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泡沫破灭之后，每个参与者都遭受痛创。
美国的农民、商人，以及资本充分且有独占权的寡头是不是具有天然优势，这个问题最后已不再重要。一个建立在神话上的泡沫，使得事情的真相毫无意义。这是因为，泡沫是在怀疑的滋养中变大的。这似乎很荒谬，因为今天的怀疑者就是明天的支持者。股价在500美元时不愿购买的那些人，在股价升到1000美元时会被人嘲笑，在股价升到1500美元时会被人唾骂，在股价升到2000美元时，他们肯定会不顾一切地购买。因为亲友们庆祝收益的狂欢场面会让他们无法承受。随着泡沫变大，故事也流传得越广，因为购买者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护，他们要说服更多的人相信这个神话。只有当故事的真相广为人知，价格才会到达一个平台，然后垂直下落。怀疑主义，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时才彻底消失。
点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那股狂热，把许许多多不太可能成为明星的人物推上前台。下面讲述的传奇并非这个热潮的全部。更大的故事，是即时通讯和无所不在的电脑即将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自由；人类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黎明等等。这样的宏大故事，即便找不到独一无二的说书人，至少也有一个突出的斗士，他的名字就是路易斯·罗塞托（Louis Rossetto）；他的平台就是《连线》杂志。
《连线》 第一部分第一章 从零开始（1）
有10年时间，路易斯靠一些零碎工作维持生存：为杂志写故事、做做木工……简·梅特卡福回忆说：“我从来不会不留痕迹地经过。”……即将35岁的路易斯：世界巡游的生活方式似乎将持续一辈子，年轻气盛的流浪会变成习惯性的无家可归。
路易斯·罗塞托有种奇特的魅力。他就像一块磁铁，越靠近吸引力越强。当他张开嘴巴，远处的听众可能会不屑一顾或半信半疑，但他马上会把人们的注意力拽过来并紧紧抓住。他似乎总比屋子里的其他人更博学。阿富汗他有眼线，在斯里兰卡也有联络人。他会荷兰语、意大利语，还会葡萄牙语。他讲话特有条理，而且表达观点时会停顿一下，平静地等待回应，这种奇特的说话方式，让人不得不说些赞同的话，但心里并非真的相信。以后产生矛盾和麻烦也在所难免，有时候对方甚至会成为他的敌人，对他怀恨在心。
约翰·普朗奇特（John Plunkett）第一次瞥见路易斯时有些心慌，当时他是透过巴黎安茹河岸一栋精致办公楼的窗户看到路易斯的。约翰个头高大，老是装出一副很安静的表情。之前，约翰一直在纽约工作，为大公司的财务年报做美术设计，他说那是“用画笔捣鼓一些狗屁东西”。不过，此时的约翰生活拮据，正在找工作。他在《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上看到一则招聘美编的广告，预约后决定到这家公司看看情况。大楼前停了不少卡车，遮挡了视线，他只得穿过大街，从窗帘的缝隙往里瞧。桌上放了一台微型电脑，橙色的屏幕，上面的黑字太小，看不清楚。屏幕前坐着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在这个石头墙、六面窗的大楼里面，这人看起来有点像嬉皮士或流浪汉。他突然转过身来，直盯盯地看着大街。这空洞的、对人视而不见的表情，把约翰吓了一跳，他马上离开了。后来约翰说，这次遭遇其实预示了以后发生的事情。不过路易斯·罗塞托当时的表情没什么深意，巴黎的秋天黑得早，他不过是在反射的玻璃上看到自己的脸罢了。
进入真实投资公司（Real Invest）工作后，约翰曾自我安慰道，公司业务出了问题，美术设计应该不会被牵连进去。真实投资公司从事一种不连续的金融操作，为美国的个人客户提供银行服务和无法追踪的欧洲投资，这些人都希望自己的资本收入逃避国内税务局的控制。后来，老板比尔·西格尔（Bill Sigal）在警察到达前一刻逃离巴黎。约翰早就觉得他是个危险人物，这人从中西部乡下人（这些人被他简称为“牙医”）那里抽走现金时显得自以为是、残忍无情。不过，约翰的任务只是重新设计公司的客户期刊——《全球扫描》（Globescan）的美术风格。他不应该为西格尔公司臭名昭著的行为负什么责任，他该说的，已经向公司类客户的股东作出了说明。
