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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发生，直到深夜才发现革命正在进行。此时，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正在闹市区的旅馆里做客，又唱又喊，欢庆胜利。
在美国领事馆内，代总领事罗伯特·墨菲，正在草拟一份发给国务卿的电报：
……据希特勒说，这届政府的任务是向柏林进军，于１２时发动进攻；他宣称，至拂晓，若不是新国民政府的建立便是他的死亡……当墨菲未获准用密码发电时，他要求亲自会见希特勒。“经数小时舌战后，我终于于凌晨３时见到了希特勒。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不能发电。那时，我提出了抗议，但也是个形式而已，因为我已派人坐车至斯图加特拍发此电。”
对那些反对政变、被从家里拖出来充当人质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有些人因姓名像犹太人的姓氏从电话号码本里找出来的，家里也受到了褐衣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开进了慕尼黑《时报》属社会主义者，不由分说便捣毁印刷机。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在军区司令部里，很明显，三政治巨头已自食其言好像谁也不记得誓言是在胁迫下立的，事态已无法控制。施勃纳·里希特带着仆人埃格纳外出寻找赛塞尔，却无法找到他。回来后，他们发觉希特勒“有些沮丧”。
埃格纳被令带罗森堡前往一印刷厂，印刷由主要的伙伴们签署的新政府的告示。完成这一任务后，罗森堡便前往《人民观察家报》，为次日的报纸赶写社论。在这篇题为《为德国人民的号召》的社论中，他要公众，将埃伯特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死是活”，交给“全国人民政府”。
埃格纳回到军区司令部后，他的雇主便令他回家取香槟酒和食品，并转告施勃纳·里希特太太，“一切进展顺利，不用担忧。”形势正在恶化。罗姆终于对隔壁房间起了疑心，逮捕了值班军官。他并下令逮捕大楼内的所有军官，却走漏了诡计多端的施万德纳少校——在完成了调兵至慕尼黑的任务后，得一文职人员的警告，就在警戒圈布设前，溜出了大楼。
在冯·卡尔委员办公楼里，起义部队进展也不顺利。从啤酒馆脱逃出来后，卡尔曾来过办公楼，发现粉碎起义的机器业已开动。可以理解，他并未着手阻止这些措施他刚收到愤怒的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命令：“不借一切代价，粉碎此次运动。必要时可用兵。”而是在协助指挥大楼的防务，尽管罗斯巴赫及其千名步校士官生不断进行威胁恐吓。本来革命军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执行鲁登道夫“不管代价如何”拿下大楼的命令取得重大胜利的，但是，士官生与警方只在那里对峙，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开火。谁都不愿流血。士官生不想朝警察开枪，而众多的警察也与士官生军一样，相信希特勒。他们不时进行谈判。后来，主张采取行动的罗斯巴赫不耐烦起来，朝士官生喊道：“什么？还在这里谈判？你们明明知道鲁登道夫的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还举棋不定？下令部队开火！”
最后，士官生进入阵地，伏击队则以半圆形阵势，在机枪队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警方建议，请三名叛军进楼议事。士官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提出，如三人在１０分钟内不出来，他们便开始进攻。１０分钟过去了。学生军正准备进攻，突然传来一道命令：“各连，后撤”
