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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翰·普朗奇特一样，路易斯也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了真实投资公司的广告。在俯瞰塞纳河的办公室里，约翰为客户期刊设计徽标，而路易斯则每两周一次从阿姆斯特丹飞过来，从全球各种媒体上挑选新闻故事，并撰写社论，其目的是打消真实投资的客户所持有的狭隘偏见。比尔·西格尔喜欢强调国际投资的价值；当世界经济正经历如此激动人心的变动时，美国人没必要把金钱闲置在国内证券上。
有一天，路易斯在安茹河岸边碰到一个端庄漂亮的女人，她正经过公司的办公室。就那么擦身而过，其实不太可能留下印象，但他的确留意到这个女人。“我身上的确有种引人注目的东西，”简·梅特卡福（Jane Metcalfe）后来回忆道，“我从来不会不留痕迹地经过。”
没多久，她又遇见了路易斯，那是一次聚会，他们都坐在地板上，从一种麻醉剂管子造的烟斗里抽大麻。她很快对路易斯有了好感。这人嗓音柔软，但语气却坚定有力。他周游过世界，又有自己的主见。他的看法不是报纸评论里的那种陈词滥调。但更重要的是，他似乎对社会压力具有某种免疫力。他沿着自己画的路线图前进，这正是她早已立下的志向。
《连线》 第一部分第一章 从零开始（3）
在圣路易岛的时髦美国人中，简·梅特卡福有时候会被误认为有钱人的后裔。“她的爷爷拥有一条铁路，”一个仰慕者在她离开很久以后回忆道，“她父亲是一个普林斯顿人，拥有一家银行。”不过，这些描述都有问题。在简出生时，梅特卡福家族已经衰落。简年轻的时候，她母亲一直待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院，而她父亲又是一个生活奢侈的人。她是由忠心的奶妈带大的，住房和伙食就是这个好人的大部分收入。不过，简天生自信活泼，在路易斯维尔学院（Louisville Collegiate）——肯塔基州的精英中学，她获得了奖学金。在学校穿校服，下了课穿白色网球服，这就解决了服装问题。简是班长，还出任曲棍球队队长。她在路易斯维尔的朋友大多认为，她日后会离开这个城市，在外面镀一层金，获得一点社会资本，然后就会回到城里嫁给一个有钱人。不过，她却在科罗拉多大学拿了一个政治学学位，然后去了巴黎，并且拒绝回老家。
她铁了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另一方面，路易斯维尔当地的价值观某种程度上和巴黎的价值观差别不大。人们奇怪的是，这个漂亮大方、勇于为任何事付出、有着富人后代传言的女人，为什么和那个离经叛道、职业混乱、不名一文的男人走到了一起。简的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朋友曾直言不讳地对她说，路易斯身上具有一个终生失败者的所有特征。“你可以找到比他好得多的男人！”但简没有这种俗套想法，她迷恋路易斯，不计较这些东西，或者她更多地想着，激情就是快乐。
和其他人一样，简也是看到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后才来到位于安茹河岸37号的大楼工作的。很快她就往返于巴黎和日内瓦，运送资金，她的工作是负责一定数量的确认函件。最初她仰慕西格尔，认为这人挺有魅力。“他的想法非常全球化。”后来她说。在寄给比尔·西格尔的客户的信件上，简签上自己的名字。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收到了您寄来的款项。”“款项已经汇到您的账户里。”不过，她知道，像第二句这样的声明有时候是假的。卷入业务越多，她越发担忧。她知道事情的结局会很糟糕。简最后离开了，在一家酒店供应商那里做了一名销售人员，这时她24岁。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在《全球扫描》的一篇社论里，路易斯·罗塞托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罗纳德·里根总统，因为他大幅增加军费开支，造成赤字，这是一种中央集权式的经济政策。与这类政策为敌的路易斯，会本能地跳出来表示反对。但真实投资服务所面对的那些蠢材客户，却是保守主义的良民，里根是他们心中的英雄。但路易斯把《全球扫描》当成了一个宣扬自由经济的独立发行的手册，而不是什么商业印刷物。这种越来越直接的揭露，将惹恼的不仅仅是比尔·西格尔，还有更重要的敌人。社论激起了强烈的抗议。比尔和路易斯相互咆哮几分钟后，路易斯被炒了鱿鱼。约翰·普朗奇特也在同一时间离开了真实投资，回到美国。