后来约翰说，“真实投资”其实是“那些正在寻找天使的异乡无业游民的诱饵”。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人真是无业游民吗？那个从窗户里头吓他一跳的人，倒还真是一个游荡者、一个特立独行的家伙、一个来自另一时代的人、一个政治流放者。不过，如果“无业游民”这个词的意思不止是流浪的话，那么他真是一个游民：不羁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说仇恨权威，把恶意破坏当作乐趣和生计来热爱。把这些过时的东西揉到一起，你还是得不到准确的形象，因为老式游民——摇摆不定、无家可归、全世界大工会（one…big…union） 的拥护者——是资本主义的敌人，而路易斯·罗塞托却是哥伦比亚大学商业学院的硕士，专业是营销和融资，业余时间对“干草市场暴乱” 有所研究，还大量阅读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多年以后，当两人的合作给约翰带来国际性声誉和深深的私人怨愤时，他仍然记得他俩的第一次见面，那是他一生中最有趣的一次交谈之一。
路易斯是《全球扫描》的编辑，他独自完成拼版工作，在微电脑这一新工业中他用的是最原始的工具。就这一点而言，他继承了深度创新的传统。他父亲曾是默根特勒莱诺排铸机公司（Mergenthaler Linotype）的职员。这家公司的创建者，默根特勒（Ottmar Mergenthaler），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自动排铸机。莱诺排铸使得报业发生革命性变化。20世纪50年代，路易斯的父亲参与了第一台电子照相排版机Linotron的开发。当路易斯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时，排字印刷已经从闹哄哄的印刷厂转移到出版社的生产部，甚至直接进入小型出版社的编辑部。
《连线》 第一部分第一章 从零开始（2）
路易斯恰好具备了利用这一传统的有利条件。由于天性好奇和固执，他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固性格，也不会轻易屈服于他人意志。他在长岛郊区的大颈镇长大，邻居多是富人、犹太人，政治上主张自由主义。而路易斯是意大利人，家庭也很保守。当他1967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向往“民主社会”的学生们正试图关闭大学，而他则宣称自己支持尼克松。那一年警方和校园革命者发生了争斗，警察打了学生，连同旁观者。路易斯·罗塞托看着哥伦比亚大学的危机一步步发展，自己则完全投入政治学研究，他沿着保守主义的血脉一直向外延伸，最终到达最纤细的毛细血管。在那里，右翼的流放者——自由主义，和左翼的流放者——无政府主义者，两者混和到一起。有很短一段时间，他是哥伦比亚青年共和党的主席，但很不受欢迎，因为他是一个头发蓬松的反战捣蛋鬼，和这个党的主流完全脱节。最终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去投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杂志——《废除主义者》（Abolitionist），这个杂志要废除的是政府。路易斯站在齐腰高的桌子上，在活版机器的背面弄上热腾腾的浆糊。他知道，排字印刷技术的进步，除了给排版工人带来舒适和方便，还有其他意义。他知道，廉价的印刷术是反抗的工具，但这个反抗并非他的同伴想到的那种反抗。《纽约时报》将路易斯视为新型激进分子的代表，把他做成封面人物。在这篇报道文章里，路易斯反复重申自由意志论者的口号：“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的国家正在对你做什么。”
从左的幻想中醒悟，这已是陈词滥调，不过在这10年的转折期，路易斯受到一个不那么招摇的潮流的影响：从右的幻想中醒悟。毕竟，右翼看起来的确是正在失去革命的那一派。当商业力量与反正统文化的思潮达成和解，仇恨罗斯福、反对新政的思潮，以及小城市商人都走到了尽头，你一定想知道，那些想要继续老派共和形象、如此不合时宜的人们到底会遭遇什么。这些人包括粗俗的、像传奇故事一样类型化的个人主义者；被所得税剥夺了财富积累权、野心勃勃的明日权贵们；属于1968年（属于尼克松总统）的聪明男青年和女青年们（他们的活动空间被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和共和党的价格管制弄得所剩无几）。没有人知道，那些不惧风险的创业理想还会不会回来。而里根总统还要10年才会出现。