士官生连忙后撤，包围告吹。由于执行命令不力，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希特勒的部队不太愿意向原想争取过来成为同盟军的警方开火。士官生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冯·卡尔在关键的几小时内围困起来罢了，士官生一撤，卡尔便离开了大楼，前往１９团驻地与洛索夫和赛塞尔汇合。
当军区司令部里的人们获悉，冯·洛索夫将军于凌晨２时５５分向“德国所有无线电台”发出下述通电后，原来所抱的一线希望，即三政治巨头不会公开反对起义，也就破灭了。电云：
冯·卡尔州委员、冯·赛塞尔上校和冯·洛索夫将军业已镇压希特勒起义。枪口下发表的支持无效。请勿误用上述人名。
冯·洛索夫
在１９步兵团团部，卡尔正伏身在扶手长椅上，草拟将在全城张贴的公告。他终于草就了一份人人满意的告示。他说，欺骗，将德国的觉醒变成了令人作呕的暴力。“若让盲目的反叛得逞，巴伐利亚将与德国一起，被抛入深渊。”他下令解散国社党和其他右派组织。他宣布，起义的负责人将“毫不留情地受到应有的惩罚”。对卡尔委员而言，这是个漫长而痛苦的夜晚。
直到清晨５时，三政治巨头镇压起义的消息才得以证实，并传到了军区司令部。消息是由被废黜的步校指挥官送来的。他遗憾地告诉希特勒，三政治巨头并未遵守誓言，因为那誓言是在枪口下立的。冯·洛索夫将军将武力镇压起义。如果希特勒确曾大吃一惊，他也未溢于言表。他对同伙发表了长篇演说，结束时，他宣布，如果需要，他决心战斗到底，与事业共存亡。在征得鲁登道夫的同意后，他命令施勃纳·里希特带上其仆人他已取香槟酒和食品回来，寻找他们委派的新总理波纳，令他带上一支“奥贝兰”部队，前去夺取警察总部。波纳高高兴兴地率部出发，且信心百倍。他只与一同伴步入警察总部。当他们走进主事少校的办公室时，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他们被捕了“如遭棍击”。波纳先前的助手弗里克早已被扣押。
此时，希特勒、鲁登道夫与其他参谋人员，正在返回啤酒馆的途中，只留下罗姆及其部下镇守军区司令部。希特勒虽被搞得丧了胆，但仍未放弃起义。“如能成功，很好，”他阴沉地说，“否则，我们自己上吊。”那时，天还黑。希特勒下令让未据守据点的起义人员到啤酒馆大厅集合。当部队从四周涌进贝格勃劳酒馆时，下起了寒冷的雨雪。士兵们明白，情况已经不妙，却又不了解详情。即使如此，至少有一队冲锋队唱起了埃卡特写的《斯通里德》：“醒来吧，德国挣断你的锁链！”
天亮了，阴森、潮湿而寒冷。刺骨的雨雪仍在时下时停。起义部队人人脸上愁云密布；贝格勃劳酒馆大厅内，烟雾弥漫，又阴又湿。没有刮脸，也没有洗脸，士兵们便在里边吃早餐——咖啡、奶酪和面包。昨晚的兴奋和狂喜已烟消云散。有人宣布，三政治巨头已公开谴责革命，陆军不参加起义。另一人走上讲台，走上这一记忆犹新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高声斥责所有卖国贼——资产阶级和将军们。“向柏林进军”他喊道。厅里响起了零星的掌声。希特勒的律师汉斯·弗兰克觉得，这一建议“高度罗曼蒂克，非常不具政治性”。
起义的领导人全坐在楼上的密室里。鲁登道夫“脸上无一丝表情，稳如泰山，安静得怕人”，一边呷红葡萄酒，一边吃早餐。他身穿旧粗呢射击夹克，样子依然威武。然而，当他得悉洛索夫已公开谴责新政府时，他的信心也就消失了。“我永远不再相信德国军官的话，”他喊了一声，之后便缄默不语。
午夜时看来如此成功的政变，在日间的寒光中便成了泡影。希特勒的下一步计划表明他是何等的绝望。他令“战斗同盟”的一支部队前去夺取警察局，并营救被囚禁的波纳。他继续作出似乎还有希望的样子，派出一支冲锋队前往犹太人开的“帕卡斯”印刷厂，将一堆堆刚印好的贬值后的纸币全部没收在德国，每个革命者都要领薪。总数为１４６０５百万兆马克，根据德国人的做法，帕卡斯兄弟得到了一张收条。
到此时，更大量的起义部队坐着卡车从外地赶来。他们又湿又冷，筋疲力尽，但精神抖擞，根本不知道事态已转变。兰舒特来人最多；在开往慕尼黑的半途，他们碰上了一车警察，彼此还互喊“万岁”。他们的领导人是吸毒者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他坐在首车的驾驶室内，沿着平静、繁忙的街道前进。不知谁喊了一句，说大家跟平常一样工作。“这不是革命。不对劲。”
