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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刂尽罚�1292年，元代至元二十九年，上海正式设县，成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出现在大元帝国的版图上，延续至今，上海的历史其实已有七百多年。上海历史文化最肥沃的一块土地，无疑就是上海镇和上海县的起点古城厢，一个圆圆的城墙围成的古城镇。它便是上海文化的发源地。 按中国城市等级制度，县城是可以修造城墙的。但是，在建县后的261年里，上海一直是一个没城墙与城池的县城，看起来更像一个散落的自由聚居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海偏安于海滨南蛮之地，古来不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反而是中原逃荒避灾之人的隐居场所。“广积粮，高筑墙”，城墙的功能主要是军事目的，防外族入侵，内部叛乱。上海很少打仗，很晚才看见兵匪，所以城墙非迫不得已才造起。而另一方面，当时的上海人“以海营生，素习武艺，并不惧海寇来犯，加之当时库藏空虚”（《上海志》），所以都认为无筑城必要。 虽然没有城墙，但近200年的时间里，上海的生活始终是宜人的。完全是田园城市的样子：河上有桥，浜里有船。水是活水，城是青城。上海人乐于家乡的田园生活，不愿离家远游，即便贵为国子监祭酒的陆深，最终还是怀想着“莼鲈之思”，倦游思归，辞官回沪。有诗描述当时的上海：“望中城郭故依依，乔木千章水合围。风动海门闻鹤唳，鲈鱼正美客南归。”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到明朝中叶嘉靖年间便结束了。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筑城（1）…（图）
元末开始，日本九州的封建诸侯、大名等纠集武士、商人、海盗，勾结中国沿海奸商、恶霸、海盗坐地分赃，在后者的指引下，不断骚扰我国沿海富庶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中叶起，朝廷政治日趋腐败，直接的后果便是海防松弛、边境空虚，因此倭寇有恃无恐，上海地区深受其苦。自嘉靖三十二年夏到三十八年，倭患历时六年之久。 历史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中国海盗王直的引导下，倭首萧显率数百人突袭嘉定、宝山。登陆后一路烧杀到上海县，劫掠满载而去。不久又聚众数千，连舰数百，蜂拥而来。上海一带倭寇络绎不绝，民无宁日。从四月中到六月末，倭寇五次焚掠县镇，一时居民死伤累累，县镇半成丘墟。” 历遭劫难，上海吏民才开始警醒，决意筑城御倭。上海有史以来的这第一道城墙，实是中华民族人性的象征，天下本没有墙，缘于来犯之敌，才不得已以垒墙防卫。从清代《上海县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县民筑城之心之坚，之踊跃，真可谓众志成城，没有真正的切痛深恨，不足以让众人自觉的几近倾家荡产来修这道城墙。且短短只用了三个月，便垒起一道长九里，高二丈的城墙。史料记载当时人们筑城的情景： 吏民竞相资助，县学博士王相尧拆屋捐地，倾家财助役；顾从礼捐粟4000石，助筑小南门；太常卿陆深的夫人梅氏捐田500亩、银2000两，拆屋数千楹，助筑小东门，故小东门又名“夫人门”；贡生张津不仅散家资助役，还亲自参加筑城，“手口尽瘁，遂病不起”（清同治《上海县志》）。上海民众踊跃担土运石，“畚插云集”，登高历险，“百堵偕作”（万历《上海县志》）。农历十月动工，至十二月一座城池便拔地而起了，“落成之日，四民欣喜”（潘笠江先生文集））
