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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东运抵上海的豆麦数额巨大。豆以豆油、豆饼、大豆为主，由牛庄（今营口）、天津等口岸装载。另外，还从山东运回枣子、水果、腌腊制品、线粉丝等土产。而布、茶叶等南货也由沙船载往北方返销山东、直隶、关东一带。这条就是上海港的北洋航线。这条航线货运数量属大品种多，在当时上海各大航线中占据突出地位。北洋航运，除上海本地船户有所参与，较多的还是山东商人，其中，胶州、登州等帮派的船商都具有很强的势力，甚至能与上海税行协议航运贸易规则。道光七年（1827年），来自西帮及胶帮、登帮、文莱帮、诸城帮等船商代表，连同上海税行共同集议“关山东各口贸易规条”，制定航运贸易规章。 随着港口贸易的逐年扩大，客商在上海的势力日益壮大。宁绍、潮州以及泉、漳等地的商帮很早就意识到要在上海立足发展，必须设铺列肆，买房置地，“计在久长”。早在乾隆年间，潮州人便在上海县城内外大量购置房地，位置大约在上海县城小东门外一带，靠近黄浦江，便于商人们进出港口。几乎与潮州人同时，泉、漳两府客帮集会公议，捐资置买大东门外浜浦房屋基地，并很早建立他们的同乡会馆。于是县城东门外一带成了闽粤一带客商集聚之地。 从籍贯来看，近代上海开埠以前，在上海的客商除个别来自内陆府县外，大多数是沿海数省的商人，主要来自闽粤浙鲁。与因大运河成为“百货聚集之区”的苏州相比，苏州的往来商贾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内陆省份多，而上海完全靠着海船、海运吸引了沿海诸地的商帮。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第二拨上海异乡人（图）
江浙商人兴起，各地难民、流民 如果不是太平军与小刀会的出现，造成上海客商与移民的大洗牌，顺着清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沪的广东人毫无疑问会成为沪籍客民的主力军。 开埠后的上海，洋人和商人纷纷来沪，原本在广州贸易的也转向上海。广东的买办商人看到这种形势，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所以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于达到三分之二的惊人比重。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广东商人同样极其敏感，对上海产生浓厚兴趣，易地而来。 广东人、福建人与上海人相当不同，几位细心的外国人很快就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他们看来，“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而上一世纪来华的外侨，却只跟广东人十分相熟”，“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 广东人到沪的特点是线拉绳团式的发展，因家族、宗族、邻里关系，互相牵引，像滚雪球一样，人数越来越多。有名的买办、官僚商人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家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在沪任宝顺洋行总办；四叔徐瑞珩在沪经营绿茶业，徐润即由其四叔于1852年带到上海；徐润跟从小叔徐关大于1855年到沪当礼记洋行学徒；1875年徐润在沪举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臣、笏臣、赞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斋等人，可以看出他的家族在沪人口之众。香山唐廷枢、廷植、杰臣、纪常、廷庚、国泰也都在沪经营生意。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也在上海做柯化威洋行买办。 然而19世纪中叶上海本地发起的小刀会，由于主要首领刘丽川、陈阿林、林阿福、李咸池都是客居上海的广东、福建人。小刀会起义也始终以闽广籍商民为主体。因此，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之后，闽广游民便在劫难逃。清政府制订的一系列“善后”措施多达18条，都“以清厘闽、广游民为第一要义”，对福建、广东籍居民进行大清洗。直接导致了广东、福建帮在沪势力的重创，他们在上海客籍商帮中的优势地位逐渐被江浙商帮所取代，居民数量也锐减。 从此，上海再也不是广东福建移民的天下了。小刀会被镇压之前，广东在沪移民约有8万人，福建籍移民约有6万人，之后闽广两地移民数量急剧下滑，到1885年，公共租界内的广东籍移民仅有21013人，福建籍有708人。与此相对应，江浙籍移民人数迅速增长，逐渐成为客籍移民的主体。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难民来了（图）