“看看再说，”斯特拉塞说。到酒吧间后，戈林上尉告诉他，“那些家伙”自食其言，不遵守对元首所作的保证，但人民却仍支持元首。“我们要整个儿重来。”接着，一个身材又矮又胖，头顶光得发亮的男人——那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突然闯进啤酒馆，代表希特勒向众人说明情况。他手持鞭子，指手划脚，用肮脏的语言和宏亮的声音向众人讲话，企图给大家打气，激发众人的热情。没有武器的人领到了武器。于是，众人再次上车，奔赴各自的岗位。
此时，受希特勒之命前去夺取警察局的“战斗同盟”所属部队，业已开回军区司令部大楼——未完成任务。为了避免交火，在离开警察局前，他们曾与警方争论了几分钟。希特勒将营救波纳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忠实的卫队。这支身强力壮的部队于上午９时３０分抵达警察总部后，立即架起机枪，对准大楼，好像要发动猛攻似的。但是，叛乱者还是不想流血。他们奔回啤酒馆——任务依然未完成。几分钟后，他们又被分配去执行另一项较容易完成的任务：逮捕拒绝在市政厅上空升起字旗的、马克思主义市政议员们。
他们冲开一条路，进了旧议会大厦。他们的领导人，即那位抽烟斗的人物，把议会室的门推开。他手持武器，高声喊道，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将被逮捕。外面，在马里恩广场上，据他自己说，一大群人“以讥讽和谩骂迎接议员们的出现。事实上，他们是靠我们这些军人的保护才免受群众的袭击的，否则，伤亡在所难免。经过我们诸多帮助后，他们才得以安全上车”。
当这些卡车朝啤酒馆开去时，演讲者开始向人群演讲。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致使开往森德林的六路电车竟无法行驶。主要的演讲人是施特莱彻。事实证明，他比议会大厦大钟上的旋转数字更具有吸引力。此时，广场上字旗林立，党旗也在市政大楼上空飘扬。
这次起义的特点是，双方都混乱不堪和犹豫不决。在市内的某些地方，市警在撕毁起义军的标语口号和逮捕叛军；在内城，叛军却在逮捕市警和撕毁政府谴责起义、宣布解散纳粹党的告示。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闹市区伊撒河上的大部分桥梁，包括联接市中心和啤酒馆的路德维希大桥在内。在博物馆大桥附近，市民们在盘问年轻的起义者。“你们在街上玩弄如此危险的把戏，你们父母同意吗？”有个工人大声问道。１０人小分队腼腆地奔回啤酒馆去了。
在伊撒河另一座桥头，在兰舒特来的人中，谣言四起，说“情况不妙了，肯定有人搞出卖”
第二部 “混沌萌芽中，道已存在” 啤酒馆起义（5）
他们的恐惧不是不无道理的：上午１０时，身穿绿色制服的士兵，坐卡车赶到了。他们是邦国防军，一到，便架起了两挺重机枪。由于上司的命令是不要开火，所以起义部队没有动手。邦军的上司也有令，叫他们原地待命。这样，双方便在那里对峙。
在啤酒馆里，叛军的头目们在争论不休。曾在鲁登道夫手下服役的赫尔曼·克里贝尔上校主张将部队撤至德奥边境的罗森海姆，因为在那里他们有可能将当地的右翼激进分子争取过来。戈林同意这一意见。因为这是他的家乡，他保证说，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希特勒，他们可在那里补充兵员，重整旗鼓。“运动不能在某条黑暗的乡间小巷里的沟内结束，”鲁登道夫讽刺地反驳说。这该由希特勒作决定。他犹豫了片刻。由于他生性就是个赌徒；长期游击战这个前景并不使他感兴趣。他要的是一举成功或失败。所以，他否决了克里贝尔的计划。
街上的形势更加恶化了，但他们仍在争论不休，一直拖到近中午。在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也被陆军和警察包围。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战斗同盟”里较老的成员并不急于开火，但罗姆手下的１５０名士兵却求战心切。
政府军攻打罗姆的消息传至贝格勃劳酒馆后，争论便结束了。很明显，起义部队如不立即动手，就得可耻地投降。据鲁登道夫说，将部队开至慕尼黑内城去营救罗姆的主意是他首先想到的。“我们步行！”他说。假如说主意是鲁登道夫出的，那么，主意的实施则是希特勒式的——宣传性质的游行，显示威力，动员市民支持起义。“我们进城的目的，”希特勒后来作证说，“是要把人民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看看