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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陈牧的这些话，觉得似乎有道理，我对陈牧说：“再好好调查一下。”接着陈牧又到张国卿、项迺光那里游说。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形势。到了3月，张国卿、项迺光及袁晓轩几个人一研究，决定把李文宣秘密处死，（这件事我不知道。）决定好了之后，给南京保密局去了一个电报，南京回电照准。
3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我一进办公室，军用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耳机，对方问：“你哪儿？”我答：“督察处。”“你是什么人？”“我是勤务兵。”“找你们处长说话。”“处长不在。”“请督察长说话。”“也不在，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回来告诉他们。”
“你们的人在卡哨外，我们新七军三十八师的防地上放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你给处长公馆打电话吧，他的电话是××××。”
我放下电话，心想又行动什么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加多问，免得麻烦；再一想，如果我们督察处的人在外搞出事来，我能没有责任吗？况且我们这些人都是亡命徒，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敢干。我想给张国卿打电话问一下情况，但我又犹豫了。
第二天一上班，张国卿对我说：“李文宣是奸匪派过来的，昨天下午把他行动了。”
“怎么布置的？”我问张国卿。
“昨天下午我把李文宣找来，对他说，‘袁晓轩有一些部队在南关外，叫我们派一个人去给这个部队讲话，你去吧。袁晓轩也派两个人同去。’说完又给他拿了一些路费，打发他与王厚甫、刘士培二人一起走了。他们出了卡哨，走到无人的地方，王厚甫在李文宣身后开了枪，枪一响新七军的士兵来了，把王厚甫、刘士培逮捕，带到一个团部。后来给我打电话才把他们二人放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越听越不满意，作行动不通知我，难道我还能泄漏机密吗？张国卿说：“昨天找你没有找到，听说你到中央银行去吃饭，现在你要做善后的事情。”
过了两天韩瑛来见我，她说：“文宣去了几天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怎么了，督察长，您有信吗？”
“据说他到那个部队的晚上，八路派不少部队进攻，他被俘了。我怕不可靠，今天派人去调查，证实之后再告诉你。不要着急。”
韩瑛是哈尔滨有名的歌手，红极一时的韩小姐。后来嫁给李文宣，生了一个小女孩，才一岁。今天我看到韩瑛眼泪汪汪，心也有点难过。我这样欺骗她感到太不应该。
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我对她说：“没有调查清楚，家中的生活，我告诉总务科陈科长给你想办法。”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条子，叫总务科给她发200斤小米，及李文宣4月份的薪饷。这样又把她骗了一次。以后韩瑛又来一次，我对她说：“八路抓去也不会杀了，将来我们抓了八路的干部和他们交换俘虏。”到6月份，韩瑛从督察处的职员宿舍搬出去了，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丈夫被杀了呢？
陈牧害死的人多了，今天如果真的枪毙他，我认为很公平。
如果印匡时被枪毙，我认为是陈牧咬的。陈牧充侦审室主任时，一切公事皆要经过秘书室复核，就是说要经过印匡时修改文稿。有的时候印匡时把陈牧的稿子也给改了，陈牧不同意，俩人便闹意见。张国卿与我给他们从中解说，也没有使他们和好。印匡时认为：“陈牧自以为是，有的地方不通，我当然要改。不能把公事拿到别的机关，叫外人耻笑我们不懂公事。认为督察处无人。”其实印匡时只在公文上咬文嚼字，其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空牌位。督察处抓人、杀人的勾当，他无权决定。只能在公事上看到。但是按例行公事他需要在这些抓人杀人的公事上签字。这次被捕，陈牧便咬他一口，陈牧在坦白时说：“我签的杀人公事，都要经过印匡时审核。他不同意，我的公事不能出手。”这样说就加重了印匡时的罪恶，又加上印匡时坦白得不好，就注定了自己必死。