历时17个月的小刀会的结果，使广东、福建人暂时离开了上海。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掀起，却使这里成了全国的避难所，人满为患，上海因为租界这块“安全区”的存在，几乎成了全国各地的难民所。 太平军的江浙战事以及于1860年6月及1862年1月、5月三次进攻上海，兵临上海城下，一路袭来，强力冲击了原本富庶的江南，以前人口稠密的江浙地区变得一片荒凉，“各厅州县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大量人口外逃避难，涌入上海租界及城内。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作为江苏籍商人，明清时代素有“钻天洞庭”之称的苏州洞庭商人在这股声势浩荡的人口大迁移中避难来沪。严国芬在《洞庭东山会馆记》中说：“初我山人素善贾，精华萃江皖淮河间。前清咸丰朝，发匪蹂躏东南，商业荡然，征贵贱，群趋沪江，迨苏城陷，东山继之。。。。。。”江浙两地的其他商帮结集来沪也与洞庭商相似。他们的到来，使上海的江浙移民势力迅速壮大，逐渐成为上海客籍移民中最有影响力的移民群体。 在“丛集沪上”的难民中，除了较邻近上海的周边邻县、苏南、杭嘉湖等地来的难民，宁波及浙江其他县市来的难民，也有从远道而来的安徽、江西、福建、山东等地辗转来沪的难民；有中等殷实之家和万贯家私的官绅、地主、商人及并不富裕的文人学士，也有成群结队的贫民，都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海。1862年五月初，太平军围攻嘉定、浏河、昆山一带，“得生逃者，自昆山以东俱向沪地而来，蒲汇溏、漕河泾、老闸、徐家汇诸港口尽塞难船”。逃难人数之多，一度使“昆山河路为难民挤断，不能往返”。据说，最集中时，市区每6个居民中就有5个难民。 近郊的难民在战事稍平息时可还乡暂住，绝大部分难民则栖身艰难。黄浦江、苏州河、洋泾浜及大大小小水道上排列着各式难船，市内各处空地上盖起竹棚、草棚，在今天河南路以西，浙江路、湖北路以东的地段内，到处是像蚁巢、蜂巢似的简易窝棚，至于风餐露宿者更是比比皆是。
小刀会与太平军战事，对上海的社会与人口变迁造成深刻的影响，上海城市发展的趋向和重心也由原来的城厢北移租界。上海客籍移民的构成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江浙商民逐渐取代了开埠初期闽广商民在上海移民中的传统地位和经济势力。上海的城市空间有了大幅度的拓展，在城厢和租界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众多的新市镇。上海也便迎来了不久后的破城发展。 700年过去，广东人、福建人、江苏人、浙江人、山东人、洋人。。。。。。是近是远，是爱是恨，无论哪一拨人，都从黄浦江边上岸，来到了在这片老城厢，他们来过，看过，经历过，生活过，也离开过。是这样的一组组身影融铸了这一地方的文化和这一地人的气质、风格包融、精明、视野开阔、务实。他们称作为“海派”。直到现在我们都还能听到他们的后代在这条条小弄中，调拨欣赏着自己的故地之音：宛约的苏州评弹、清亮的粤剧、曲折宛转的宁波滩簧、悠扬的越剧、高亢激昂的绍兴大板、爽利的山东快板。。。。。。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集市（1）…（图）
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常是以一个小小的触媒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华埠—上海十六铺的繁华，应该就是从这只小小的沙船开始的。很多人并不知道，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三桅沙船还被这个城市定为市标之一。 沙船！沙船！ 1995年1月23日，一代沙船巨商“郁森盛”号的后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重游故地，踏看了上海旧城墙遗址大境关帝庙，并出席了一个小小的上海城厢历史旧展，但是这个展览却与他的家族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有关。咸丰五年（1855年）小刀会被清军镇压后，上海城市经清兵纵火洗劫，连烧三日，城厢三分之一街坊被毁，县城几乎沦为废墟，城市遭到严重破坏，急待修复重建。当时清廷国库空虚，多用来镇压太平天国，没有足够资金来修复城市，上海城内众多富商又因小刀会起义蒙受重创，无力筹款修城。唯独郁森盛的沙船商号出资20万两，部分作灾后善事，部分用来修复城墙。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能看到的旧城墙上仍嵌有少量钤有“咸丰五年上海县城墙”字样的城砖，就是当年郁氏修城的见证。
