是换个领域来说，但是仍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如果仅仅把《生活在别处》当成对拙劣诗歌的讽刺，这就可以说我们是操纵了这部小 说。这种停在半途的方式，不坚持到底的做法，也许是因为——我一直都在说这个问题——如果到底会有某种过于苛刻的东西，几乎无法忍受。因为这里所要批评的（所要“颠 覆”的）不是“拙劣”的诗歌，而是——我们必须说——所有的诗歌，所有抒情的形式。
但是读者到达这样的结论必须经历千辛万苦，也就是说必须战胜许多特别顽固的抵抗，那是来自读者内心的，阻碍他坚持到底的抵抗。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好，小说会让我们真正地发笑。雅罗米尔在我看来实在可笑，先是一个被娇惯坏了的孩子，然后是一个长满青春痘的少年，这就是诗人的讽刺漫画，没有别的，我只注意到诗歌在他身上造成的唯一的变形，唯一的错乱。我嘲笑这个自认为是天才的拙劣的诗人，我平静地笑着，因为我可以对自己说雅罗米尔不是我，我不是他，他没有找到“真正”的诗歌，我的自信心安然无恙。但是很快，如果我继续读下去（真正地阅读），我的嘲笑便开始转成了苦笑，雅罗米尔与我真是非常相像，像得可怕，尤其是在对兰波，莱蒙托夫，洛特雷阿蒙，玛雅可夫斯基和里尔克的真诚的崇拜上，对于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我也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爱意，因此，此时我已经无法像当初一样嘲笑雅罗米尔了，再也不能那样平静地嘲笑他了。刚才还站在舞台上，站在我面前的小丑，来到了听众席，就在我旁边，进入了我的体内，以至于我不再能与雅罗米尔保持距离，而如果我还想（还能）继续嘲笑，我就是在嘲笑我自己。雅罗米尔的超凡入圣于是转向了我自己的，转向我自己的抒情主义，转向了我用来满足自己的诗欲，简而言之，也就是说，转向了我自己的单纯。漫画成了镜子。
专家书评撒旦的视角（3）
于是我求助于最后一根稻草：至少，我对自己说，雅罗米尔的诗歌太矫揉造作了，他自认为是个诗人，他在“客观”上就弄错了。但是真是这么回事吗？但愿我们“不怀有任何偏见地”去读（或者脱离小说来看）雅罗米尔的诗歌。他的诗歌真的那么拙劣吗？难道不是我错了吗，我坚持认为这些诗歌质量低下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意识—为了自己反对小说真正讽刺的对象？实际上，雅罗米尔的诗歌与别的诗人的诗歌具有相同的价值，他的天赋是经过公认的——。而如果我否认他的天赋，否认他的诗歌所具有的价 值，不就是为了判自己的信仰无罪，为了保全自己对“天赋”以及诗歌“价值”的信仰吗？不就是因为我拒绝承认这样的（可怕却简单）的事实：诗歌，任何诗歌，任何诗意的思维都是一种欺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陷阱，是最可怕的陷阱之一。
让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吧。遵循小说的思路，一直到这一步（到这样的耻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一路上有许多能够让我偏离，为我提供庇护，防止我受到伤害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同意小说的安排，如果我没有允许自己躲避，我将达到的“颠覆”则是最激进的颠覆之一，因为它强迫我对于自己唯一信任的东西进行置疑，我借以脱离政治喜剧和世界玩笑的东西，在所有剩下一切的非真实性被证实了之后，在所有的面具都掉下来了之后，我以为这是事实唯一真实的面孔。但是这保护板坍塌了，我又一次无可挽回地进入了无可拆解的面具之圈。
因此，和《堂吉诃德》与《包法利夫人》一样，《生活在别处》也许是迄今为止关于诗歌最严苛的否定。诗歌一直自认为是对世界进行判断，自我陶醉和自认为得到公证的私人领地。自认为是上帝最后巢穴的诗歌啊。如果有人愿意，当然还尽可以把这本小说当成是对拙劣诗歌的讽刺来读，这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好方法，事实上，小说所进行的事业要激进得多：它是要摧毁纯洁的最后城墙。
但是在纯洁，诗歌的那边还有什么吗？什么也没有。或者更确切地说，那边和这边一样。诗歌的那边和诗歌的这边一样，是无韵律的世界，也就是说，是不确定，是相似，是不平衡，是游戏，是滑稽模仿，是灵魂和身体的不协调，仿佛词语和事物之间一样，是假面舞会，是错误，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撒旦，上帝的另一面，但是（就像在镜中一样）是颠倒的，错乱的，虚假的，讽刺的，荒诞的另一面，妄图成为楷模的另一面，而且常常会取胜，并且不断因此而自嘲的另一面。从此以后，唯一逃避这另一面的方法只能是：也加入自嘲的行列。