还有郭子襄，我第一次作证，就是郭子襄的罪恶。
有一天，郭股长把我提到一个屋子。我进屋一看是郭子襄，督察处少校督察。他带着一副大脚镣，脚镣上还有一个铁球。
郭股长对我说：“关梦龄把郭子襄的血债说一说。”
“1948年3月他在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充少校参谋时，在米沙子抢老百姓粮食，打死了两个老百姓；1948年7月初，督察处在南岭秘密杀害地工人员10人，有他在场，是我指挥的。”
“郭子襄听见了没有？”郭股长问。
“他说有，就有，反正我没有杀过人。”他表现很顽固的样子。
我说：“郭子襄你到今天还抵赖什么呢？我们杀的人都挖出来了，杀人的刹子手多数被捕，你还这样顽固，没有好处。”
我在讯问记录上签了名字。在事实面前还如此抵赖，郭子襄可谓是个顽固蛋。
他们三个都是督察处的。如果今天枪毙，督察处就被处决了三人。
我在屋子里看到窗外的天空，阴暗凄凉，使人感到忧郁。到晚饭的时候，看守战士才把黑窗户打开，他们脸上的表情也不那样紧张了。这一天不比寻常，真不容易过呀。
第二天早饭后，又提我到前楼写材料。
陈青波说：“早饭后，看守所把《长春新报》发下来，我一看开大会枪毙人，有五个。一个工人说，给这些人点天灯也不多！这条消息我还没看全，看守所的人就把报纸收回去了。”
“我们小红楼提出去四个，陈牧、印匡时、郭子襄、张逸民，那一个是谁呀？”我问。
“姓苏的，是建军的土匪，听说这个家伙的血债很多，昨天圆楼只走他一个。”李秉一说。
大家都感到很空虚，坐下来写材料，心老是沉不下来。
“咳！印匡时是贵州人，一把骨头扔在了东北。”我感叹道。
李秉一也很恐惧，解放后他潜伏在一个大车店，在那儿被捕的。他说：“在大车店把我抓着，用木棒子把我好一顿打。我是被捕来的，所以危险成分多。”
在座的九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危险，我最后说：“好了，咱们不谈这个，写材料吧。”
写材料，一个接一个
一个材料写完了，又写另一个材料。郭股长要我们把长春的军统和中统组织制成一个表。军统的有我、李秉一（保密局长春站秘书兼人事主任）、中统的有李树中（长春参议会议长）、李芳春、徐克成，还有一个日本特务叫竹中，专门能制表，共六个人完成这个材料。十来天就写完了。
写完材料的这天下午，我们等着郭股长的吩咐。11月，天气冷了。我倚在楼窗看着大街上的行人，十分羡慕。大马路上的汽车不断地奔驰着。想到一年以前，我出口是令，长春这个城市，我可以一个命令把全市交通封锁起来；警察、宪兵、特务，一齐在督察处的领导下进行户口大检查。可是现在，我大小便都不得自由。人哪，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郭股长回来，叫我们把个人的东西搬到小红楼上的一个大房间。他对我们说：“这回小自由，在屋子里可以随便活动，看书、写材料都行。关梦龄这回不用照相了吧？（我曾说在监号里坐着，一动不准动，等于长期照相。）这是对你们的宽大，与别的犯人不同，你们要知道。”
郭股长走后，我对徐克成说：“咱们写一个决心书吧，前一段是感谢共产党对咱们的宽大；第二段写今后一定要立功赎罪，努力争取，回报政府的宽大。”
徐克成说：“你起稿吧，我缮写。”
我拿起笔来就写：“我们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犯，深知百倍努力也不能赎罪于万一。但在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下，我们得以复生。感戴之情无法形容，今后只当……”写了两页，由徐克成用仿宋体复制两份，一份呈给政府，一份我们贴在墙上自勉。
12月初，我们从楼上搬到楼下的七号监房。现在楼上楼下的犯人很少，都走光了。军统这些特务除了我一个人，各屋都空了。楼上只有一个尚传道，楼下还有王心一等几个少数军统电务人员。他们都到哪去了？徐克成说到吉林去了。这么多的人，到吉林？我无法判断。
有一天郭股长与我谈话，我说：“陈牧他们五个都枪毙了，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他问我。