这是1985年。35岁的路易斯即将进入这样的年纪：世界巡游的生活方式似乎将持续一辈子，年轻气盛的流浪会变成习惯性的无家可归。在离开真实投资后，他选择了两个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行动方向。他买了一张去南非的票，那是他一直想要去的地方。这看起来很能体现他的个性，另一个举动却不那么独特，他应聘了一个正当工作，为Ink Taalservice编辑技术性文档。这是阿姆斯特丹一家小型翻译和技术类出版社。Ink给了他一个录用通知。路易斯请他们给予几个星期的考虑时间，然后飞往开普敦。
南非当时的状况非常紧急，黑人居住的半自治区发生了暴力冲突。但路易斯沿着海岸开车，从开普敦一直到德班，沿途带上他看到的所有徒步旅行者，这个租来的小车简直成了一辆公共汽车。有时候每个椅子都坐满了人。搭便车的有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组织者，他们向路易斯解释俄罗斯战胜美国的必然性。搭便车的还有黑人士兵，他们刚从安哥拉回来，T恤上写着“我杀死了恐怖分子”。可能是他的外国人身份压倒了他的白人身份，也可能是他对社会压力和暗示具有天然免疫力，总之他在凶险中安然无恙，换了更加敏感的人，肯定会吓个半死。当然，也可能仅仅是运气帮了忙，政治仇恨的浪潮在他身边绕了个圈但没有走得更近。不管出自什么原因，路易斯觉得危机中的南非其实非常好玩。人们友好热情，自由地表达意见。乡间景色美丽，城市看起来也很安静。城乡之交的波西米亚生活，他曾经经历过，也是自由懒散，不被打扰。他待了三个礼拜，盘算着自己要不要回欧洲去。
在媒体上看到的南非报道，和他亲身经历的南非存在巨大差别，这让他印象深刻。在Ceskei有色人种居住区，路易斯来到靠近印度洋的圣约翰港小镇，它在约翰内斯堡的正南方，曾是一个旅游胜地。不过由于它当时属于一个名义上独立的黑人共和国，所以也没有游人喜欢去。大部分白人都逃了。路易斯开着车一路向前，有时候就他一个人。一群小孩从侧面跑来，每人都把紧握的拳头变成张开的手掌，反复做这个动作。他怀疑这是某种政治暗号或在乞讨。镇子四分五裂，但非常舒服。印度洋很温暖，啤酒便宜。后来他知道，小孩作出那些手势是向他兜售一种南非烟——一种不可思议的烟草，只要几分钱。这一切慢慢渗入路易斯的脑中，他开始思考，到底要不要留在那里继续晃荡？总有办法能弄点钱生存下来，比如给外面写写关于革命的新闻报道。
他开车去了离小镇几公里远的一个地方，有个白人在那里有间小农舍，满屋子的现代电器，还有高科技立体声设备。路易斯到那儿时，这个男人正飘飘欲仙，他把一块砖掏空，做成了一个烟斗。
路易斯告诉这个毒品贩子，伊丽莎白港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建议他随身携带一把枪。但路易斯却把这话当成耳旁风，一路开到圣约翰港，还带着一大帮搭便车的乘客，从没受到什么犯罪分子的侵犯。毒品贩子对这个房产经纪人的话嗤之以鼻。他说，自己离家时从不锁房门，犯不着带什么枪。“你自己决定，要不要相信这种伪劣故事。”他一边说，一边抽着大麻。
路易斯并不羡慕这个家伙，但他知道，在这种半灾难半天堂的边缘地带，你可以获得很多自由，尤其当你对大部分人当作真事的想当然观点毫不在意时。毒品贩子在紧张局势中过着轻松生活，这意味着某种最终成就，也是这条路的尽头。第二天早上醒来，路易斯决定回阿姆斯特丹。许多年后，当他违反某些微小的商业伦理，从同事或合伙人那里看到惊诧表情时（当然他很少留意这种表情），他会感叹道，他们的视野怎么如此狭窄，他们干吗要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呢！
《连线》 第一部分第二章 信念如同福祉（1）
他一生都在追求一种自由、民主、受大众欢迎的媒体……他们没有办公室，没有收入，也没有人为那一长串账单付账……他俩坚信事情很快就会有进展，这信念如同随身的福祉，这信念也让他们有理由赢得朋友的帮助。