与中国“天圆地方”概念不同的是，上海城是个圆形的，泥土垒成，以县衙（今巡道街）、文庙等为中心。四周开门六座：东为朝宗门（大东门），南为跨龙门（大南门），西为仪凤门（老西门），北为晏海门（老北门）；朝宗门以北为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以东为朝阳门（小南门）。另有三座水门：肇嘉浜横贯县城，因此在东西与城墙相交处的大东门与老西门设门二座：方浜在小东门附近入城处设一座。从城门分布看，明显集中于东南沿黄浦江地带。三座水门都与环城壕沟相通并接通黄浦江。濠宽六丈，深一丈七尺。城墙上建有敌楼二座，雉堞三千六百余个，箭台二十所。海防同知罗拱辰后来又在四门上增筑敌楼四座。城东北小东门附近要害处还增筑三座高层箭台：成军台、制胜台、振武台，以利远眺黄浦江一线及浦东敌情。 如此上海完成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由城墙、护城河、雉堞等防御工事构成的正规城池。有了一道“雉堞巍峨”“金汤之固”的屏障。县城与四野隔开，成为一座规模初具、兼有政治和经济双重功能的中世纪城市。这座城堡的方位，就在今天的中华路、人民路环围的原南市区中心地带。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筑城（2）…（图）
城墙的建立，是上海县民抵御倭寇的开始。墙建成后不到一月（嘉靖三十三年正月），萧显又率数千倭寇来犯，在袭击了浦江中的崇明水师后，溯江而上，直逼小东门。围城十八天猛攻不已，并登上城外高处民房俯瞰城中。气焰极为嚣张。刚到任不久的首任海防佥事董邦政登城，命神枪手在城缺处毙敌不贷，死守城池。倭寇攻城不得，大掠四郊而去。且贼心不死，分据下沙、新场、柘林、周浦互为犄角，企图长期扼城。其中柘林一地最多时倭匪达二万余众，频繁袭击松江府城及川沙、南汇等地。 当年冬季，明朝廷调浙江参将、抗倭功臣俞大猷为金山副总兵，镇守金山卫，加强上海地区抗倭力量。从此，一董一俞，拉开了上海历史上的抗倭史志。次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是上海地区抗倭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转折年。三月，倭寇三千多人从海上围攻上海县城。董邦政出城迎敌，于浦东陆氏园斩杀敌首，大获全胜，上海军民士气为之大振。四月，俞大猷等率军攻敌不备，在王江泾擒斩倭寇近二千人，柘林寇巢为之一空，此捷即成为御倭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胜仗。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海盗徐海重据柘林为巢，五月徐指引日本大隅、萨摩倭舰五十余，从吴淞突袭上海。时董邦政正率兵离城剿倭，防守空虚，形势危急。全城缙绅商定出库银二千重赏招募勇士守城。倭寇昼夜攻城不下，最后于十八日夜绕道西南偷袭，幸好被民夫杨钿发现，急唤城中防守，城上即刻弹如雨下。倭寇不敌退却，退下时正值大潮，于城下壕沟中溺死无数。此后倭寇再未光顾上海县城，退到海上的余寇又被俞大猷全歼。1556年便成为倭寇侵犯上海的最后一年。到嘉靖三十八年，长达六年之久的倭患，终于在上海灭绝。
倭寇来犯年间，一墙之隔，上海县城内、外，换如天壤。城外沿海数百里几经劫掠，满目疮痍，昔日繁华地尽成瓦砾。而城内居民，凭藉在抗倭进程中不断加固、修复的城墙及增筑的城防，并军民齐心协力得以保全。城墙换来了一方居民的安宁生活，成为人们生存与家园安全的重要防御保障。明万历年间，当地又以巨石相垒，取代了原先版筑的泥墙。 倭患去除后，侍御史秦嘉楫在南宋上海镇顺济祠的遗址万军台上重筑三层高的丹凤楼。游人多登楼远眺江景，成为当时上海著名的八景之一：凤楼远眺。明侍御史秦嘉楫作《改建记》中这样描述凤楼远眺之景：“川原之缭绕，烟云之吞吐，日月之出没，举在眉睫，而冬之雪，秋之涛，尤为伟观。楼之胜，遂冠冕一邦。”太平年间，城墙就这样具有了怡然观景的功能。 筑城不久的上海县城，仅只是个十余条小巷的土城，但到清中叶后迅速繁荣。街巷伸出城墙，大小六十余条，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同时城内又有众多河道，诸如肇嘉浜、方浜、薛家浜、陆家浜、西洋泾浜等，都是黄浦江的支流，河道多，桥梁也多。因此当时的上海，素有“东南泽国”的雅号，城内交通运输也主要依赖水道，因此另有“有舟无车的泽国”之称，真是江南水乡之城，可以说是“东方的威尼斯”。同时作为中国南北货物贸易与运输的中转枢纽，城内商贸异常繁荣，云集各地客商，尤以善长沿海贸易的闽粤商人为主。城内还出现了许多商贸交易一条街，至今走入南市的里巷，从古老的街名中仍能寻到商贸的痕迹，如以大豆、棉花交易而得名的豆市街、花衣街，以竹木器交易为主的篾竹街等。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拆城（1）…（图）