我就把写材料时候，听陈青波说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接着我说：“枪毙的这五个人，论地位都没有我高，论罪恶也不一定比我多，只是陈牧严重。他们都枪毙了，我还不应该枪毙？我没有死，这是政府的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内心充满感激。”
“你有这些认识是好的，但是枪毙与不枪毙不在反动职位高低。反动职位高肯定罪恶大，但是与争取的情况，靠拢人民的表现都有关系。看问题要全面。逐渐你就会明白了。”
接着他又叫我与徐克成绘制长春的各特务机关的系统表。表的内容都是政府拟好的，我们照写。徐克成的字写得好，他写的仿宋字如同印的一样。他写，我校对。共有三十多张表，每张表上都有阶级、职务、姓名，被捕的有“△”号，未被捕的没有记号。郭股长对我们说：“你们看到这些表，不许乱讲。”
这些事知道不应该讲，这是政府的内部材料，政府叫我们整理是相信我们，也是一般犯人所不能做的事情。自己又想，这样事做多了，是不是能放我呢？不怕我把这些机密带走吗？于是又有了疑惑。
我们这屋五个人，日特竹中是日本关东军的中尉特务。“九？三”之后，军统的军事联络组组长刘精一留用了他。他的俄文好，在伪满时期做苏联的情报。
徐克成在伪满时期给汉奸于静涛当秘书官，于静涛是北满合江省省长，徐克成的日文好，当翻译。竹中说：“徐先生的日本话与东京口音一样。”
李中候是小特务，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喽啰。不知怎么回事与我们关在一起。大概交待材料表现好，这个人什么也不懂。
李芳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分区主任。这个人一身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他的日本话虽好，但赶不上徐克成。伪满时期他受的奴化教育太多，中毒太深，不像一个中国人，真可气。
快过新年的时候，我与徐克成说：“我们住这样舒服的屋子，象小办公室一样，有书看，有烟吸，在屋内有自由。我们应该用行动来表示对政府的感激。我提议，我们检举揭发长春的一切坏人，不限于军统、中统这两方面的，伪满的特务、青帮头子、地主恶霸、日本翻译、建军头子，都检举。以此迎接1950年的新年。”
徐克成、李芳春、李中候都同意。于是我就开始写起这方面的材料。他们比我写得多，因为他们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多。这份材料写得较好。郭股长认为还可以继续写。
要过新年了，我们希望能吃点肉。新年果然吃了两顿肉。年算过去了。我说：“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出有门，入有门，回家无门。”
过了新年就是春节。除夕，郭股长调李中候到十一号监房，徐克成调到一号监房。我听见了他俩的咳嗽声。过了两天，我明白了，他们到监号是去做工作的。在特务机关这叫狱侦，旧社会叫“坐班探”。我心想，李中候懂狱侦技术吗？没叫我去，是不是自己改造不如他们？内心不愉快。
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春节的肉，在除夕以前就吃了。听说大厨房锅少，先叫我们过春节，到了春节，干部改善。想到活了34岁，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这还是第一次。然而作反革命犯不也是第一次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人作异客的心情，今天我作犯人更加倍思亲人了。过年家人不能团聚，自己被押，亲友自顾不暇，门前冷落，势所必然。家中凄凉景象可想而知。想到1946年的春节，我以接收人员的身份回到北京，自己兴高采烈，家中喜气洋洋。今天共产党的干部过春节一定是举家团圆，欢天喜地。我，我的家则是在悲哀失望中度过佳节呀。我想得很多，最后我想到被我杀的人，这些人的家属又怎样过春节呢？我不敢再想了，我能活着就算万幸，不能胡想了。所谓“知足常乐”，不知足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正月十五日早上，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