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往往在故事开头就父母双亡或被剥夺了继承权，商人则是被炒了鱿鱼。路易斯·罗塞托在Ink的新工作，本是撰写Fokker 100的资料，这是一种新型双引擎喷气式城际飞机。不过他刚在公司露面，Fokker计划就给取消了。路易斯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当初他在荷兰自我学习时，阿姆斯特单五花八门的公共服务为他提供了生活保障；现在，荷兰严格的劳动法又一次帮了他的忙：老板若要随便开除全职雇员，不可能不受损失。要解雇路易斯，Ink得赔偿一笔费用。他们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哄”着公司的电脑打印机，让它规规矩矩地打出东西来。在桌面出版软件诞生之前，这是一项谁都头疼的艰巨任务。
出生于荷兰代夫特市的彼得·鲁顿（Peter Rutten）是一个深色头发、喜爱思考的作家。他正忙着为荷兰防洪控制系统的计算机编写说明书，看到路易斯对工作的那种热情和投入，他都惊呆了。这些工具即将过时，谁会真正关心打印的效果，关心出来的字体、字号是否每一个都准确无误呢？但路易斯的脑袋总在想着打印机，他那种专注简直是非理性的，好像在和谁较劲一样。
开始鲁顿以为这就是美国人的特点，是一种工作伦理，如果他实现自己的梦想，移民到美国，肯定会看到同样的人。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路易斯不懒，他也不代表那种雄心勃勃的人，也不特别在意老板的评价。他的目标完全不同：他认为廉价的出版机制将改变世界。
其他人根本弄不清路易斯所说的这种革命是什么意思。鲁顿惊讶地发现，他的新朋友对荷兰年青人中那些标准进步思潮没什么感觉。比如，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遭到欧洲各地的抗议谴责，关于这个国家的悲惨前景已经成为某种常识。但路易斯嘲笑鲁顿，说他真可怜，接受的观点都是二手货。路易斯说，南非不同种族之间存在一个友好感情的蓄水池，这个国家的未来并不像媒体描绘的那样黯淡。路易斯讨厌主流媒体，认为它们的劳动产品（他就这么称呼）是残次品。南非并非处于末日边缘。
鲁顿无法赞同这样的观点，但他也感到路易斯的想法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东西，仿佛置身于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或保守思想的外面。他们俩常常一起待到很晚，鲁顿也跟着路易斯学“巫术”，掌握如何控制那些桀骜不逊的打印机。在其他人离开办公室后，他俩把废旧易拉罐当球玩，在运河沿岸烟雾缭绕的酒吧里沉溺于政治争论。鲁顿逐渐开始认同路易斯的信念——新闻将采取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这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想法，尤其对这个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荷兰人来说。因为荷兰的报纸和杂志都是小机构，由小团体控制，这种发展速度不可能吸引天才人物加入。欧洲一直经历某种衰退，穿越国界的电话花费不不菲，小孩子穿的夹克纽扣上写着“没有未来”。也许，他们在Ink学习使用的桌面电脑，真的能改变世界。至少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路易斯整个星期都在阿姆斯特丹，扑在新工作上。但每周五晚七点左右，他会开车去巴黎，行程600公里，一般在午夜前到达。如果简和朋友吃饭没回，路易斯会在外面的院子里，趴在他那台老标致汽车里睡觉，简回来就叫醒他。两人的关系仍然不怎么明确，因为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而她也从不缺有趣的朋友。不过，一旦他们碰面，通常都会整宿待在一起，在破晓时睡觉，到黄昏时起床。
对简来说，法国首都的魅力正在逐渐消退。她曾在自己精致小巧的公寓遭到两次抢劫，而手头的工作好像也没什么前途。在路易斯的多次邀请下，1988年春天她决定到阿姆斯特丹试一试。最初她想在时尚业工作，不过荷兰时尚业那笨拙的剪裁、单调的颜色让她很郁闷。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路易斯说他需要一个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