2004年底的一则新闻称：老城厢上海一代船王清代沙船巨子郁泰峰的旧宅，在沉寂了近一个世纪后，又被重新发现。专家称，“郁家大院”建筑风貌、建筑艺术匠心独具，应予以保存修缮，尽快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这座位于南市区乔家路东端“三进九庭”的郁家大院，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虽经风雨侵蚀、战乱破坏，却基本保持完整，朴实中显得豪华，凸显江南大宅风貌。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快要被人遗忘的院落中，却曾住着中国近代史上名噪大江南北的二品红顶商人、宜稼堂藏书楼主人、沙船巨子“郁森盛”号创始人郁泰峰。 沙船商为什么能够如此富甲一方呢？这是与十六铺这个中华第一埠成为南北货运集散地分不开的。 如果拉一根绳子去量量中国的海岸线，上海大致就在这根线的中间，于是它就先天的占地理优势加上后天不断完善的港口条件，使它成为20世纪的东方第一大港，不但承担中国本国的南北货运交融中心，还成为东南亚周边国家大宗商品的物贸交易的集散地。北方的大豆、豆饼、油料、肉类、小麦、药材、木材、水果。南方的糖、胡椒、海参、燕窝、苏木、烟、甘薯、咸鱼、玻璃、肥皂。日本产的银、铜、海货、漆器、珍珠，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鱼翅、象牙、藤器、樟器、檀香、玳瑁、洋红、鸦片等都汇在了这里，完成它们南来北上的交易。 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造成上海强势贸易中枢的一个核心，其实是棉布。 “沙船之集于上海，实缘布市。”上海是海内优质棉的产地。上海出产的棉布，厚实耐用，从元代起就很闻名，“松（江）太（仓）所产，为天下甲”，而上海的棉布又“甲于松太”，明代就销行“秦、晋、京、边”、“湖广、江西、两广诸路”，外国人称之为“南京布”的这种布匹，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曾大量转销到美国、拉丁美洲和西欧等地，驰誉国外。如1809年从中国运到美国的这种布匹达三百七十六万多匹，1819年达三百十三万多匹。英国商人从1817年到1827年每年自中国输入布匹多达八十万匹，少也有二十万匹。甚至在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也描写了一位穿着“南京布”的长裤的纨绔公子，可见中国手工织造的土布影响之大。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集市（2）…（图）
由宋至明，正由于不断地普及推广，上海县及其周边的松江府棉纺织业日益兴盛，产量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好，松江棉布在全国声誉鹊起。叶梦珠《阅世编》：“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松江府志》载：松江人“俗务纺织，他技不多”，所织的精线绫、三梭布、绫纱方巾、剪绒毯“皆天下第一”，“吾乡所出皆切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 明代，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外地商人纷纷到松江来收布，布商挟重资而来，白银动以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以致明代的小说，如《金瓶梅》等，都有到松江贩卖棉布的情节。松江棉布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棉布贸易在上海的南北贸易中有重要地位。是形成上海南北贸易频繁，“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的重要原因。南市的花衣街就是当时专营棉布生意的交易街。 清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上海港已形成多条航线：北洋航线、南洋航线、长江航线、江南内河航线以及海外贸易航线。所谓的南洋、北洋，是指古代中国一直沿用的称谓，南北洋的界线其实就是长江。古代习惯上将长江以南的洋面叫作“南洋”，长江以北的洋面叫作“北洋”。
南北洋的海面航运条件是不同的，北洋水面多沙洪，海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