路易斯关于政府应被废止的观点并不受人欢迎。本科一毕业，他就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但在出名之前，他认定自己不会给无趣的美国公司干活。接着是水门事件。这可是件激动人心的新闻。社会冲突往往给特殊天才打开了大门。就在电视直播听证会的时候，路易斯逮着这个机会逃离了日后进公司的生活轨道。素材就在面前，他花两个月写出一本小说。这个粗糙简陋的小说名为《接管》（Takeover），故事的背景是尼克松的一次政治反击，里面有一个关于性的场景，有一出追逐戏，还宣讲了一大堆政治理念。
1973年12月，年轻的小说家来到他父母在长岛的房子，等着书商的召唤。当时没什么人愿意购买这个书稿。气温为华氏31度，还下着雨。午夜时分，所有的树枝都覆盖着一英寸厚的冰雪。他躲在被窝里，听着柔弱树枝被雪压断的吱呀声。他似乎注定要走上公司职员的职业道路。第二天早上，他看到一个冰冻的世界，遍地断树残枝。电话铃响了，一个叫斯图尔特（Lyle Stuart）的小书商同意给他出书。稿费微不足道，在该书出版之前尼克松已经辞职，一切笑话烟消云散。不过这已无关紧要，路易斯已经有了间谍般的伪装，有了面对公众的装束。而且，在进入和离开这个国家时，在入关表单的职业栏上他可以填点东西了，现在他是一个作家了。
有10年时间，路易斯靠一些零碎工作维持生存：为杂志写故事、做做木工。他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但总能赚到足够的钱。他的运气出奇地好，总是出现在冲突地区，并马上遇到混乱局势。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勇敢的人根本无需为吃饭发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到了罗马，协助索里纳斯（Piernico Solinas）拍电影，并替这位副导演写了一本关于《暴君卡里古拉》（Caligula）拍摄过程的书。《暴君卡里古拉》是一个大型情色片，编剧是郭尔·维达尔（Gore Vidal），导演是无政府主义者、色情导演丁度·布拉斯（Tinto Brass），该片由鲍勃·古辛（Bob Guccione）出资拍摄。《暴君卡里古拉》投拍时正是性革命的颠峰时期，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著名导演为表达姿态，会让演员在戏中做出种种出格的色情动作。他们写的书《极至色情》（Ultimate Porno）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所谓的权威只是一个幻像，那些确定无疑的等级制度其实很容易被充满自信和冲劲的个人所劫持。这是一个值得牢记的教训。
路易斯似乎对即将爆发的革命具有一种奇特的预见力。在光辉道路派（Shining Path） 起义之初，他来到秘鲁。在泰米尔（Tamil）叛乱爆发时，他到了斯里兰卡。在“红色旅”（Red Brigades）进行爆炸和绑架时，他来到了意大利。他并非有意追逐骚乱，但他从不胆怯，好奇心又强。在阿富汗做自由记者时，他报道了反苏联的伊斯兰圣战游击队（Mujahideen）如何使用美国提供的防空导弹扭转战局，这是世界上关于这个内容的最早报道之一。在适当的高科技工具帮助下，一群穷困破败的游击队员把世界第二大超级帝国弄得进退两难。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回想一下也让人深受鼓舞。当时，路易斯是和一帮非专业战士从巴基斯坦徒步走到战争前线的。
最后，他在阿姆斯特丹安定下来。那里物价便宜，交通方便，其他条件也很舒适。尽管路易斯原则上反对荷兰的类社会主义福利系统，但他特别喜欢荷兰大都市闻名遐尔的宽容的生活氛围，在咖啡馆里大麻可以公开出售。他的父亲生于意大利，因此他也可以称自己有权在欧洲工作和生活。
和约翰·普朗奇特一样，路易斯也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了真实投资公司的广告。在俯瞰塞纳河的办公室里，约翰为客户期刊设计徽标，而路易斯则每两周一次从阿姆斯特丹飞过来，从全球各种媒体上挑选新闻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