阅读昆德拉，就是接受这种撒旦的视角，这种关于政治、历史、诗歌、爱情，以及关于普遍的人类认知的视角。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不仅仅是颠覆，它更是纯粹的文学。因为它没有提供任何认知，哪怕是关于事实的认知，我倒情愿说它展现了所有认知的戏剧性（甚至是诗歌，甚至是梦幻）；它没有做出任何判断，哪怕它也没有揭示所有判断的不足和不切实际；它没有论证任何东西，哪怕是偶然和错误的暂时王国；总而言之，它把我带到最初的意识状态，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任何的科学能够忍受和覆盖的状态，也就是说是所有的真实性与非真实性掺杂在一起的意识，秩序与最深刻的混乱掺杂在一起的意识，在这意识中，我也是别人，我还没有成为我，这一切能够换回的，不过是一声大笑，但是它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地笑一笑。
昆德拉的所有主人公，不管是叫路德维克，雅洛斯拉夫（《玩笑》），雅库布（告别圆舞曲），四十来岁的男人（《生活在别处》），助手（《没有人会笑》）还是爱德华（《爱德华和上帝》），所有这些人的生活，战斗，忍受痛苦，爱与衰老只是为了最终不可避免地达到这个结论，那就是生活、战斗、忍受痛苦、爱，事实上（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在别人眼里他们应该这样做，特别是为了这个原本应当这样却未能这样的世界，为了上帝的创造。这个结论非常简单，却具有致命的颠覆性，这颠覆性会遭到读者最强烈的反抗，因为正是这反抗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刽子手扮成了牺牲品，客体转化成了主体，影子自认为具有真实性。但是“这是人的本性”，就像帅克（Chveik）1所说的那样：“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是在自我欺骗 ”。
但是必须好好活着。。。 一九七八年
精彩书摘诗人诞生（1）
精彩书摘 诗人诞生 1 诗人究竟是在哪里被孕育的呢？每次诗人的母亲想到这个问题，她觉得只有三种可能性值得考虑：在广场长凳上度过的某个夜晚；或是在诗人父亲朋友房子里度过的某个下午，再不就是在布拉格市郊一个罗曼蒂克的角落度过的某个早晨。 诗人的父亲想到同样的问题时，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朋友的房子里孕育了诗人，因为那天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诗人的母亲不愿意去他朋友的房子，他们为此争论了两次再两度重新和好，他们做爱的时候，邻居的房门发出吱呀的怪叫，诗人的母亲害怕得要命，他们不得不中止做爱，然后两人又重新开始，在一种仓皇失措中结束，诗人的父亲觉得正是在这种仓皇失措中不慎怀上了诗人。 可是诗人的母亲正相反，她一秒钟都不能忍受在这个借来的房子里怀上诗人的念头（房子显现出一个单身汉的凌乱，诗人的母亲看见那皱巴巴的床单和床单上揉作一团的睡衣就由衷得感到厌恶），她也否决了广场长凳的可能性，她很不情愿地接受在那样一种地方做爱，一点兴致也没有，因为她觉得只有妓女才会在广场的长凳上做爱，一想到这个她就倒胃口。因此她肯定地认为只有可能是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早晨，在那个布拉格人喜欢星期天去散步的小山谷里，在一块悲怆地矗立在众岩石当中的巨岩下，她怀上了诗人。 从很多理由来看，这个背景显然更适合于作为诗人的诞生地：接近正午的阳光照耀着，这是背景之一，不是黑暗而是光明，是白天，而不是黑夜；再说这是一个开放的自然场所，因此是一个为飞翔和翅膀所准备的地方；最后，尽管离城市近郊的楼房不远，这儿仍然算得上是一处罗曼蒂克的风景，在原始碎裂的土地上遍布着突然冒出来的岩石。对于母亲来说，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具有很强表现力的景象，完全表达了她当时的体验。她对诗人父亲的伟大爱情难道不是对她父母那种平庸而规律的生活的浪漫反抗吗？她这样一个富商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