鸦片战争，上海开埠后，城墙作为安全的屏障作用已基本丧失。城市的格局有了天壤之别。一墙之隔，城墙外原本是荒地的城北区已成为灯红酒绿，充满诱惑的租界，并日益扩展成近代大都市，而城墙内临江繁华的县城，因为十六铺码头货运量年年增长，人口不断激增，小县城内原本婉转曲折的街巷、小弄变得越来越局促，不便了。原本稀疏的小街已经盛不下两辆黄包车，人车拥挤的街道开始让这里的居民感到了烦躁。城内的各行各业与城外租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往返县城和租界人流量也剧增。而城墙由于年代久远，城基砖泥不断垒积，仅一丈四五尺高了。城门低矮，经常拥堵不堪，“车马既不能行，行旅苦不方便”。城墙已经成为县城经济发展的阻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空间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城外的广阔空间更有利于商人们施展拳脚，而狭隘逼仄已无发展余地的县城却导致越来越多的商人挟资本外逃。“南市外濒黄浦，内逼城垣，地窄人稠，行栈无从广设。城市空地尚多，而形势梗塞，以致稍挟资本之商皆舍而弗顾”（《上海县续志》）。
于是便有人酝酿拆城事宜。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提出“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变革思想。上海道台袁树勋及两江总督周馥都表示赞同。第二年，袁树勋授意绅士姚文领衔禀告上海道台，恳请“拆去城垣，环筑马路”。新任道台支持了这个谏议。但是一些保守的商民却坚持“古物不可动”。认为城墙可“保全地方，以弭隐患”（徐珂《清稗类钞》）。他们成立了“城垣保存会”，并电请两江总督禁止拆城。由此便产生了拆城派和保城派之争。 争议多年后，光绪三十三年，士绅董曹骧等出面调停，提出了不拆城墙，但增辟城门，好让车马入城通行。但效果仍然不大。于是第二年，再也坐不住的总管市政的总工程局召集城内拆城、保城两派绅商，在学宫明伦堂内开会，专议拆城一事。拆城派代表李平书、姚文等列举了拆城筑路三大作用：一可使上海交通、商业大发展；二可阻止法国人侵略扩张；三可一劳永逸，造福子孙。而保城派则依然竭力反对拆城，但他们情知“理论不足以取胜”，便换以武力抗衡“情势汹汹”，威胁对拆城派人“飨以城砖”，于是会议一哄而散，无果而终。拆城被搁置，增辟门之议则经督抚两院批准。宣统元年（1909年）新辟尚文门（小西门）、拱辰门（小北门）、福佑门（新东门），并增高拓宽宝带、朝阳、晏海3门。至此上海共有10座城门，但并未根本改变拥挤闭塞局面。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拆城（2）…（图）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李平书、姚文等拆城派又重提拆城一事，并召集了南北绅商及商团、救火会成员在救火会大楼开会。李平书强调拆城有利无弊，认为“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墙之望矣！”2000多名与会者一致赞成，无一人有异议。姚文等随即呈文苏、沪都督及上海民政长，强调为上海商埠的兴盛，“非亟拆城不可”。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李平书以上海民政总长身份批复呈文：“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1912年1月15日《时报》）。之后上海市政厅设立城壕事务所负责拆城事宜。1月19日正式开工拆城，先拆除城东道署东首及城南救火会前两处城墙，然后从城西北顺城而拆，城壕下埋设瓦筒，作为阴沟，在填壕基础上修筑环城马路。期间，一些城壕租户拒不迁让，并组织“保产公会”阻挠拆城，继而要求缩窄路面，使工程一度停顿，结果小东门城基到丹凤路一段路面被迫缩窄；北侧城壕邻近英国士兵坟地，英国领事要求改道，最后以“让路换地”了事，工程才得以继续进行。大境阁下30余米城墙及现在妇幼保健院内30余米墙根未拆除。民国2年6月北半圈筑成马路长850丈，名“民国路”（今人民路）；第二年冬南半圈筑成马路长800丈，名“中华路”。路面从中线划开，外半边属法租界，铺以长条石；里半边属华界，铺以碎石。 城墙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